郑氏南湖记

郑氏族谱

莆田郑氏谱牒，纷繁杂出，古今版本不虑十数种，其中对于历史人物，世系年代，自说自话，故作为一宗一族内传承之家谱，外人毋庸置喙，妄议真伪；然以之作为历史铁证，否定众多史志记载、先贤著述，以致割裂一郡文化教育渊源之证据链，并辄以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为说辞，这是让人无法接受的。

持郑露等“南湖三先生”为唐人者，全然不顾自家郑氏谱中的那些相反记述。我们已知宋代《莆阳比事》中“干戈不动，弦歌相闻”条所载“梁陈间，已有南湖先生郑露书堂”等内容文末注明“以郡志、郑家谱参出”，说明李氏撰《莆阳比事》时看到的“郑家谱”在郑露的生活年代上与郡志记载并无龉龃，否则必有说明。

目前从郑氏家谱中可以看到的早期名人文章，有宋代郑樵的《荥阳家谱前序》（又称《荥阳郑氏家谱序》）、元代郑旼的《南湖祠堂记》以及明代的一批名人文章，但都不能推出郑露是唐朝人。

郑樵的谱序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氏族之学的讨论，他指斥《唐书》宰相世系表对郑氏宰相世系的颠倒歪曲，也批评族人盲目附会自家祖先来自光州固始。文中指斥《唐书》作者“取私家无凭之书，以为公家定著之籍”，同时也对流传的郑氏族谱可靠性提出怀疑。值得注意的是郑樵谱序，其中几种版本落款，或作“过江二十九代孙夹漈郑樵述”，或作“过江二十九代孙浔阳郑樵谨序”，而不是“浔阳十二世孙郑樵序”。所谓“过江”也就是《八闽通志》卷34记载的“梁陈郑露，字恩叟。其先出荥阳，过江入闽”事。梁朝始于公元502年，郑樵卒于1162年，相隔660年，若以代数衡量，完全符合29代之数，这就使得持唐人说者无法自圆其说，才把29代改成了12世。

再看元代郑旼的《郑氏南湖记》，碑文中写道：“郑稑尝语予：祖有自莆入建者。予曰：吾祖也。每念未阅其谱。至正壬寅，藩于莆，访其子孙。族之老者，前致词曰：‘郡之南山广化寺，即祖露公兄弟之故居，寺有祠仅存。’予涓日谒祖，阜命以状来。按状：晋永嘉中，刺史昭公入莆，爱其南山，遂迁祖坟于山阳南湖上。梁陈间，太府卿露公、中郎将庄公、别驾淑公，偕庐山墓侧，架书堂卜居焉，乡人号南湖三先生……”本文落款是“资善大夫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兴泉分省左辖十六世孙建州浦城旼谨撰，元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十月□日左丞贡士稑献可等立。”本文是元至正间福建建州浦城人郑旼任福建行中书省左丞、兴泉分省左辖时所撰，文中告诉他浦城郑氏来自莆田，并为其文勒碑的人叫郑稑。《八闽通志》载：“郑旼，字德华，浦城人。历翰林国史院检讨。至正中,为福建行中书省左丞。旼醖藉儒雅,巡历所至,兴学劝士,舆论归之。”郑稑,号宗湖,莆田人，元统三年（1335）乡荐第一（解元），有诗文传世。《全元文》《全元诗》均录有其诗文。

明代探花林文作于“成化十年岁次甲午十月望日”的《重建南湖郑先生祠堂记》开篇则直接写道：“吾闻有硕儒郑露，偕弟庄、淑三先生，在梁陈间，自永泰入莆，因祖坟于城南凤凰山麓，构书堂于南湖之上，讲圣贤之道，以倡莆人学，时称为‘南湖三先生’。”

明代南湖郑氏族谱流传较广，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凌迪知将数十家谱姓书“合而为一”，编撰了一部集大成的姓氏学专著《古今万姓统谱》。其书记曰：“郑露，字恩叟，其先出荥阳，过江入闽。远祖昭尝过泉之莆口，爱其风土，因迁祖坟于南山葬焉。至陈时，莆犹未为县，人不知儒学。露与弟庄、淑自永福徙莆，庐护墓侧，卜居南山之胜，构书堂以修儒业。后因舍书堂为永丰庵，又舍所居为金仙庵，别架小书堂以居。自露倡学后，莆人始兴学，号为南湖三先生。按郑氏家谱称露为隋太府卿；庄，中郎将；淑，别驾。”可见凌迪知是看过明代郑氏家谱的，但这时的郑氏谱已把南湖三先生挪至隋代，但还不是唐代。

迨至明末清初，莆田郑凤超重修族谱时，开始力主南湖三先生为唐朝人。本来史籍中只泛说三先生是“梁陈”时人，无具体生卒年月，郑凤超之后，不但三先生有了明确的生卒年月日时，世系也编造得十分完整。但这些杜撰的谱系，难免露出破绽。如梁陈的南湖“三先生”，改为“伯纯、伯雄、伯良”三人，为了世系不断裂，又给伯纯编造了一个儿子“郑膺”。据已发表的文章和《南湖郑氏通书》解说：“广化寺大雄宝殿走廊石碑文中记：‘刹创自隋唐地为南湖郑氏所舍其兴造起’、‘创造佛宇福等无量今日之举宜膺崇报余曰余之’。也就是说隋唐兴造广化寺其地为南湖郑氏所舍，创造佛宇福等无量，今日崇拜报恩膺公实为合宜之举，今后还应如此。史实证明了有名的南湖郑氏膺公献舍为庵之举。”这个第52世孙（入莆13世）的“郑膺”就成为了献地创建广化寺的真正功臣，地位显耀。

查这通尚存广化寺的清康熙三十五的碑刻，郑振满、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收录的这段完整文字如下：“是刹创自隋唐，地为南湖郑氏所舍。其兴造沿起，前人记之甚详，不待更为叙述。独是年久蠧深，日就倾废。一日，余导从过，诣其所，叹曰：‘是殿不修且坏，愧余无力，不得如前人发大愿，成高构，然安忍见其风雨飘颻，浸淋宝像？苟为日久，势必不复有广化禅寺矣。’因自忖度，天下事患不为耳，为之未有不可成者。于是鸠工庀材，计日程事，捐积岁俸资以给之，不足则募之诚心诸君子以继之。经始于康熙壬申年仲冬，讫工于乙亥年腊月。殿宇以及廊庑，俨然仿佛于前观矣。佛殿既成，更为葳饰宝像。又思广化大寺之外，其旁尚有小南山、法海二小刹，僧众前此分别门户，产地斋粮不相统摄，今特示以佛家矩度，令其大众早晚俱至大殿功课，二时合席。现在所有田业，尽归常住，一依丛林规矩。且欲更延道德大师敷演教法，威仪齐整，器钵无声，庶禅门重振，共守清规，所谓三代礼乐，其在是矣。或谓余曰：‘由来创建佛宇，佛算无量。今日之举，宜膺崇报。’余曰：‘余之为是，盖出于一时目触，有不忍舍去之心，非有私求祷也。’今幸而竭余愿，力回轮奂之观，俾自兹以往，永永祝圣人寿，为莆人祈告……”文中的“余”是时任福建兴泉总兵王万祥的自称，有人夸奖他主持重修广化寺，是立了大功德，故“宜膺崇报”，即将来应会得到感恩厚报的。“宜、膺、崇报”这几个词在古籍中都很常见。“膺”是接受、承当的意思，《尚书·武成》“诞膺天命，以抚方夏”，《传》曰：“膺，当也。”现在还常用“荣膺”一词。“崇报”就是厚报先人，如《旧唐书·礼仪七》：“所以禽兽之情，犹能知母；三年在怀，理宜崇报。”又如《大清会典则例》卷84：“国家效忠宣力之臣，勋绩懋著，必膺崇报之典。”后人为了编造世系的需要，竟由“宜膺崇报”解读出一个名叫“郑膺”的祖宗，这恐怕是碑作者王万祥所始料未及的。

正因为郑凤超重修的郑氏谱漏洞百出，后代郑氏对南湖三先生的记述仍各说各话。如乾隆年间郑远芳（芷朋）的《南山志》云：“南山去城南五里，又名凤凰山……梁陈间，硕儒郑露，偕弟庄、淑三先生，自永泰入莆，因迁祖坟于凤凰山麓，以其山水之秀，构书堂于南湖之上，讲圣贤之道，以倡莆人学，时称为南湖三先生。”民国三十八年（1949）南湖修谱办事处编印的《南湖郑氏族谱》，全谱基本采用郑凤超构建之谱系，但谱中又多引梁陈郑露史料，如卷首的“古迹”之“南湖三先生书堂”云：“在广化寺中，梁陈间邑儒郑露偕弟二人曰庄、淑，家于此，后感异梦，以其地舍归释氏……”另“南湖书院”条亦介绍说“陈永定二年建”。所收之祝允明（枝山）《湖山草堂铭》文仍谓“莆之学，自昭之孙露始，……当时所谓南湖三先生者也，时在梁陈。”还有郑纪《家谱引》之“梁陈间露、庄、淑三公，始著姓于莆三邑之郑”等等。而迁居莆田南湖的始祖，究竟是郑瀚（郑昭下7世）还是郑露（郑昭下17世），竟相差十代之巨。

关于张琴的《莆田县志》，除“通纪”“儒林”二处述及郑露是唐朝人外，在“古迹·湖山书堂”条、“寺观·灵岩广化寺”条、“祠宇”之“梁陈郑南湖三先生祠堂”、“墓域”之“梁陈太府卿郑露墓”、“六朝古迹”之“湖山书室”、“轶事”之“湖山书堂”、“莆为文物之地”等，皆谓郑露是梁陈间人。只是张琴的《莆田县志·氏族》与单行的《莆田姓氏志》又皆载：“陈隋时，郑露、郑庄、郑淑，兄弟三人，由永福入莆，筑庐墓于南山讲学，子孙科第极盛。”由“梁陈”而“陈隋”，或者是一种折中。

中国谱牒之学的大盛，与魏晋时代的门阀制度有密切关系。门阀制度下，任人唯亲，选拔官吏，搬出族谱，出身名门，则仕途无忧。名公巨卿家族往往高官厚禄，数世不衰。自魏晋以后，许多士族门官都以祖宗门阀之显赫互为夸耀，由此助长了后代族谱攀附或捏造祖宗的风气。唐代颜师古在《汉书》注中，两度指出不能轻信私家之谱，如在卷75《睦弘传》注中说：“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宁足据乎？”明末学者黄宗羲也指出：“氏族之谱，无论高门悬簿，各有遗书，大抵子孙粗读书者为之，掇拾讹传，不知考究，抵牾正史，徒诒嗤笑。”（《南雷文定三集》卷1）朱维幹在《福建史稿》中也强调了以上先贤治史之告诫。莆田“南湖三先生”若判定为梁陈时人，则其身份只能是“邑儒”，即使是唐代得到“表赠”官衔，仍不够显赫，这大概是明清以来一些郑氏族人坚称南湖三先生是唐代真官贵宦的用意所在。(刘福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