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红

十岁那年，家里二十多平米的泥草房早已破旧不堪，小的已容不下六口之家，父亲便在镇上买了新房。其实所谓的新房是一间旧校舍。那会儿，全家只有当教师的父亲一人工作，我们兄妹四人前后步入了校门，家里的日常开销日益增加。东拼西凑，买房子的钱也没有一次性付清，每月要从父亲的工资里面扣除一部分，仅有四十元的工资实在是杯水车薪，生活捉襟见肘。

记得那时，没有新衣服穿，更没有现在孩子所谓的零花钱。暑假完成假期作业，几个玩伴就开始疯玩踢毽子、丢沙包、跳皮筋等游戏，个个热得脸上“冒油”，卖冰棍的吆喝声，总是那么富有磁性地吸引着我们的味蕾。然而，更多的时候，看见卖冰棍的也只能目送远去。有时母亲实在不忍，给五分钱买一根冰棍，舍不得一口咬下一块，就用舌头舔着吃，贪婪高兴的样子，就像一只馋嘴的小花猫。直到剩下一根瘦弱可怜的木棍了，也舍不得丢掉。那是极其奢侈的幸福，在当时成了心里最大的满足。

那时，在我家旁边不远处，有一家冰棍厂，每天一大早就有很多人去进冰棍卖。他们推着自行车，后座上放着一个四方形的泡沫箱子，每根冰棍进价三分卖五分。看着每天冰棍厂门口挤满了进冰棍的人，我便有了卖冰棍的想法。父母说我太小不同意，固执的我执意央求母亲为我准备卖冰棍的箱子。

据说他们用的泡沫箱子，是当时卖冰棍保温效果最好的“器材”。我没有那样的泡沫箱子，我的冰棍箱子是木制的。听说是奶奶留下的，用来储藏小杂物的一个红木的大匣子，大概五十公分长，三十公分宽，上有黄色的铜锁，侧面两个铁的折页方便于打开匣子。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卖冰棍的“器材”，红木质的周身已经褪去原有的颜色，黑乎乎的，又沉又笨拙。我一门心思想卖冰棍，还是坚持让母亲给红木匣子做好了保温的细节，里面用塑料包上一层棉絮，以便延长冰棍融化的时间，匣子外面两端系上两根约五公分宽、厚的布条带背在肩上……

我的冰棍箱子小，这取决于我的身高和力气。别人的箱子能装五十、一百甚至两百根冰棍，因为他们有自行车代劳，可以以比我快好几倍的速度抢先到达想去的地点。那些好卖的地方都被他们抢占了，卖没了他们还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再装一些去卖，不用担心冰棍化掉了可惜。而我的箱子只能装三十根冰棍，我走得再快，也无法延缓融化的时间。

小时候，我性格内向胆怯。不知道我是怎么张口喊出第一声“卖冰棍”的，嗓子发紧，声音小的只有我自己能听见。脸颊发烫，可想想箱子里的冰棍，我又开始紧张了，在没人的地方我就偷偷地尝试，放开声带就像一个歌唱家为了一次演出练声一样，一次次演练。我想喊出最洪亮好听的声音，让箱子里的那些冰棍都尽快找到“收留”它们的人。然后，我揣着那些五分一毛的“战利品”凯旋而归。

一路上，我知道我不能吃掉它们，否则我不仅得不到我的“战利品”，而且还会失去原有的本钱。于是我就开始大声吆喝：“卖冰棍，鸡蛋换冰棍了。”结果我的冰棍不仅没有变成一根根可怜的木棍，还得到了特殊的“战利品”——鸡蛋。记得那天，我兴高采烈地把鸡蛋捧到母亲面前的时候，母亲一边给我擦脸上的汗水，一边把我拥在怀里。父亲下班回来，第一次表扬了我，说穷人家的孩子就应该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我高兴得就像路边开放的五颜六色的花儿，骄傲地绽放着灿烂的笑脸。

因为开学日子的到来，我的冰棍箱子不得不光荣地下岗了。那段日子，我没舍得吃一根冰棍，母亲心疼我特意给我买了两根。她说我挣的钱不容易，别人家的孩子都有自己喜欢的新衣服，就带我去服装店做了一套，那是我第一次穿新衣服。浅绿色的裤子，橘黄色的上衣，穿在身上，很是幸福，我拉着母亲的手，手舞足蹈……我想我一定是那株笑得最灿烂的向日葵。于是，就有了十岁之前，唯一一张记录我童年的珍贵相片。这是一张花了三毛钱拍的黑白照，一直被我珍藏在相册中。

直到后来，我才将喊出那声“卖冰棍”的勇气来源，归结为我舌尖对它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