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城厢区灵川镇东汾的五帝祖庙被福建省、莆田市和北岸管委会一同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可谓名闻遐迩。按照该祖庙董事会所编的《东汾揽胜》一书所言：“五帝文化绵延千年，纵横千里，全国各地有五帝庙1000多座，台湾省内也有200多座。近几十年来，通过对东汾五帝文化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有关专家认定，东汾五帝庙是福建省最早的一座五帝庙，也是台湾五帝的祖庙。”

《东汾揽胜》更指出，“国内外众多五帝庙的祖庙”“就是位于湄洲湾畔灵川镇东汾村的五帝庙”。而就其相近更小范围的则是，“每年正月廿日玉皇大帝郊游和五月端午节庙会期间，莆田、仙游、惠安等地信徒纷纷来此进香拜谒”。

由陈文通编著的《莆阳名胜寺庙楹联选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年12月，北京）一书中，把“主祀岳帝、五帝与五显灵宫大帝之神庙”同列为该书第五章，其所列举者有位于东庄、埭头、忠门、鲤城、枫亭、黄石、镇海等乡镇及涵江多地的相关神庙凡二十多座。

由载籍及民间言传，综合考量，“东汾五帝祖庙”之“祖”字所称，当不为虚妄。

常言道“神通广大”。就多神信仰的民间大众而言，其信奉的神祇，基本上属于“一专多能”。换一种说法，他们对于神祇的信奉总是呈现一种“含糊而清晰”或“清晰而含糊”的状态。所谓“含糊”，是指民众一般不去探究“尊神何来”，也不分辨其神的职司权限，而“清晰”则是指其对待神的心态，即“心诚则灵”、“有求必应”，举凡人生所能遭遇的一切吉凶祸福，只要虔诚致敬，顶礼膜拜，其所奉之神，均可积极回应，并给予满意的解决。正是基于此种“含糊”与“清晰”，各种民间的神祇信俗方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打而不倒，消而不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五帝信俗，亦复如之。

人类思维发展的方向，总是由“器”而“道”，之后才可能实现由“道”而“器”。中国人的五行观，也是由“器用”感性认知而抽象出“金、木、水、火、土”的概念，并推而广之，扩而充之，便有了五方、五色、五音、五伦、五服、五味、五路、五毒、五瘟、五脏、五官、五鬼、五通、五显、五帝等，不一而足。

东汾的五帝来历，抑或可作如是观？

关于五帝的来头，东汾五帝庙祖庙董事和相关人士，很是下了溯源的功夫。如《东汾揽胜》所云，“伏羲、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五帝，虽生于不同年代，活动于不同时期，但是他们都对国家、对人民有卓越的贡献，因而博得后人的崇拜和敬仰。从周代起，民间祭祀五帝与祭祀木火土金水五行神同时进行。五帝神化升天后称为天仙玉皇大帝，在民间逐渐地形成信仰。”

在这段叙述中，还有一句话非常紧要，就是能成为被人“崇拜和敬仰”的神祇，在其为人时，必须“对国家、对人民有卓越的贡献”。《重刊兴化府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之《礼记十一·群祀志》中，对“裴观察庙”的记述是这样的：“此宫本莆人祀裴公而作。后人杂祀他神，遂视为淫祠……今莆人思裴公之心未泯”，官府复之，“中祀裴公……余神可撤”。这里“视为淫祠”一语，所指即并没有“对国家、对人民作出卓越贡献”的“他神”。对于“他神”，若整座庙都是“祀他神”的，则整座毁弃；若为混杂其间的，则对混入其中的“余神”予以撤除。

与“淫祠”相对的是“正祠”。被列为“正祠”神的，都是对民生有功的，能“法施于民”“以死勤事”，能“兴云播雨以福佑百姓”的，列入“正祠”，享受祭献；而“非所当祭而祭之”，皆为“淫祠”。（参阅刘燕萍《神话、仙话、鬼话——古典小说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第一版）。

从东汾五帝祖庙的创建、沿革、祀典及其信俗活动考察，该祖庙当是符合“正祠”标准的。

在确认五帝祖庙的“正祠”性质之后，我们就可以接着来阐述祖庙祀典与当地民众生活的关系。

东汾五帝庙的重大祀典主要有二场。其一是元宵节圣驾郊游，该祀典宏阔、持久、隆重。其二是端午节化船消灾祈福，该祀典独特、专注、震撼。

端午祀典的独特性在化船，即送王船。

尽管“神通广大”，神职“一专多能”，但笔者还是比较关注其“专”的一面。

由乌丙安主编、江帆执行主编的《中国民间神谱》（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一书中，有专门介绍瘟神的。其大意为，瘟神又称五瘟神、五瘟使者，为主降瘟疫的鬼神。民间相传初为古帝颛顼的三个儿子死后所化，分别为疫鬼、疟鬼、惊小儿鬼。又后来演为五鬼，又称五方力士，在天为五鬼，在地为五瘟。唐代以后，五瘟形象明确，常指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光明，冬瘟钟仕贵，总管中瘟史文业；且五瘟使者身着五色彩袍，各持降瘟器具。古时民间在农历五月五日要祭祀瘟神，以纸船明烛恭送瘟神，以求免除灾患，云云。

在上述文字中，从“古帝颛顼”“五色彩袍”“五月五日”“纸船明烛”四个词语中，我们可以发现五瘟神与五帝端午祀典有着明显的线索牵连。

又据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所编的《文史资料选编（第二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福州）萨伯森《福州端午旧俗谈》一文所引文献显示，端午节与“瘟神”“五毒”“纸船”等关系密切。如所引清董平章《秦川焚余草》中有《榕城端午竹枝词》之七，云：

“采莲鼓里采莲歌，钱米沿门托钵多。

报道瘟神将出海，市头争看纸船过。

“注云：俗供瘟神，曰：五帝。每岁夏至，纸糊巨舟，送水滨焚之，谓之出海。

“先期率众小木船遍历城乡，募化钱米，打鼓唱歌皆以采莲名之。”

而毛泽东《七律·送瘟神》中的“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纸船明烛”的解释是：“民间风俗，送鬼送神时，点燃蜡烛，烧化纸车、纸马、纸船、纸钱等”（蔡清富、黄辉映编著《毛泽东诗词大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成都），也是说明纸船与送瘟神有关。

“送王船”是东汾五帝祖庙端午节祀典的主题。

与东汾五帝祖庙相邻不远的林庆森先生住宅前面挂着一块“闽台送王船习俗传习所”的牌子，是莆田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于2014年6月授予的。林庆森先生是福建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纸料师），其夫妻常年从事“糊纸”手艺，而糊“王船”是他们主要业务。他们所糊纸船主要用于五帝祖庙五日节“送王船”。

端午节在我国所有传统节日中，别称最多，包含端阳节、重五节、重午节、天中节、夏节、五月节、五日节、菖节、蒲节、浴兰节、龙舟节、午日节、女儿节、地腊节、诗人节、龙日、午日、灯节、五蛋节等20多个名称。端午节在先人的劳动实践中实际上属于“恶日”。先秦时代的人就已认为五月是毒月，五日是恶日，相传这一天邪佞当道，五毒（蝎、蛇、蜈蚣、蜘蛛、蟾蜍）并出，皮肤病多发，所以要以艾为虎，以蒲为剑，以驱邪却鬼。端午节的一部分习俗是防毒避疫。（参见《福建节庆习俗》海峡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福州）。即如上述艾蒲等，现在仍然常入中药，以作消炎去毒、通络活血之用。五日节所熬的洗浴之汤，那些草常称“午时草”，乃取义于午时所采之草；但又有一说，当为“五味草”，可能更准确，意谓五味对付五毒。实际上“五味”不等于五种草，而是十数种乃至数十种草，但其所含不外甜酸苦辣咸五味。

莆田方言中，普遍称端午节为“五日节”。在莆田的某些地方，至今仍流传一首童谣：“初一糕、初二粽、初三螺、初四向（艾的方言音）、初五吃打面（打面，手擀面）”，甚至还有扩充版接下去“初六病加病，初七叫先生，初八嘀嘟耷，初九外家来，初十扛去埋，十一去迈墓，十二就回来”。如果不胶泥于文词字句，也约略可以摸索到毒病瘟疫与习俗关系的脉络。还有一首名为《长年诗》的“五月”一节唱道：“五月出来爬龙船，四处鼓乐闹纷纷，大人孩子都去看，咱那整日田头温”。这也可与前面所引《榕城端午竹枝词》“采莲鼓里采莲歌……市头争看纸船过”互为参照。

民间对各种神祇的称呼，大都在“天地君亲师”的范围内采词取义，而最多的则是显示出浓厚的皇权、族权色彩，或二者混杂。即如“五帝”，民间还有“五帝爷”的尊称，其配祀亦然，如田公元帅、文昌帝君、杨公太师、匡阜先生等。特别需要指出的，这四尊配祀神祇，也是与驱邪却鬼、防毒避疫有关的。

由此可见，五帝爷与五日节关系密切。

并且，由此推演开去，元宵节“行傩”的目的所归，也是在于驱邪却鬼、防毒避疫。就底层人民而言，生存是第一要义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安居乐业，人畜无恙，是他们最为迫切的期待。至于升官发财，显赫门庭还在其次。当底层人民以其脆弱的能力，处在无法与自然灾害抗衡的窘境中，在“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的漫长的历史时段，人们无力解决来自自然与社会各个方面的生存压力，只得将求助的目光投向冥冥之中的神灵世界，“宁可信奉万神之能，也不信奉万能之神”，“即使是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中国民间神谱》，注详前文）。

仲夏时节，疫病多发，人们的生命面临严重威胁；久而久之，人们在想方设法自保和自救的同时，也把求助的目光投向冥冥之中的神灵世界，创造了“五日节”，以集中祭祀能为他们解除威胁，保佑平安的各种神祇，于是，五帝庙除了主祀五帝（这本身就是一个多神组成的团队）之外，还有诸多的配祀之神。人多力量大。人们把对自然的思考所得，投射于非自然、超自然的力量。同理证得“神多力量大”！

东汾五帝祖庙之由来显然是与瘟疫相关的。据一块署名为“纯阳子”即传说的吕洞宾所撰的《五帝经》碑刻序文称：“年来疫氛染遍东南，几无休止……五皇大帝……降驾于莆邑东汾分镇紫璜山之正极殿”云云，乃可知五帝的主要任务是来解决“疫氛”问题的。而此“序文”开头便引“太上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句，说明建庙之旨，实为警策世人，防心病比身病更为重要。由此可见，即如今日科学昌明，医疗先进，但以诸多庙宇为载体，来作匡扶世道人心的辅助，还是必要的。

但愿五帝祖庙香火旺盛，而拜谒者首先当思人心向善。            （图片来自网络）（今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