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春明

一辈子教书，退休后又返聘再教了一届三年，送了多少学生进入高考考场，没有准确地计算过。每次目送学生们意气风发地走进考场时，我是既激动又羡慕：激动的是经过自己和同事们辛勤培养，又有一批幼苗成才了；羡慕的是坐在那神圣而又庄严的考场里，该是人生多么幸福的时刻，我却没有经历过。我的生命里缺少一次高考，这是我人生的一大憾事。

我读中学时，大学招生不用考试，由公社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保送，只要家庭成分好，自己表现积极就可以。中学也不教文化知识，只是到高中最后一年，中央由邓小平负责教育、科技工作，学校才开始走入正轨。整个中学四年（初高中各两年），基本上没学到什么。1973年暑假高中毕业，按照当年“社来社去”的规定，我们全部回乡参加农业生产，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记得当时没有什么毕业典礼，也没拍集体照，连毕业证都要以后听通知来学校取。同样是下乡，我们这些农村子弟和城市下放的知识青年待遇也不同。下放知青会受到当地公社和大队的热烈欢迎，敲锣打鼓，鞭炮齐鸣，好不热闹；而我们自己扛背包回家，无声无息。

回乡后，凭借父亲长期积累的人脉，我有幸没做真正的农民，1973年暑假过后我在大队小学担任“赤脚”老师。当时一同毕业的几个同学有的进了大队部当干部，有的担任公社电影放映员，有的开大队独一无二的拖拉机，都是吃香喝辣的工作，但我不羡慕，安于本职工作，一心只想做一位好老师。第二年，我就和邻村的姑娘结婚，不久便生儿育女。

命运似乎跟我们开了个玩笑，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已是一双儿女的父亲了。前两年，招生简章明文规定“老三届”高中毕业、肄业学生年龄、婚否均不限，当然其他考生也一样。我考虑到自己的文化基础太薄弱，没有报名，准备过两年再说。这两年的高考起点低，“老三届”学生几乎一网打尽，全部录取。受到影响，我更坚定了第三年报考的决心。我暗暗发力，向人借来课本复习。因为白天要上班，村小是复式班教学，一天到晚，几乎没有空堂。星期天要回家，替代妻子到小队劳动，只能是晚上才有时间看书。当时没有电灯，点的是煤油灯。热天，大家都在外面乘凉，我则在煤油灯下挥汗如雨。为防止蚊虫叮咬，还得穿上长褂长裤，脚上穿雨靴，全副武装，其艰苦状况，一言难尽。最难的还是没人辅导，就那么熬着，自我感觉还可以，只待报考时刻的到来。意想不到的是，第三年政策变了，已婚者不能报考。有人分析，“老三届”基本考入大学了，优惠政策当然取消。我仰天长叹，时也，命也，天不助我，意欲何为！我就这样与高考失之交臂，留下的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后来，我虽然参加了民师转正的考试，当年的大中专考试同时进行，也算是正式考试吧，我也有幸被录取，接受了一年的脱产学习，成了一名梦寐以求的国编教师，但这毕竟是中考，不能算是高考。再后来，我陆续参加了“电大”和自学考试，每次考试考场的严肃氛围一点也不亚于高考，但压根也不能算高考。我的生命里真的缺少一次高考啊！

幸运的是，我虽然没有参加高考，但一辈子呕心沥血培育下一代，让他们都有了成才的机会。如果身体状况允许，我还会一如既往地去努力，这又让我在心里获得了些许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