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久享盛名的豪放派大词人（续上期）

刘克庄词还善于创造出一个恢宏壮阔的艺术境界，给人以苍凉悲壮的崇高美享受。如《沁园春·梦孚若》：

何处相逢？登宝钗楼，访铜雀台。 唤厨人斫就，东溟鲸脍，圉人呈罢，西极龙媒。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车千辆，载燕南赵北，剑客奇才。 

饮酣画鼓如雷。谁信被晨鸡轻唤回。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

刘克庄这首词想象奇特，笔法夸张，气势恢宏，充满着英雄浪漫主义色彩。

孚若，姓方，名信孺，字孚若，号紫帽山人、好菴、诗境，莆田人。以郊恩补将仕郎，授番禺县尉。秩满，改承务郎，知萧山县丞，差兼淮东随军转运属官。

韩侂胄“开禧北伐”失败后，方信孺曾奉命三次出使金朝，面对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和恫吓，以“不少屈折”名闻朝野。然一心只想求和的南宋小朝廷却以他“失事体，夺三秩”，罢归临江军居住。

刘克庄非常钦佩方信孺坚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和敢于“口舌弭兵”的勇气。刘克庄词的上片，借梦境中与他的同乡好友，豪爽侠义的方信孺相聚于北方沦陷区的名胜古迹宝钗楼、铜雀台，表达他渴望收复中原失土，恢复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

梦境中，刘克庄与方信孺畅饮时吃的是剁碎的东海鲸脍，骑的是西域少数民族送来的“龙媒”（一种良马），数千辆车后载的是浩浩荡荡的中原侠客奇才，心情是何等的豪迈而不可一世。“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这句典出《三国志》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的故事被词人信手拈来以表达他与方信孺两人志在收复中原的雄心壮志，融合之自然巧妙，恰到好处，达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给人以极其豪迈和崇高美的享受。

刘克庄这首词的上片写的是梦境，词人的愿望只有在梦境里才能得到实现。词的下片，词人一开始又一次巧妙地借用了祖逖午夜闻鸡起舞这一人们极为熟悉的典故，承上启下，过变不变地转入了写梦醒后的现实，并不露声色地挑明了这首词的寓意所在：“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祖国的山河依然破碎，国家并未统一，英雄壮志未酬。梦境与现实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词人的理想和愿望始终未能实现。浮想往事，不能不使人“凄凉感旧，慷慨生哀。”     

刘克庄这首词深得历代词评家的好评。清张德瀛评：“刘潜夫《沁园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皆所谓拔地倚天，句句于话者。”俞陛云：“人若具此健笔，胸中当磊落不平时，即泼墨倾写，亦一快事。宋人评东坡词，为以作论之笔为词，后村殆亦同之。”

近代文学界的老前辈俞平伯先生也给刘克庄这首词于很高的评价。他说：“以梦友而悼友，虽为本篇题目，实系借以寓怀。其叙梦境都在虚处传神，用典作譬，多夸张之词，仿佛读《大言赋》，不皆纪实。‘叹年光以下’硬语盘空，纯用议论，引《史记》原文，稍加点改，自然之至，随后在此略一唱叹便收。观其通篇不用实笔，看似粗豪奔放，却仍不失细腻熨贴，正如脱羁之马，驰骋不失尺寸也。有评刘词为议论过多者，如从这篇来看，亦未便尽合。”

善于用典和议论，是刘克庄豪放词的又一大特点。刘克庄坚持发扬苏轼、辛弃疾“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的豪放风格，运用他渊博的历史知识，巧妙的构思和精到的用典，不但化抽象枯燥的议论为具体生动的形象，而且还起到了深化主题和意境的作用，增强了词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令人读了一点也不觉得乏味。如《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

北望神州路，试平章、这场公事，怎生吩咐。记得太行山百万，曾入宗爷驾驭，今把作握蛇骑虎。君去京东豪杰喜，想投戈下拜真吾父。谈笑里，定齐鲁。

两淮萧瑟唯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算事业、须由人做。应笑书生心胆怯，向车中、闭置如新妇。空目送，塞鸿去。

如何正确对待农民起义军，长期以来一直是南宋朝廷最头痛的事情。朝廷中大多数人认为农民起义军有“狼子野心”，“不可依仗”。时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的李宗勉认为：“山东之旅，名曰忠义，实则桀黠，资以备寇，而备之者甚于寇。”而即将由兴化军转知真州的陈子华也把山东李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与金、元侵略者并列为南宋的三大边患之一，主张予以剿灭。

刘克庄十分了解他的闽中好友，当他得知陈子华即将由兴化军转知真州，特地赋词一首为他送行。在这首词中，刘克庄一开始就提出事关国家北方领土问题的大事来与他讨论。刘克庄认为山东农民起义军是一支抗击蒙古侵略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希望陈子华到了真州以后不要把他们视作洪水猛兽，而应该像当年抗金名将宗泽一样联合山东的农民起义军共同抗击蒙古的侵略。刘克庄认为只要能够联合山东的农民起义军共同抗战，那么收复山东、河北等北方领土将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刘克庄这首词用典精到，议论风生，充满爱国主义激情，是刘克庄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 

有人认为后村词“奔放跅驰，殊无含蕴。”“直致近俗，效稼轩而不及。”其实这并不奇怪。

大家知道词从苏轼起就有所谓“婉约派”和“豪放派”之分。由于“婉约派”和“豪放派”的审美观不同，其对词的评价也不相同。在北宋词坛占统治地位的是周邦彦等人所谓的“婉约派”词人，讲究词要“富艳精工”，“协于音律”。而在南宋词坛，人们崇尚的是以姜夔、吴文英为代表的“格律派”词风，讲究音韵、格律和辞藻的典雅、工丽，追求所谓完美蕴蓄。这些“婉约派”和“格律派”词人的词大都严重脱离社会现实，其思想性不高。而刘克庄正是在这个时候却敢于面对现实，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国势愈蹙矣，士大夫得无感慨乎？”“粗识《国风》《关睢》乱，羞学流莺百啭。总不涉、闺情春怨。”“我有平生离鸾操，颇哀而不愠微而婉。”

正因为刘克庄正确的审美观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得“造次不忘忧爱”的他能够更多的，更自觉地把笔触转向社会，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用词来议论时政、抨击时弊，抒发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刘克庄的思想境界明显高于他同时代那些所谓“婉约派”和“格律派”词人。清李调元《雨村词话》尝评：“刘后村克庄词以才气胜，迥非剪红刻翠比。”

其实刘克庄的豪放词有些直致之处，正是他忠义愤发，慷慨激昂，纵横跌宕，疏狂粗豪，雄健的笔力之所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创作出许许多多“旨正而语有致”，“壮语可以立儒”，“雄力足以排奡”以及“思理超超，意在笔墨之外”优秀的爱国主义作品。如果硬是要按照“婉约派”和“格律派”词人的所谓标准去衡量和评价刘克庄的豪放词，当然只能会是“直致近俗”，“奔放跅驰，殊无含蕴”了。     （续完）（詹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