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是我们学习和成长的地方，它伴随着我们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的花样年华。每个人对学校都有一份特殊的感情，都有一段美好的记忆。所以人们把自己学习、生活过的学校称为母校。

中国古代学校一般分为官学和私学两类，官学有太学、国子监、府学、州学等，私学有书堂、书塾、书院等。除此之外，还有民办官助、官办民助的书院、社学、义学等。不管是官学还是私学，它们都是中国古代培养人才、宣传教化的基地。自古至今，教书育人是学校的特殊使命，多少千古伟人便是从学校走向更广阔的历史空间，于是就有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官学的演绎变迁

我国古代学校的设立大致起源于虞舜时期。虞舜时代有上庠、下庠，夏代有东序（大学）、西序（小学），商代有右学（大学）、左学（小学）。庠、序是当时最高的学校名称，就是早期的教育场所。

周代学校教育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并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学校教育体制。《古今图书集成》载：“周承四代之制，立四学于京师，辟雍居中（即成均），东胶在左（即东序），瞽宗在右（即右学），虞庠在国之西郊，其在侯国之都者曰泮宫，自乡遂而下，则庠序并设。”由此可见，西周的学校，大致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级。国学包括京师的四学和泮宫，乡学指“庠、序”。“学在官府”是西周教育制度的主要特征，教育内容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主体”。“礼”包括政治、道德、行为习惯等内容，“乐”包括音乐、舞蹈、诗歌等内容，“射”是射箭技术训练，“御”是驾驭战车技能培养。上述四项称为“大艺”，在大学阶段要深入学习。“书”是识字教育，“数”包含数学等自然科学技术及宗教技术的传授。“书”与“数”称为“小艺”，是民生日用之需，是小学阶段必修课。“六艺”教育的特点是，文武并重，知能兼求。辟雍是当时的最高学府。泮宫是西周时期诸侯所设的国学，其规模小于辟雍大于乡学。

汉代，中央官学主要是太学，设在京城长安。地方官学按行政区划设立，在郡国称为学，在县称为校，在乡称为庠，在聚称为序。太学的主要教学人员，汉代称经师、博士。秦代的博士掌图书，议政事，备顾问。汉代的博士在太学传授儒家经典，兼任国家顾问。东汉设都讲，是博士的助手。晋代设立国子学，与太学分立。国子学祭酒成为高等学府的校长。又设助教，协助博士的教学活动。

唐代以后，正式设立国子监，作为高等学府的主管机构。祭酒以下设司业、监丞、主簿、教授、直讲等教职人员。

汉代诏令，六百石俸秩以上官员，皆可遣子受业。西晋专为皇亲国戚子弟设立国子学，唐代的国子学只吸收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学。宋元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皆可入学。明清两朝国子监从全国各地学校的生员中吸收监生。

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诏谕曰：“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在朝廷的推动下，学校教育得到较快的发展。明清时期，中央有国子监及宗学，地方有州学、府学、县学，边疆及特殊地方还有卫学。地方各学校互不隶属，皆有选送学子到国子监的资格。

私学的演绎变迁

中国古代私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官学教育衰废，私学兴起。以孔子、墨子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以新的办学形式聚徒讲学，从而开创了私人办学、传播学术文化的先河。齐国的稷下学宫以“不治而议论，学无常师，自由辩论”之特色，更是引发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稷下学宫还制定了历史上第一个学生守则——《弟子职》。

到了汉代，私学分成两部分，一是以启蒙教育为主的书馆、学馆，另一是传授经学的经馆、精舍等。唐代，有些儒者受佛、道寺庙的影响，“往往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在这些私学的基础上又催生了另一种教育形式——书院。书院到宋代开始兴盛起来。书院以讲道明理为宗旨，学术研讨与教学相结合，通过“会讲”，开展学术交流。“会讲”是书院交流不同学术观点的主要形式。“会讲”遵守“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原则，以求同存异为目的。书院提倡师生间诘难。如《礼记·学记》所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书院有一套较成熟的教学行政组织，主持人称山长、山主、洞主、洞正或堂正，还有副山长、助教、书讲等教职人员。

元代，至元二十二年，元世祖诏令，由政府向书院委派山长，把书院纳入政府控制之下。明代的书院分为考课式书院与会讲式书院两种，其中以会讲式书院影响最大。清代前中期，书院是在清政府严密控制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清代的书院可分为四类：一是考课式书院，以习八股文、应科举为主；二是以习古文义法为主的书院；三是以考据经史、整理古籍为主的书院；四是以“经世致用”为主的书院。书院在宋代得到发展后，到明清时期，有些书院向官学转化。

清代，私学影响最大，它不仅是一般士子的预备学校，更是基础教育的场所。有富贵人家在自己家设立的“私馆”，也有贫寒人家联办的“村塾”，还有教师自己开办的“门馆”。从知识程度来看，大致可分为启蒙教育的“私塾”和专经教育的“经馆”。清代地方学校比较有实际作用的还有社学和义学。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奉诏立社学。境内乡村凡50户立为一社，每社设社学一所，收农家子弟于农闲时节入学教读。《社学要略》称：“乡间社学，以广教化。子弟读书，务在明理。非必令农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明清时期，社学、义学得到发展，并开始与县学、州学衔接。

清末，1898年的“维新运动”，带来废科举、倡新学的浪潮，在欧风西雨的冲击下，随着西学东渐，历经几千年的封建官学、私学日益衰亡，各地出现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读西学”的情景，新式学堂随处可见。光绪二十八年（1902），《钦定学堂章程》中称学校为学堂。辛亥革命后，教育部公布新学，“学堂”一律改成“学校”，并一直沿用至今。（郑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