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阳学校演绎变迁

莆阳的学校教育，要追溯到南朝梁、陈间，儒生郑露及其弟郑庄、郑淑在凤凰山麓创办了“湖山书堂”。这是福建第一所民间学校。当时，甚至尚未有莆田的行政建制。所以后人将其称为“开莆来学”“倡学闽南”。郑露三兄弟在莆田首建学堂，改变了“莆人不知学”的落后面貌，开创了莆田办学之先河。正如《莆阳文献》所说：“自是莆人化之。而后之‘十室九书堂，龙门半天下’皆以湖山之绝响振之……”后来其弟郑庄定居仙游，筑“浔阳书堂”授徒训子。郑淑定居仙游巩桥，筑“巩桥书堂”授徒课子。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诏许百姓设立私学，境内涌现出一批私人兴办的书堂、书室、精舍，如澄渚书堂、灵岩精舍、福平书堂、北岩精舍等。据史载，唐代福建有书堂40多所，而莆田就占了一半，呈现出“人家不必论富贵”“读书声里是吾家”的喜人景象。

莆田官学始于唐代贞观年间，在县治所在地设立的夫子庙学，唐代名臣张九龄还为之题写门额。官学具有较完整的教学设施和正规的教学秩序，是莆田古代教育的中心。

蓬勃兴起的官学和私学，促进了莆田教育的普及，培养出了许多著名的文人墨客和官员政要。欧阳詹、黄滔、徐寅等以诗文名重当时，林蕴、陈峤等以治绩蜚声遐迩。

宋代，莆田教育进入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宋咸平元年（998），兴化人方仪、陈翊等诸生带头捐资30万缗，购地于郡治东南处创办兴化军学（今莆田擢英中学校址）。后屡经扩建，到宋绍兴十九年（1149）办学高峰时期，有学舍480余间。此时的兴化军学“制度宏伟，雄冠一时”，“学宫壮伟，甲于闽郡”。尽管官办学校规模宏伟，雄冠一时，但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则根植于民间私学教育之中。宋代，莆田书堂、书院之盛冠于全闽。或称精舍，或称草堂，或称义塾，或称学馆，皆由名儒讲学授业。大学者杨在尧、林迪、林光朝、郑樵、郑厚、朱熹等都曾在莆田一些书院收徒讲学。据方志记载，宋代莆田规模较大、影响较远的书堂和书院有30多所，如郑耕老的郑氏书堂、林光朝的红泉义学、郑樵的夹漈草堂等。

明代，莆田官学得到很大恢复和发展，共有府学1所，县学3所，卫学1所，书院10多所，学馆20多所。明正统四年（1439），兴化知府奉朝廷礼部令，复设社学，仅莆田一县就有社学62所。清代，书院、私塾更盛，并且布点逐步向偏僻的农村扩展。正如清代诗人林津在诗中所赞：“文献邦称古有名，参差红蓼映江城。海滨邹鲁遗风在，何处不闻弦诵声？”

清末，在欧风西雨的冲击下，传统的教育体制已日益不能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维新运动”，废除科举，推行新政、新学，进一步促进了莆田教育的发展。随着西学东渐，清同治六年（1867），西方传教士在莆田南日岛设立“草湖义学”。此后，教会先后在莆仙各地创办了10多所教会学校。如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美国传教士蒲鲁士改培元书院为培元西学堂（后为哲理中学），这是莆田第一所新式全日制中学。光绪二十六年（1900），莆田知县吕兆璜在城里凤山寺创办官立小学堂。莆仙两县还积极鼓励私人办学，有志之士创办新式学堂风靡一时。据《福建教育发展史》统计，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兴化府有小学堂26所，约占全省百分之二十三。随着教会学校、官立小学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中学的兴办。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兴郡中学堂”（莆田一中前身）成立。它是兴化府第一所官立中学堂。至辛亥革命前夕，莆田县共有各种学堂32所，仙游县29所，初步形成了近代教育网络。民国元年（1912），学堂易称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公立、私立学校实行“维持原状，逐步改造”的方针，并在农村倡设民办小学、农村夜校，鼓励广大工农大众学习文化及科学知识，群众性办学热情空前高涨。莆田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据统计，1965年莆田共有学校2062所，在校学生37万人。20世纪50年代，在“地瘠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精神激励下，莆田学子勤奋刻苦，努力奋进，高考成绩连年名列全省前茅，荣夺“高考红旗”桂冠，再现文献名邦风采。2002年3月21日，经国家教育部正式批准，莆田学院成立，终于圆了莆田人世代期盼的拥有本科大学之梦。

历史变迁，朝代更迭。“学校”作为培养、输送人才的基地，也随着历史的浪潮滚滚向前，并不时飞溅出一朵又一朵绚丽的浪花。（郑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