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西天尾镇下垞村的陈国柱故居
陈国柱,曾化名廖华
柯先生说,警察可能是被“虎威”镇住了。这个“老虎”他也听说过,据说很早就和一批学生在龙桥地方,拦住行人“剪头发”,因此留下一句“刘剑成剪头发”的口头语。同行的蔡先生补充说,后来修建东圳水库,刘剑成移民到了莒溪。好像有一段时间被“管制”,后来又“平反”“落实政策”了。三位老人继续聊着让我听来如“古装剧"里的故事。
偶尔,他们也互相关心地询问一些家人儿孙的出息,身体状况,以及共同认识的旧友故交的存亡去向,其间不免发些感慨,但极少听到他们对人、事是非得失的评论。或许,这便是老年人间言谈的标准模式?他们三位,童年时一起在春庭创办的党城小学读书,但都很少触及春庭的所谓“轶闻趣事”和晚年生活。文德说,他一参加工作就在外地,几乎没有回过家,对老家的人事和变化,知道的和柯先生一样少,现在的况味真正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了。对于春庭,文德还是满含感情地提及了一件事,那就是春庭曾亲笔写了封给廖华的信,叫文德去向廖华“请教”参加工作的事情。廖华即陈国柱,中共莆田党团支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是中共莆田党史首屈一指的人物,解放初期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文德并不知道春庭与廖华是什么关系,只是听春庭的话,拿着亲笔信,找了廖华。廖华看了看春庭的信,盯着文德问:你想找什么工作?文德:盐务局,福建省盐务局。在来教育厅的路上,他看到一个“福建省盐务局”的牌子,就随口而答。其实他当时不知道有些什么部门什么单位,要叫他再说出第二个,还真说不出来。廖华饶有兴趣地问,去盐务局干什么?“当局长!”文德不假思索,又是脱口而出。“去当盐务局局长?”廖华一愣,突然大笑起来,重复了一句“当盐务局局长”,又马上收起笑容,用莆田话夹杂一二句“粗嘴”,狠狠地教训了文德:想做官?做我这“灵泡”官,书读都未曾成,就想做大官!“大约是看我被训得红着脸低着头,不敢抬眼看他,他又变得温和了。廖华用商量的口气对我说,让我去福建人民革命大学继续读书。”文德说,也不等他答话,廖华就给时任福建人民革命大学校长的张鼎丞打了电话,大概意思是有一位年轻的党员同志,想去报名读革命大学,让张校长考查一下,看看是否合格?“后来我就进了革命大学。”文德说,他在革命大学读了不到一年,也可能只有几个月或半年,就去参加“东渡志愿团”,准备去解放台湾。感觉三位耄耋老人都有倦色,我们就停止了聊天。他们都站起来了。柯先生拉着文德的手,说:“那时候台湾解放了,你会不会找我?”文德说:“那时候我怎么会想到你在台湾?”柯先生说:“你要是从花莲调到台北当粮食局长,我去买米时就可能遇着了。”于是,一屋子的人都笑了。看来,老人家说话,有时也是会打趣的。
路上,我一直有个困惑,不得其解。据我所知,春庭曾是国民党领导的民军首领,后又任国民党的莆田参议员;而廖华却是国民党一直要捕杀的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他们之间怎么会有可以信任相托的关系?当晚,我在陪柯先生时,提出了这个疑问。柯先生说,当时天下大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虽然政见相左甚至敌对,但很多人的亲友关系却很深厚,所谓“各事其主”罢了。据柯先生介绍,当时常太有三个“土匪头”,洋边车茂(音),外坑雷烟(音,或即雷觉苍?),还有党城蔡春庭。三个人中,要算春庭名声最大,结局最好。春庭能文能武,本事最大,人际关系活络,口碑甚佳。他几度沉浮,都能遇难呈祥,全身而退。在他军旅生涯处在低谷之时,就选择逃亡上海,经过大约一二年时间的“漂白”(柯先生原话)后,回到莆田当参议员了。柯先生猜测说,廖华较多时间在上海活动,或者是春庭在上海“漂白”时,他们之间有了什么联系?
分隔台湾海峡两岸的两位耄耋老人,未改乡音的会晤之后数年,我抓住一个偶然的机会,再次拜访了蔡文德老同志。此时,蔡老已年近九十了。一次,我看到一本原莆田县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内中有一篇蔡春庭的遗作,是关于辛亥革命时期莆田民军的回忆文章。我很兴奋,就把这册已经有点破旧的文史资料送给蔡文德。蔡老抚摸着印有春庭文章的页面,陷入沉思,默不作声。在他情绪平复之后,我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地提出我的困惑。蔡老并无过多顾虑,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原委。廖华祖家西天尾下垞,过去同属常太乡,与春庭算是“乡里人”。常太山里人在城里、涵江多遭人歧视乃至欺负,因此,常太“出社会"的头面人物,老乡观念很强,感情很深,互相照顾,互相帮衬的事是常有的。春庭与廖华关系好,并不奇怪。当年,常太不少子弟都尽其所能在城里求学,不少人都得到春庭或多或少的帮助;而廖华在哲理中学教书,他的学生中也有许多常太人,比如蔡老和雷光熙(革命烈土)都是哲理的学生。这样,廖华与春庭相识且要好,也是很自然的。有一次,廖华被国民党抓去,关在一处军营里,据说是一个叫什么林寿国(?)的海军陆战队的驻地。春庭获悉廖华的同志转来的消息,立即动用人际关系,甚至亲自出马,上下运动,四处周旋。说实在,那时国民党“下面”的人,表面上抓共产党很积极,实际上都是为了赏银大洋。春庭以同乡亲戚的理由,以自己的名望地位,当然主要还是“看在王番(大洋、银元)的面子上”,把廖华“保”(蔡老的方言说法是“宝”或“母”)出来了。之后,春庭又通过一些关系,把廖华送到厦门,经香港转到上海。廖华原先就是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的,这回应该算是“又回到”上海了。蔡老说,春庭向他提起这件事,是在他持春庭亲笔信到福州找廖华,回到家里的时候。文德回到家中向春庭禀告廖华的问安。廖华的话很简单,大约是要春庭保重身体,有闲时“打打十番”。春庭听了,微微一笑,点点头,似有所悟,然后就漫不经心地向文德说了“保”廖华的这一件“小事情”。蔡老说,春庭讲完这件“小事”之后,又特别嘱咐他几句,意思是这样的事情不必“红腔”(方言,这里的用法是自夸、炫耀的意思),否则对人对己都可能招惹麻烦。蔡老说,他不太懂得春庭所言有何深意,之后也就忘了,因此也就从不对人言及。古人云,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之孝。蔡老笑了笑说,春庭已经死去几十年了,他现在对我说,应该不算不孝;如果我能把这件事情写进文章,发表出去,或者也可以当作对春庭的一种纪念。我深以为然。
今年(2018年)春天,柯老先生以92岁高龄再次从台湾回莆田老家探亲,乡音依旧未改,但是二位“儿童相识”的蔡先生已先后溘然谢世,是真正“不相见”,更无从“笑问”了。于是,我默默地吟诵贺知章那首脍炙人口的《回乡偶书》,并且毫不顾忌得罪古人,径把第三句“改了回去”: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识不相见”,笑问客从何处来?(今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