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鹏

1978年，父亲托堂哥从上海买回一台“红灯”牌收音机，花去了30多元，相当于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母亲十分心疼。为此，我们全家吃了一个多月的萝卜饭。

那时，“红灯”牌收音机是我家唯一的文化娱乐工具。只要一有空，我就会打开“红灯”牌收音机，听新闻，听说书，听歌曲。就连99岁的奶奶没事也喜欢坐下来听上几分钟。她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长方形的盒子会说话，会唱歌，在她看来，这个收音机简直太神奇了。

1988年，我从商店买回了一台日本产的“三洋”牌收录机，有了这个“好宝贝”，“红灯”牌收音机就“退休”给了父亲。1989年，我的奶奶过101岁生日。过完生日，家里还有几百元闲钱，在我的一再要求下，父亲又托堂哥从上海买回了一台十四吋的黑白电视机。电视里，不仅有声音，还有图像，那一个个鲜活的人，让我们全家惊奇不已。吃罢晚饭，我们全家都坐在电视机前，看一部又一部引人入胜的电视剧。“红灯”牌收音机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被父亲丢在一个小角落里了。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结了婚，成了家，家里又添置了21吋的彩色电视机。父亲见彩色电视机比黑白的好看，也淘汰了黑白电视机，捧回了一台大彩电。

前些年，我们家购置了一套110平方米的大房子，装修完后，又添置了空调、太阳能热水器、吸油烟机、电脑等。

从40年前全家只有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到现在拥有这么多方便先进的家用电器，我们不得不感慨，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的生活水平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

朋友老王从小在农村长大，30多年前家里住的是破瓦房，穿的是破破烂烂的旧衣服，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日子过得很艰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家的日子渐渐有了起色，手里慢慢有了多余的钱，于是，他买了一辆二手车，跑起了运输。10年前，他办了一家工厂，当上了小老版。一个10多人的小厂，如今已发展成上千人的大公司，年利润上百万，他在城市里买了一幢别墅，开起了“宝马”汽车，日子过得十分潇洒。

同事小李，是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1992年毕业后，他来到完全陌生的我市工作和生活。提起刚到这里前几年的生活，小李感慨万分说：“因为没钱摆酒，我和妻子领了结婚证，就算完事了。”当时，仅靠公司的工资，小李生活都成了问题。为此，小李咬咬牙，在单位加班加点地工作；李太太则骑着单车出去推销产品，每天顶着烈日冒着风雨在各地奔波。夫妻俩经过十几年的拼搏奋斗，日子越过越好。小李家的房子最初只有18平方米大，如今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套两百多平方米的复式楼房；从骑单车到开上小轿车，全家生活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我们老百姓的日子是过得越来越甜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