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村里上辈人说，我家祖上曾经相当富有，在小村子里能算得上是一个财主人家。但是，后来到了我爷爷那一代，就家道中衰，“落脐”了。村里人说话，喜欢把“脐”等同于“财”，说“落”(即掉落)脐，就是说财运已去，财富大减云。村里人厚道，说话朴实可靠。他们说我们家曾经“旺”或后来“衰”，都是有据可证的。

说“旺”，单家独户拥有一座蔗炉，就是有力的证据；说“衰”，是说到了“土改”评家庭成分时，连个“富农”都评不上，只是勉强凑了个“中农”，还不至于太丢祖宗的脸。这也是很可以说明问题的嘛！不管是旺是衰，我们家都与土匪有缘分。村里人说，我们家祖上单家独户拥有一座蔗炉。我认为这话是真的。因为村里的蔗炉遗址、石构件和田名都存在。蔗炉的“厝地”虽然已平整成莱园种植，但墙基和残存的几扇墙，仍然可以目测出当年的规模格局。小时候，冬季田地空闲时节，我们在蔗炉里外周边放牛，常常会爬上残墙上头，做个“骑墙派”，看着老牛是否老实吃草。墙上爬满“鸭蕉”，我们会摘下“鸭蕉”当手雷，玩打仗游戏。鸭蕉或即薜荔(又有薜苈，可否同一物？)，果球形，子可制凉粉，本地话谓“仙冻”。因其果球形如“雷”，民俗以为可避邪驱疫。刚摘下的鸭蕉，果蒂上会流出白色的乳胶，粘在手上、衣服上，都不好洗掉。我们经常为此而受到大人的责骂。鸭蕉(薛荔？)的藤叶，与本地话为“苹婆”和“风不动”的有点类似，不经常接触的人不一定能分得清楚。我能分清。我还用鸭蕉做过“鸭蕉仙冻”。在蔗炉遗址上一直放着一对石轱辘，本地话就叫“石鼓”。这对石鼓是青石打制的，一头平整，一头像个齿轮;大约使用过很多年，表面很光滑，感觉会反光或照出影子来;紧靠石鼓的，还有一个巨大的磨盘。

大约是1975年吧？我们生产队把种植的甘蔗送到公社附近的古上蔗炉去榨糖，我才搞清楚那石鼓、石盘的用途和工作原理。在我们村里，现在的“蔗炉”是一个地名，主要是田名，包括好几坵田，如“蔗炉边”“蔗炉后”“蔗炉嘴”等。我能够确定“蔗炉”要写作这二字，而不应当是“蔗圃”二字，主要的推论依据就是“蔗炉嘴”三字。“蔗炉嘴”就是给煮糖炉灶烧火供柴的炉口。“蔗炉嘴”朝向“大路”，大路边那坵田名也叫“蔗炉嘴”。生产队的账册票据上都能见到这样写的。民间的制糖作坊，核心工艺或技术就在煮糖，“榨蔗”有时也直接叫做“煮糖”，那么，炉灶和大铁锅，就成为制糖作坊的关键设施，因而将作坊称为“蔗炉”本也没错。农村中有些口头语，也与“蔗炉”有关。比如小孩子睡觉不老实，滚来滚去，大人会说“像拖蔗炉”;又比如呵斥耕牛不好好拉犁耕地，威胁说“卖去拖蔗炉";平时烧锅煮饭炒菜，不节制使用柴火，就讽刺说“像内蔗炉”。本地话把往灶膛里给柴叫“内火”，把烧火的柴，叫“内火柴”;有的地方的读音似为“门柴”或“糜柴”，亦当有所据。“内蔗炉”即往蔗炉里塞(内)木柴。

蔗炉生产的关键技术在煮糖。煮糖的火候把握直接关系到糖的质量，或者“欠灶”半生熟，或者过火着焦味，都是质量不好的次品，自然也就卖不出好价钱了。蔗炉所生产的糖切割成一块一块，像木板，就叫板糖;根据颜色，区别于精制白沙糖，本地话叫乌(黑、褐)糖，也叫红(赤)糖。既然这样，煮糖师傅就成了整个蔗炉的灵魂人物了。我们家祖上的蔗炉是如何煮糖的，我没见过。但是，后来公社糖厂(也就是蔗炉罢了)的煮糖，我不但见过，还搅过“糖搅”。搅糖搅，也可能认为应该写作“搅糖果”，但从我的操作体验看，还是用“搅糖搅”贴切吧。煮糖师傅手持长柄大勺，在煮糖的大铁锅中不停地翻滚搅动，暗红色的糖浆在不停地鼓起汽泡，冒着白烟。那个长柄应该有成丈长，那个大勺，本地叫“靴”，有人考证正字写作“桸”;那个大铁锅也不叫鼎，而是叫“大深”，或者当写作“大铛”呢？师傅看看“大铛”里糖浆煮得差不多了，就极威严地发出指令:出糖！于是人们散开，远离，免得被滚汤粘稠的糖浆溅滴到:一旦滴到，那可是要揭掉一层皮的！师傅用长勺把糖浆舀起来，一勺一勺依次均匀地摊到事先在地上铺好的“竹屏"上。这时候是帮忙扛着甘蔗去蔗炉的孩子们最开心最兴奋的时刻:他们可以领取奖赏了！按照不成文的约定，送甘蔗到蔗炉的人，每个人都享有“搅”若干支“糖搅”的待遇。于是，大家都手持提前准备好的带叶的蔗尾，围拢在竹屏四周，用蔗尾在刚倒下的糖浆上来回刮、滚，让尽可能多的糖附着在蔗尾上，逐渐“搅”成一根又粗又肥的糖棒。此棒名唤“糖搅”。由于我亲身经历过送甘蔗去蔗炉榨糖，又亲眼目睹了蔗炉生产的工艺流程，所以，对乡亲们所说的“土匪不敢抢蔗炉”的故事，就比较容易理解。

某一年，有一小股十来个人的土匪光顾我村劫掠，村里的人家无一幸免。土匪基本上完成散户的收割，又及时转移大户蔗炉来了。土匪确信蔗炉里有名堂，比如卖糖收入的银子，尚未卖出的成品糖等。当时，蔗炉正在煮一锅糖，只有掌勺师傅、烧火的，和两三个收糖打杂的。土匪“理直气壮”大大咧咧走过来了。掌勺师傅叫烧火的不要怕，加大灶里的火势。但见师傅满舀一勺滚烫浓稠的糖浆，在手上晃了晃，对着土匪，大喊一声:“谁第一个过来吃这一大靴！”土匪当然知道，那会是什么味道。于是，僵持了一阵子，土匪撤了，大约是找下一个村庄去再做一单吧？于是，“土匪抢不走蔗炉”就成了一句“古譬”，在乡村里流传下来了。有人会问，土匪会那么老实，那么怕死吗？这个疑问，我也提过，但是乡亲们当初的解释，与我后来读到的一本好像是叫《血酬定律》(？)的书里面说的是一样的。原来，土匪的品种很多，并不是只有“乌龙山”“湘西”“威虎山”那样的。土匪有“经济土匪”“政治土匪”，现在感觉又有“文化土匪”的新物种要产生了。这个说起来话可能会很长，我大约也说不清楚。但是，乡亲们肯定地说，抢我们村的土匪大部分都认识，是“过山人”;那些土匪只抢钱财、好货，一般不会害人;土匪怕大乡村，怕无惊死的，怕官府。所以，对“熟悉”的土匪只要“敢拒”霎时久，他们就会自己走了。我们家祖上独立拥有蔗炉，并且还能让土匪惦记着，说明榨糖的原料——甘蔗的来源是有保证的。这是肯定的。现在我们村几乎不见水田了，就连旱地也大都回到洪荒年代了。原先我曾劳作过的那些好田，有的被烧机砖掘去土肉和隔底土，有的被公路占用，有的被沦崩(泥石流)土石填没，总之，百亩良田已不见昔日芳容风采了。但是，田名地名还在:大坵、大坵爿、长坵、亩三坵、七斤种、头坵、尾坵…… 由名推实，或可想见当年的气象格局。

开头说了，我们家与土匪有缘。其实，我们村也与土匪有缘。听村里人说，村里的一位什么爷就曾被土匪绑票，花了许多银元才赎回来。村里人不说“绑票”，而是说捉去“关号子”。或者是“关孝子”“关耗子”呢？不知道哪个写法是对的？村里人又说，“解放”前夕经历了一场有惊无险的“挑青干”危机。说是某日有一肩挑虾米下乡贩卖(即“挑青干”)的人，在村里转来转去，却不卖青干，形迹十分可疑。据见多识广的人判断，此人一定是土匪细作，估计很快又会有土匪入村劫掠。村里人于是惶惶不可终日，但又无可作为，只有听天由命，寄希望于“宁可信其无”。当天黄昏，果然有数十人的大队“土匪”进入我们村，有扛着长枪的，有背着短枪的，有手持“铁子”、大刀的，更让人恐惧的还有二人扛着一架“三脚虎”！铁子，我见过，就是长二三尺一端呈扁菱形的铁器，可用于械斗的;而“三脚虎”即轻机枪。村里有个会打鸟的貌似勇敢的人，躲到“后椅窗”上，装好铳药，扒起“狗头”，准备拼生死。“土匪”队伍里早有人看见了，就指着那人用本地话严厉警告: “你给我定定，毋当捣除！”“土匪”队伍很有秩序地向山头尾行进。村里人回忆说:“可能是要去过山打战的。”后来，我在有关莆田革命史的资料中看到，某年月日，住在马院里一带的游击队连夜奔袭华亭，打了一个大胜仗。我胡乱猜测，会不会与此有关呢？因为他们最佳的行军路线，就是从我们家门前的大路过去，翻过马角尾，进入华亭境内。这样，他们就可以绕开国民党军驻防的枫叶塘和莆田县城了。

我们家最后一次被土匪光顾，应为解放之初的1949年底或1950年初。“反正是寒天。我们涉水过溪去坑洋报告解放军，脚冻得像针扎刀割。”村里亲历事件的老人，肯定地说。那一次，土匪用石碓头撞开我家大门，硬逼着爷爷交出银元，否则就把我叔抓走。但后来他们相信爷爷老实人，不会撒谎，家里确实没有银元，因此他也不抓叔叔了，只把米瓮里现成的大米倒走了事。他们知道村里人去向解放军求救了，于是“风紧扯乎”了。

土匪已然成为历史事物;抢不走的蔗炉作为心痛的记忆，也将日渐淡漠、远逝……   （今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