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亮

我的老家现在叫新度镇下横山村，人民公社时期，又叫双横大队。“下横山”不靠山，不是山村；我好多年前就认为以“双横”为名，倒十分准确：它真真切切就夹在两条由西向东奔腾而去的河流之间，南边的，是淡水河，河对岸的上横山村、龙泉村才靠山；北边的，就是名闻遐迩的木兰溪。

我五年的启蒙教育都是在老家小学（下称村小）完成的，当时的全称是“莆田县渠桥乡双横小学”，现在若要对应，除了“小学”，只有“横”字相同了。不过这已不重要了，因为它正式消亡都十几年了，若算上苟延残喘、名存实亡的时间那得二十多年了。

1977年9月1日起，我在村小度过了非常快乐的童年时光。当年的小学校若叫做“校园”十分奢侈，它是开放式的。一南一北各“横”着一排三间土墙老平房，中间是空空荡荡的长方形操场，也是乡亲的晒谷场和牛粪、草料堆场（老家长年以种植白蘑菇为副业，俗称“做蘑菇”）。西面是一个不高的土坡，土坡之上有很多人家。我的家和靠北的那一排教室，中间只隔着一条小小的路，成一条直线。当年，我们很多人每天上蹦下跳回家或上学。

两排共六间的教室几乎就是学校的全部财产了，五间做了五个年级的教室，剩下一间叫“办公厅”，门口挂着一块生锈的铁块，也不固定是谁，哪个老师恰巧在旁，就拿起同样锈迹斑斑的T型小铁锤敲几下，宣布上课或下课。那独特且变幻莫测的打击乐至今还在耳畔心间回荡。

当年村小，师多“民办”，终生农夫者也居多。那年头“正式”教师工资都低，又不被当干部看待，遑论“民办”的了。虽说是基本相同的贫穷，但又各有“绝活”。他们用满是硬茧、冬天常常皲裂的糙手，自己刻蜡板，转把子油印练习试卷；一“蘸”又一“蘸”地用尖尖的水笔，给我们批改作业和试卷。往往一人要“承包”一个年级所有的课程。

体育课上，老师有时充当“老母鸡”，领着我们这群野孩子玩“老鹰捉小鸡”，也“跳马”。壮同学当“马”，低弯着腰，以手抱膝；老师近旁防护，“跳马”的同学助跑几步，在“马”上一点，又借助老师的肋下一托，轻轻松松地飞跃而过。不分男女，常玩的还有跳绳。老师手劲大，把近丈长的麻绳甩得呼呼响，尘土扬。我们瞅准“猛进”，双脚跳上几跳，又见机疾出。麻绳再长些粗点可用来拔河。

那些年，我们课间还常“挤烧”（即“挤油”），老师也放松当看热闹，还当裁判维持秩序。我瘦而小，多被挤出，又颠颠赶去“接尾”；也“叛变投敌”，跑到另一队去。我是家中老幺，衣裤多是五个哥姐顺延下来的“老物件”，拔河或“挤烧”时，常常裆裂衣破，照样乐此不疲。

那年头，周末从未补课，还常放“农忙假”，晚上除了“小升初”最后十来天冲刺外，也不用晚自习。童年满满的记忆只有仨字：玩得野。上树捣窝偷果，下河扑腾裸泳，泥里捉鳅，稻田里拾螺，渠中截流戽水捉鱼抓虾。家离教室只有几步之遥，快速扒完午饭，我就跳下操场，在稻草堆、“牛粪缝”里，和一群野孩子“跑追”，捉迷藏。上课钟敲了，满身大汗、泥草处处、牛气哄哄地追到座位，这才发现课桌空空，两手空空，我又忘带书包啦！

后来，村小能办得热闹红火、成绩不俗，关键人物当属校长陈炳文老先生了。老先生是“乡里人”，又是不多的“正（式）教师”。村夫相称习惯加“阿”，先叫“阿炳文”，后嫌拗口又简称“阿炳”。我倒始终未敢造次，一直用本地话称“校长”或“先生”。

“阿炳”长长的教师生涯基本上始于斯终于此。“阿炳”当了三十多年的校长，延揽了几个知根知底的本村人来代课（做“民办教师”），以这批人为主力，在艰难困苦中开创了一个称得上辉煌的时代。当年每届四五十人的毕业班（低年级人数更多），考上莆田一中、二中、四中等重点校初中的能有好几个；更多的，像我，当时野得无法无天，成绩虽中下，但毕竟埋下了种子。1989年，我竟也考上大学本科，算开花结果了。村里“出社会”“吃工作”的不少，至今大多数还是经他之手调教过的，时间或长或短。

阿炳退休前夕，家庭遭逢大难：唯一的儿子年纪轻轻，却葬身大洋。天塌梁倒，世间最惨的，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了。阿炳的儿子是国际海员，孝顺懂事，收入也高。阿炳能一心扑在教育上，儿子既是他“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动力，又是无后顾之忧的坚强后盾。退休之后原本要留任的阿炳，苍老、呆滞了不少。在城里工作的儿媳，精神近于崩溃，小孙子也刚牙牙学语，确实也需照料抚养。

阿炳离开了他一直牵肠挂肚的村小，但留下了崭新的综合楼和教学楼。当年经过他的极力争取，上级拨了款，村民也踊跃集资，在操场西面盖起了三层教学大楼，北面的那一排旧的平房教室也拆除，重建起了两层综合楼；大楼挺长的，基本把南北两排一新一旧的楼房牵起手来了。

阿炳离开之后，学校的精气神却散了，用村妇的话说，风水流光了。教育重视了，硬件也大大改善了，教师基本都是科班出身的了。村小却留不住人了，先是教师留不住了，或者说人在心不在了。新世纪刚过没两年，村小彻底关张了。与我的村小命运相同的，应该还有许多村小的“人去楼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