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荣清

我的童年是在壶公山山麓度过的，有幸遇到对我一生影响很大的小学老师黄德兴，我习惯称他为阿兴。

我第一次听阿兴上课，还有一段“冤情”呢。那是20世纪70年代，当时村里小孩子上小学一、二年级都是到村里一座祠堂上课。那是一所单人校，祠堂里住着一位来自城里的胖胖老师田元祥。有一天，田老师没来上课，阿兴过来代课。当他走进教室，看到几个同学在打闹，便快步过去制止，无意中发现他们书本很脏，于是就大声训斥：“你们看看，课本那么脏，都不爱护，能念什么书？看看人家那么会读书，课本是怎样的？”边说边走到我身边，从我书包中抽出课本，高高举起。结果发现，我的课本比他们还破烂不堪，书角都烂成半圆形了。同学们见状都哄堂大笑，阿兴也跟着笑了，却不忘往我屁股打一巴掌。对此，我甚感委屈：明明是他们在打闹，我却挨打。再说，当时小孩子都喜欢打画片、摔泥巴等游戏，用脏脏的手去翻书，课本岂能不脏？

长大后，我才明白，原来挨打不冤。阿兴是带着一种特别感情而打的，因为我与他有特殊关系呢。他是邻村圳尾人，我奶奶与他母亲十分要好。小时候，我经常跟随奶奶去他家。他家比我家还穷，家徒四壁，连小偷都不会光顾。阿兴也从我奶奶口中得知我学习好，还当班长呢。

当时，阿兴经常忍饥挨饿，瘦如竹竿，但他一走进教室，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活力四射：声如钟，目如炬，讲到激情处，还会摇头晃脑，像演说家那样富有煽动力。有一天，他布置一篇作文，要求同学们给解放军叔叔写一封信。恰好家中有我父亲带回家的《红小兵》杂志，里面写有“解放军叔叔昼夜巡逻在祖国漫长海岸线”的语句，于是我就把这语句应用到信中。后来，阿兴便在课堂上大声地朗读我的作文，竖起大拇指直夸我竟然会写如此优美的词句。看他那么激情飞扬，我深受感染，好像有一股热流瞬间注入体内，让我对念书有了特别的自豪和自信。当天放学回家，那曾挨打的屁股竟然一路屁颠屁颠起来，十分得意。

阿兴对教育事业充满着如火一样的热情。他上课生动有趣，声情并茂，有一种震慑力。我们喜欢他，又有点怕他。我到圳尾村渠桥小学总校上三年级后，他成了我的语文老师，还兼当体育老师，喜欢带同学们“满天飞”。当时学校没有围墙，也没有体育场。每当上体育课时，他就把同学们集合起来，排队带出校门，像一条长龙，飞到壶公山下，飞到云庄村东圳渠道上，飞到红山水库边，飞到渠桥山上。有时，阿兴还会预先在树林里、草丛中、石头下藏宝——一张白纸，然后叫同学们去寻找。如此大规模的校外“满天飞”，全班几十名同学个个都十分自觉听从阿兴指挥，从来都是开开心心出去，平平安安回来。阿兴不仅带我们飞得很高——爬山到壶公山半山腰，而且飞得很远——步行十多里路进城看电影呢。有一次，看影片《卖花姑娘》，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座位，于是他抱着我一起看。当卖花姑娘被滚烫的热水烫伤而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他也哭了，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拭眼泪呢。

阿兴有情有才，别看他身材削瘦，肚里却有“压缩饼干”，里面尽是才华。20世纪50年代，他毕业于晋江农校，从此倾情家乡教育事业，像一团火，燃烧着激情与智慧，为教书育人发光发热，几十年来桃李满天下。现年七旬有七，还会使用微信，喜欢写作，笔耕不辍。前几年，我遇到他，他说想看我的文章，于是，就把一篇见报的文章发给他。后来，他说，这篇文章最后一句是多余的，应当删掉。一句话点醒了我，那最后一句确实是画蛇添足。

我大学毕业后，与文字打交道几十年，发表文章不计其数。阿兴依旧火眼金睛，一下瞧出文章短处。厉害呀，我的阿兴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