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郑樵是有宋一代杰出的史学家、文化巨人。他一生著述如林，以《通志》为代表作，以“二十略”为精华。他的《通志》与唐代杜佑的《通典》、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是记载历代典章制度、贯通古今的政书，合称“三通”。清朝士林有“士不读三通，是谓不通”之谚。可见其影响广泛而深远。可以说，郑樵创造了历史，历史记住了郑樵。作为生长在吾莆文献名邦的一位杰出的、不朽的史学大师，我们仰之弥高。今年是郑樵诞辰915年，特以此文为纪，以飨读者。

草泽上殿领新命（上）

【近臣举荐】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一月，弄权乱政、卖国投降的奸相秦桧病死。南宋朝廷自此有了一线生机，多年来被秦桧迫害贬逐的重臣也复职回朝。困扰郑樵多年的私人修史顾忌，从此彻底解除。

其实，郑樵的著述早已为朝野有识之士所赏识。尤其他的书收藏秘府后，更是受到士人的推崇。只因秦桧一手遮天，禁修私史，而不敢公开议论，只在私下流传称许而已。

绍兴二十七年(1157)十一月，工部侍郎王纶、侍讲汪应辰、侍讲贺允中等四人，先后向宋高宗进状，推荐召见郑樵，给予任用。

王纶，南宋建康(今江苏南京)人，字德言。绍兴进士，历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兼权兵部郎官、监察御史等职。因不从秦桧意旨被罢职。秦桧死，起用为起居舍人、崇政殿说书兼权礼部侍郎、中书舍人，为高宗进讲《春秋传》，多数诏命是他起草的，升任同知枢密院事。他的推荐状说：

兴化军进士郑樵，耽嗜坟籍(古代典籍)，杜门著书。顷年尝以所著书，献之朝廷，降付东观(宫中贮藏档案、典籍与从事校书、著述的处所)。比闻撰述益多，恐必有补治道。终老苇布，可谓遗才。望赐召对，验其所学。果有可取，即乞依王苹、邓名世例施行，庶学者有所激劝。

王苹，福州福清人，后徙居苏州，字信伯。平江守臣孙祐荐其学行，赐进士出身，除秘书省正字。后参与纂修《神宗实录》，兼史馆校勘，迁著作郎，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观致仕。邓名世，字元亚，江西抚州临川人。绍兴四年(1134)，进所著《春秋四谱》及《古今姓氏书辨证》，赐同进士出身，授史馆校勘，改秘书省正字，除校书郎，迁著作郎。

汪应辰，初名洋，字圣锡，信州玉山（今属江西上饶市）人。绍兴五年（1135）考中状元，与郑厚同榜。高宗特书《中庸篇》赐他，又赐名应辰。为宰相赵鼎所器重，授镇东军签判，召为秘书省正字。时秦桧主和议，汪应辰上疏主张抗金，力言“因循无备、上下相蒙、不明敌势”的危险，而违反秦桧意旨，贬为通判建州（今福建建瓯）等地。秦桧死后，召为吏部郎官，除秘书少监，迁权吏部尚书、权户部侍郎兼侍讲。其举荐状说：

臣闻舜之所以为大圣者，以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恭惟陛下，与人为善，如舜之德。凡为臣子者，宜仰体圣意，有所见闻，皆以之献之于上。况臣蒙恩特厚，尤不宜以疏远自外。

伏见福州寄居郑樵，自少笃学，无他嗜好，年逾五（七）十，称道不倦。所著《六书本义》，明古人制字之意，皆有证援。疑者阙之，不为强说，足以辨近世儒者私意穿凿之失。又有《诗传》，其考究精密，多先儒所未悟，推测经旨，简易明白。伏望圣慈，令福州取索，缮写投进。庶几一经圣鉴，必有取焉，亦足以慰其记事纂言之勤。

话说郑樵从兄郑厚，因为不赞成和议路线，又是赵鼎荐举的，因此在广东茶盐干办公事任上，十年没有升调。直到秦桧死后，才起用为昭信军（治所今江西赣州）节度推官，后改任湘乡（今属湖南）知县。他对郑樵修史始终竭力支持，利用官场上的关系奔走呼号。汪应辰曾经是他科举同榜的状元，也因受到赵鼎的重用而遭秦桧贬谪。由此推想，汪应辰奏请高宗召见郑樵，可能就有郑厚的促使之力。

贺允中，字子忱，眉州(今属四川)人。政和五年进士,历任颍昌府（治所今河南许昌）教授，国子监、宗正寺丞，秘书省著作郎等职。高宗时自吏部侍郎除参知政事，后又除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绍兴九年(1139)，为福建路转运副使，因不愿阿附奸相秦桧，被改为提举宫观闲职。秦桧死后才得起用，任吏部尚书兼侍读。

四名近臣的荐言，很快得到高宗的采纳，于是召命郑樵进京。民间传说，圣旨传到之前，郑樵家乡霞溪的天空，连续几天祥云满天。前夜，又有一股寒光从溪潭窜起，显示吉祥之兆。后来，邑人、梅州知府薛珩赋诗记录了这一盛事。诗云：

一夜寒潭阚碧虛，闲云自在卷还舒。

夜来数仞寒光起，早去溪头听诏书。

目睹印有鹤头图案的精致诏书，五十五岁的郑樵老泪纵横，激动万分。自从宋廷南渡后，由于时局变迁与秦桧弄权乱政，朝廷已有二十多年没有聘用民间儒士。郑樵突然收到皇帝的特别诏令，为当时的舆论所称快。兴化军还特为郑樵以布衣被召，立“特起坊”纪念。 

郑樵他深知此行的使命，首要是乞请高宗皇帝允许他纂修《通志》。于是精心撰写了一份《修史大例》，简要说明编修《通志》的体例，以便提交皇上阅览知情。并把已经写成的著作书目另编一册，名为《夹漈书目》。

圣旨碑

【草泽上殿】

绍兴二十八年(1158) 二月，郑樵启行赴临安陛对。此行为公事，一路上享用官府驿传接送，马不停蹄地抵达京都临安。高宗皇帝在迩英殿召见了郑樵。  

郑樵面奏说：“微臣身居山林三十多年，探讨古今典籍，撰写成书。分作十类：一为小学类，二为经旨类，三为礼类，四为乐类，五为校雠类，六为谱系类，七为天文类，八为地理类，九为名物类，十为方书类，共五十种，都是已经写成的书。没有写成的这部书，臣选取历代的史籍，从三皇时代开始，至五代为止，连贯会通为一书，名叫《通志》。参照采用司马迁的体例，然而又不同于司马迁的写法。郑重而恭敬谨慎地摘抄它的要览十二篇，名为《修史大例》。还有已经写成的书稍多，未能辨识，现有目录一篇，名为《夹漈书目》。”

高宗高兴地收下两本书，问道：“《资治通鉴》的全本太繁多，节本又太简单，怎样使它繁简适中，便于翻阅呢？”又问：“司马迁《史记》，囊括成一部书，它的功用在于十篇《表》，为什么学者不懂得他的用心呢？”

郑樵回奏说：“学者把《通鉴》与《六经》并列，老师儒都不能够议论它的得失。班固的《汉书》距司马迁不远，就已经不明白十个《表》的功用，后生晚辈怎么能懂得司马迁制《表》的用心呢？其实是这是由于天赋所得。”

于是郑樵进一步论述，自班固以来，断代编史的体例，全都失去班彪（班固父亲）、司马迁写作史籍的本意，又失去了孔子编订《诗》《书》时增删相因的道理。

高宗听后，说：“听说贤卿的名字已经很久了，详细阐述古代学说，自成一家之言。为何相见这样晚呀！”

当时的问答已经过了十几刻时间，郑樵于是告辞请退。  

皇上说：“听见贤卿的议论这样高明深远，使朕自然忘记了疲倦。”

宋高宗一向喜欢读史，平时每日午后必读《春秋》、《史记》，晚上读《尚书》，尤其喜爱《春秋左传》，差不多每月都要读一遍。又安排经筵为他讲读《资治通鉴》，节假日也不间断。因此，饶有兴趣地同郑樵深谈历史，以至于忘记了疲倦。

郑樵极力请求返回山里治学，说“臣子是麋鹿的天性，终身热爱山林。”

皇上说：“卿宜当等待，朕将有处置的。”

这场对话，从早晨一直延续到下午，可见两人谈论得很投机、很深入，也很有成效。

不久，高宗特下诏令，授郑樵右迪功郎、主管礼兵部架阁文字。所著《通志》，由官府供给纸笔，以便编修抄写进呈。

授官文告《授兴化军苇衣郑樵迪功郎诰词》，全文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敕曰：兴化军布衣郑樵，朕兴学校，崇选举，以网罗天下之士，犹惧有怀才抱艺遗逸于山林者。比因近臣引荐，赐命召尔以苇衣对于便殿。敷陈古学，自成一家。可以授官，庸示激劝夫学行之士也。尔既力于学，以朕将于此观尔有行焉。授尔右迪功郎，尔宜钦之！绍兴二十八年二月三十日下。

朝廷至此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聘用来自民间文士了，对郑樵的特别聘任，朝野舆论翕然称快。

宋高宗的召见，高度评价了郑樵的治学成就，并完全满足了他梦寐以求的编修《通志》的要求。体现朝廷对郑樵修史的肯定和支持，为其编修《通志》铺平了道路。

为此，郑樵对高宗满怀感恩之情。几年后，对高宗在迩英殿陛对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津津乐道。他后来回忆说：

恭唯陛对之晨，曲尽宸衷之照。天颜咫尺，玉韵铿锵；平常言语，自成文采，如彼《典诰》，不假雕镂。所谈之经，皆非先儒所能论之经；所谈之史，皆非先儒所能著之史。是日，延英之漏甚久，宣室之席屡前。但觉鼯鼠之技穷，罔测云龙之神化。自古帝王之负学术，未有如此之高明；从来草茅而见至尊，未有如此之委曲。

生动地描述了陛对的场景和自己的恩遇感受。虽不免有某些恭维之语，却真实地反映了宋高宗重文敬贤、明于学术的儒雅风度。(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