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版《通志略》

 郑樵一生著述如林，以《通志》为代表作，以“二十略”为精华。《通志》以会通为主旨，以批判为武器，以实学为取向，以类例为方法，创新体例，而自成一家之言，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很高的文献价值，其影响广泛而深刻。

【巨制通志】

郑樵一生博览群书，勤奋治学，著述繁富。据学者考证估计，郑樵一生的著述多达八九十多种，在多个学科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绍兴三十一年（1161），58岁的郑樵终于完成200卷《通志》的编修工作。这是一部集天下之书为一书，汇通百家之学的鸿篇巨制。郑樵为此耗尽了毕生的精力。

《通志》是他少年立志，欲读天下之书，通百家之学，为之奋斗一生的学术结晶。郑樵有感于司马迁之后，史家背离会通的修史传统，割裂历史的联系，忽视典章制度的变化，专以空言著书的弊病。于是决定独辟蹊径，编修一部上自羲皇，下逮五代，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通史。最后将这部通史正式命名为《通志》。

《通志》有《帝纪》18卷；《皇后列传》二卷；《年谱》四卷，以年表的形式，记载自三皇至隋的历代大事记；《略》52卷，分门别类记述氏族礼乐、天文地理、语言文字、校雠文献的典章制度；《世家宗室》11卷，记载春秋诸侯列国，及自汉至隋宗室的制度；《列传》125卷，记载历代重要人物1829人的事迹；《载记》八卷，记载南北割据、少数民族政权及近邻国家的情况。全书凡200卷，六百多万字。堪为一部汇集天下之书，会通百家之学的鸿篇巨制。   

《通志》是继《史记》之后又一部大型纪传体通史。它继承了司马迁的会通思想和《史记》的体例，博采众史，但自有成法，有所创新。古时将记事的史书称为“志”，司马迁改“志”为“记”，名之《史记》；郑樵恢复本来的用法，名曰《通志》。又将《表》改为《谱》。

《通志》中的“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所在。为《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天文略》《地理略》《都邑略》《礼略》《谥略》《器服略》《乐略》《职官略》《选举略》《刑法略》《食货略》《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灾祥略》《昆虫草木略》。其中又以氏族、六书、七音、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等七略最具学术价值。这七《略》都是以往史志中所没有过的篇目，在史学的体例上具有开创意义。如《艺文略》，打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创立了崭新的书目分类法。另一些篇目虽然采用归志的名称，但在内容上也有更新。

郑樵说：“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意思说，“二十略”是对百代典章制度与天下学术的汇总，也是学者才能的体现。“二十略”是郑樵一生治学著述的学术总汇和精髓所在。

【主要特色】

《通志》一书，有着鲜明的特色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主旨鲜明。就是会通众史，总辑一书。“会通”之“会”，就是会集天下之书为一书，“通”就是要求时代相续，古今贯通。郑樵说：“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史家据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书而修，不能会天下之书而修。故后代与前代之事，不相因依。又，诸家之书，散落人间，靡所底定，安得为成书乎！”“总辑一书”的意思，就是集天下之书为一书。

郑樵认为，修史不但要通，而且要博，要旁通一切天下之大学术。会通古今，就是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说明其来龙去脉，反映其发展进程。“会通”不仅是郑樵编修《通志》的缘由，同时也是贯穿全书的主旨。《通志》正是以会通思想为指导，成为一部贯通古今，旁通百科，会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纪传体通史。

二是创新体例。《通志》以会通为主旨，通古今、汇百科，总辑天下之书为一书，本身就是古代史籍体例上的伟大创新。《通志》的体例虽然继承前人旧志，特别是司马迁《史记》所创立的“本纪”“世家”“表”“书”“列传”五项纪传体的体例。但并非全搬照抄，而是按照自己的修史思路，有所采用，有所更改，有所创新。拓展了新领域，提出了新思想，补充了新内容，运用了新笔法，开辟了新途径。

郑樵说，学术的卓越造诣在于内心的认识，“二十略”都是自有所得，不采用旧史的文字。“纪”和“传”是编年纪事的实迹，自有成规，不为智而增，不为愚而减。所以采用纪、传的原文但作了增删。如增补了130多篇春秋战国时期人物的传记，对《后汉书》《三国志》的某些人物传，也按其历史时期的归属作了调整，并把《三国志》一批人物传的征引史料、注文揉入传文，又为名匠马钧立传。对南北朝诸家正史的人物传记，也打破原来的家传体系，依照历史年代顺序编排，并删除了原书的《贼臣传》、《索虏传》《僭伪传》等褒贬笔法的篇目。

《通志》的创新，突出地表现在“二十略”的设置上。郑樵突破旧史《艺文志》的体例，创立《图谱略》《金石略》，与《艺文略》并列，把金石、图谱视为文献的重要类型。特别强调图谱对治学的重要作用，对于天文地理、宫室器物、车旗衣裳与草木虫鱼等名物的辨识尤为重要，以便学者“索象于图，索理于书”，容易获得学习的功效。又打破旧史《艺文志》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把“经部”中的“礼”“乐”“小学”独立与“经”并列，然后按照学科内容，设立经、礼、乐、小学、史、诸子、星数、五行、艺术、医方、类书和文等凡12类、100家、420种。

《校雠略》对如何搜求图书提出了八种途径，即“求书八法”。并对亡佚图书的记载、编排及辑录也作了论述。《六书略》在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的基础上，对文与字、声与韵作了深入研究。用“六书”(即汉字的六条造字法则)统领与解释文字，反映了汉至宋的文字演变情况，收录字数达二万四千二百多字。

《七音略》从语音上探讨汉字的形成规律，制定了音韵制字图43幅，显示了宋代的整个语音系统。《灾祥略》对历史记载的，隋代以前的天、日、月、星、地(山)、水、旱、火、风等方面的自然变异现象，作了分门别类的总结，为天文、地理等科学提供了丰富的数据。郑樵通过全面系统分折，指出自然界的变异现象，同人间的吉祥灾患并无必然的联系，彻底否定了千百年来的传统“灾祥说”，斥之为“欺天”的妖学。

《昆虫草木略》对主要的动、植物作了分类，并分别对其名称、形状、习性、功用等生物属性作了具体介绍。强调儒生与农人要取长补短、互通有无。要把田野生物的现状与诗书的义旨互相参合，以便准确地把握经旨的本义。

《氏族略》对氏族的渊源进行深入研究，作了详尽严密的分类，对少数民族及其与汉族的相互融合也有记载。《都邑略》罗列了列代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都城情况，指出“建邦设都，皆冯(凭)险阻，城池必依山川以为固”的规律。并针对南宋的实际，主张定都南阳（今属河南），反映郑樵反对和议偏安，力主抗金复国的进步思想。

另外，在自然科学方面。郑樵深入自然界，细心观察动、植物的情性。《昆虫草木略》对动植物的分类及其习性作了具体记载，并破天荒地列为史志的内容之一。郑樵研究天文地理时，坚持把搜集文献同观察天象相结合。隋代丹元子的《步天歌》把天空分为31区，作为星空分区的主体，具有很高的科学性，直到近代天文学传入后才弃而不用。《艺文略》中涉及天文学及其相关的书达有369种之多。《天文略》又把《步天歌》作为该篇的主要内容载入，并补充了残缺的歌诀。郑樵还对磁石吸铁现象作了近乎科学的解释，认为是“以气相合”，是一种“不期然而然”的必然的属性。郑樵说的这种“气”，乃是近代物理学才认识的磁场吸引力理论，无疑是中世界科技史上的重要论述。《七音略》的韵表，具有数学坐标的概念。以上这些，都显示《通志》“二十略”对自然科学的卓识与贡献。   

三是批判精神。《通志》充满了强烈的学术批判精神。郑樵批判汉代经师对诗、书、传典籍的种种曲说，认为《诗》的功用在于乐章，不在文义；《春秋》的功用在于法制，而不在于褒贬。指出“《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

郑樵批判司马迁以后修史的“荒唐”局面。如班固《汉书》违背会通的主旨，断代为史，隔断历史的做法；《春秋》“三传”所推崇的所谓“寓褒贬于一字间”的“春秋笔法”。郑樵质疑说：“纪传之中既载善恶，足为监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他认为，历代史书关于“贼”、“寇”、“僭”、“索虏”、“岛夷”、“义军”、“义兵”、“叛臣”、“逆党”之类的表述，是修史人“不知留意宪章，而崇尚于言语”的败笔，对此“深以为耻”。

郑樵批判天人感应的“灾祥说”，以自然变异现象对应人间祸福，解释人事历史，斥之为欺天的“妖学”，欺人的“妄学”。如此等等，批判的言词尖锐而凌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