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像

陆游《跋〈石鼓文辨〉》

周必大《回郑编修樵状》

三、陆游与郑樵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号夹漈，自号“溪西遗民”，自称“莆阳田家子”，学者称“夹漈先生”。兴化军兴化县广业里下溪（今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霞溪村）人。南宋杰出史学家、目录学家。中国古代三大史学思想家之一。绍兴十七年（1147），郑樵步行二千多里到临安（今杭州），于十一月献书朝廷，作《上宰相书》。表明修史之志，求免修私史之名。绍兴十八年（1148）正月，郑樵献书高宗，进《献皇帝书》。秦熺荐郑樵为右迪功郎，郑樵拒荐。返回兴化。绍兴十九年（1149），高宗下诏将郑樵所献之书一百四十卷藏于秘府。绍兴二十七年（1157），因侍讲王纶、贺允中的荐举，高宗下旨召见郑樵。郑樵于次年（1158）到了临安，向高宗面陈自己三十年所完成的五十种著述。对尚未完成的《通志》一书，则“谨摭其要览十二篇，曰《修史大例》，先上之”。高宗非常高兴，叹惜“何相见之晚”。授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以御史叶义问劾之，改监潭州南岳庙。给笔札归抄所著《通志》。绍兴三十一年（1161），《通志》书成，全书共二百卷。郑樵十月携《通志》至临安，欲上《通志》。由于金兵正要举兵渡江，时局危极，高宗未能召对，而授枢密院编修。十二月，高宗幸建康（今南京市），郑樵留守临安干办公事，兼摄检详诸房文字，请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国秩序，因求入秘书省繙阅书籍。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十八日，高宗自建康回到临安。是月，郑樵被禁止到三馆借书。三月七日，命以《通志》缴进，而其不幸以命下之日卒，年五十有九。卒后，初葬于兴化县南崇仁里越王山。乾道九年（1173）十二月十四日，邑人丞相陈俊卿迁葬之于今涵江区白沙镇尖峰尾山腰。在兴化县广业里东四十里溪西，以布衣郑樵被召立“特起坊”。《宋史》有传。郑樵著述繁富，现仅存《通志》200卷、《夹漈遗稿》3卷、《尔雅注》、《诗辨妄》、佚诗文若干篇。

陆游著《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跋《跋〈石鼓文辨〉》，陆游称其于绍兴三十年、三十一年间在临安识郑樵，评价郑樵好古博识，诚佳士也。此《跋〈石鼓文辨〉》一文录下：

跋石鼓文辨

予绍兴庚辰、辛巳间，在朝路识郑渔仲，好古博识，诚佳士也。然朝论多排诋之。时许至三馆借书，故馆中尤不乐云。

笔者注：①郑樵于绍兴十八年（1148）正月十一日《献皇帝书》：“作《石鼓文考》，……此皆已成之书也。”

②郑樵《通志·金石略·石鼓文》注云：“秦凤翔府。宣和间移置东宫。臣有《石鼓辨》，明为秦篆。”

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小学类·石鼓文考三卷》：“郑樵撰。其说以为石鼓出于秦，其文有与秦斤、秦权合者。‘樵以本文、殹两字，秦斤、秦权有之，遂以石鼓为秦物，先文简论而非之，其说甚博。’（随斋批注）。”

安吉陈振孙于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通判兴化军，宝庆四年（1228）离任。在兴化军（今莆田市）搜集莆田各藏书家的书籍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郡斋读书志》作《直斋书录解题》，极其精详。（参见宋末元初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二·“书籍之厄”条录）

④莆人林光朝《艾轩先生文集》卷六书简《与郑编修渔仲》言：“……示喻石鼓刻已释。然前辈所作，大率无据。”从此封书信内容可知郑樵之前撰写关于石鼓文考辨的文章，曾与挚友林光朝交流其所持石鼓文为秦篆之观点，光朝也同意此观点，所以光朝据此表达“然前辈所作，大率无据”之评。

⑤绍兴三十一年（1161），郑樵第三次献书《通志》200卷。其在《通志·金石略·石鼓文》注云：“臣有《石鼓辨》，明为秦篆。”可知郑樵有撰写标题为《石鼓辨》的文章。后来陆游《跋〈石鼓文辨〉》因无题跋年间，所以不知陆游是何年得到此篇文章而作跋。不过，依陆游的跋文语气，应是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后的多年才得到《石鼓文辨》而作跋。而陆游卒于嘉定二年（1209）十二月二十九日（农历），由此推断陆游作跋的年间最晚在嘉定二年前。而到了宝庆三年（1227），时任兴化军通判陈振孙收藏到标题为《石鼓文考》三卷。从而得出陆游生前得到标题为《石鼓文辨》的文章，而后数十年，陈振孙收藏到最早标题为《石鼓文考》的文章三卷。之后，元脱脱主持纂修《宋史·艺文志·小学类》：“郑樵《石鼓文考》一卷。”说明到元末时，《石鼓文考》只剩一卷。而今早已佚。

⑥馆阁：宋代国家藏书机构称馆阁。宋初承唐五代之制，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为三馆。太宗时，重建三馆，共处一院，名为崇文院。寻又于崇文院内建秘阁，并将秘阁与三馆并列，故名“馆阁”。神宗元丰初，改革官制与机构，三馆和秘阁并入秘书省，直到南宋灭亡，秘书省都是国家图书馆性质的藏书机构，但习惯上仍称馆阁。（见方建新撰《宋代图书展览会——“曝书会”考略》浙江大学学报第35卷第5期2005年9月）

⑦陆游跋：“予绍兴庚辰、辛巳间，在朝路识郑渔仲，……”时间上有误。

笔者考证：绍兴辛巳（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一月，郑樵得授枢密院编修，入史馆。十二月，其留守临安干办公事，兼摄检详诸房文字，因请修《金正隆官制》，而被许至三馆借书。因馆中之士对其排挤、打击，未几，明年（1162）二月，郑樵即被禁止到三馆借书。这是史实，这与陆游自己在跋中记载“然朝论多排诋之。时许至三馆借书，故馆中尤不乐云。”相吻合。由此推断，陆游是在此时段与郑樵相识，三月七日，郑樵卒于临安。往后多年，陆游因得郑樵撰《石鼓文辨》，其回忆往年两人短暂相识之事而跋，故而记错年间，不是在绍兴三十年（庚辰）、三十一年（辛巳）间，而实在绍兴三十一年（辛巳）冬至三十二年（壬午）春间在朝路识郑樵。

⑧吴怀祺著《郑樵研究》第二四三页郑樵年谱载：“宋高宗绍兴三十年庚辰（1160），郑樵五十七岁，结识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一：“予绍兴庚辰、辛巳间，在朝路识郑渔仲，好识博古（注：‘好识博古’有误，实为‘好古博识’），诚佳士也。然朝论多排诋之。时许至三馆借书，故馆中亦（‘亦’字误，实为‘尤’）不乐云。”按：郑樵二十八年归抄《通志》。陆游说在绍兴三十年（庚辰）、三十一年（辛巳）间“识郑渔仲”，并且“许至三馆借书”，可能是郑樵为完成《通志》的撰写，又一次来临安，至三馆借书。“朝论多排诋之”，“馆中亦（实为‘尤’）不乐”，可见郑樵处境艰难。大约郑樵抄读一段时间，又回莆田。“馆中”之士当包括周必大在内。

吴教授编郑樵此年年谱关于郑樵结识陆游的记载疑有误。

笔者考证：绍兴三十年，陆游正月，自福州北归，取道永嘉、括苍、东阳，至临安，任敕令所删定官，居百官宅。绍兴三十一年（1161）七月，以敕令所删定官迁大理寺司直、兼宗正寺簿。十月，罢归山阴。冬季，再入都为史官。绍兴三十二年（1162）九月，任枢密院编修、兼编类圣政所检讨。以史浩、黄祖舜荐，召见，赐进士出身。〔参见《剑南诗稿校注》（八）册第四六一九页《陆游年表》〕虽然，绍兴三十年，陆游在临安，但未在朝路与郑樵相识。证据一：郑樵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夏秋间所作《上殿通志表》：“……重念臣被旨以还，唯恐弗逮；虽蒙笔札之赐，不敢官求。凡兹汗简之劳，莫非手出。深投虚谷，回隔人烟。三年衡、霍之祠，曾无公事；万卷灯窗之积，几陨余生。鬓雪垂垂，心灰寸寸。……其书曰《通志》，凡二百卷，并目录，谨随表以闻。”由此表可知绍兴二十八年（1158）夏，郑樵蒙笔札之赐，奉旨归兴化筑草堂于夹漈山，回隔人烟，编订二百卷六百多万字的《通志》手稿，手自缮写，仅以所得祠禄供笔札，穷日夜之力，唯恐弗逮，几陨余生。所谓“堂后拖柴堂上烧”，“蓼虫不解知辛苦”，“述作还惊心力尽，吟哦早觉鬓毛凋”，“鬓雪垂垂，心灰寸寸”，皆自道其实也。其生活至枯淡，其工作至繁苦，盖可想见。证据二：郑樵于绍兴十八年（1148）正月十一日《献皇帝书》有载：“……于是提数百卷自作之书，徒步二千里，来趋阙下，欲以纤尘而补嵩、华，欲以涓流而益沧海者也。……”由此可知，郑樵由兴化军兴化县徒步二千里到临安。设想一下，如果绍兴三十年（1160）郑樵来临安至三馆借书的话，那肯定要徒步二千里。二千里等于一千公里。一个人正常步行每小时走5公里，按每天走八小时计算，即每天走四十公里。那么一千公里需要走二十五天。来回一趟估计走五十天。依郑樵那种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专注《通志》编订缮写，惜时如命，而且郑樵对编成《通志》胸有成竹，此时已不必要去浪费近二个月的时间来临安“三馆”借书抄读。证据三：最关键的一点，郑樵奉旨给笔札归抄《通志》，这是一项皇帝交办的意义重大的工作任务，郑樵心中唯恐不逮，岂敢在绍兴三十年（1160）未编成《通志》之时到临安“三馆”借书，况且此年高宗皇帝没有准许郑樵到临安“三馆”借书，而是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二月，高宗皇帝因郑樵请修《金正隆官制》，才准许其到“三馆”借书。综合以上论述，可推断陆游在绍兴三十年（1160）没有在朝路识郑樵。

⑨陆游与郑樵在朝路相识，是否只有一次？

笔者考证：郑樵一生有三次到临安：第一次于绍兴十八年（1148）正月献书高宗，进《献皇帝书》。此年陆游二十四岁（虚岁），在山阴。两人未相识。第二次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高宗召对，授右迪功郎。此年陆游三十四岁，始出仕，任福州宁德县主簿。两人未相识。第三次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郑樵携二百卷《通志》的缮写定稿至临安。而陆游此月在临安官大理寺司直兼宗正寺簿遭罢，归山阴。冬季十二月，陆游再入都为史官，此月枢密院编修郑樵请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国秩序，因求入秘书省繙阅书籍。有时任左宣教郎兼权国史馆编修周必大《回郑编修樵状绍兴三十一年》（见《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二十七启书亲书状附）：“伏审以枢庭之掾，繙藏室之经，事任清高，搢绅钦瞩。顾惟晚进，将侍下风，方极欣愉，遽蒙缄翰，撝谦过厚，积感惟深。”为证。陆游十二月与郑樵在朝路始相识，亲眼所见郑樵“时许至三馆借书，故馆中尤不乐云。”之事。往后多年，陆游得郑樵撰《石鼓文辨》作跋时记错两人短暂的相识年间，误把两人在朝路相识的年间记早一年。综合以上论述，陆游不是在绍兴三十年（1160）与郑樵在朝路相识，而是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二月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春间，两人在朝路相识。绍兴三十二年三月七日，郑樵卒于临安。所以陆游与郑樵在朝路相识，只有一次。

附：周必大撰、周纶编《钦定四库全书——文忠集》卷首年谱载：“绍兴三十一年（1161），四月庚午改授左宣教郎，十月丁亥兼权国史馆编修。绍兴三十二年（1162），五月庚子除监察御史。六月孝宗即位。七月光禄丞行事壬戌覃恩转左奉议郎。八月除起居郎。”说明周必大自绍兴三十一年十月兼权国史馆编修至绍兴三十二年四月，五月除监察御史。在郑樵“时许至三馆借书”时段，周必大为“馆中”之士。(吴国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