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陈文龙精神及其玉湖陈氏文化

莆田陈氏为莆田人口最多的姓氏，其中玉湖陈氏家族文化无疑是莆仙文化的最典型的代表。宋代状元黄公度在《玉湖陈氏族谱序》曰：陈氏之传，式微数世，然善始者自有善终，积善自有馀庆，揆之先人德行有馀阴隙不少,至七世，余友陈俊卿登绍兴戊午科廷试第二名，兄弟五六人皆显贵，视他辈犹有光矣。凡俊卿之见诸行事者，以忠事君，以孝事亲，以廉为吏，以学立身，真宋室之贤相也。是后世子孙显贵绳绳不绝，盖可卜于他时矣。绵绵瓜瓞，诗固然矣，余不独颂之。为君之后代期乎！陈氏之族岂可量乎！陈俊卿“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成为莆田古训。南宋时，玉湖陈氏涌现出两名丞相和八位太师，由此扬名莆阳大地。陈文龙精神与玉湖陈氏文化有渊源关系。

据《玉湖陈氏族谱序》载，玉湖古山村田里种植的甘蔗、黄麻，碧绿相映，微风拂过，绿波起伏，十分壮观，人畜若进，无处可寻，故有宗亲陈府蒙难时，子孙躲进甘蔗园、青田地里避难的传说。玉湖陈氏抗元事迹家喻户晓，后代子孙多迁居广东、海南，为了避免家族蒙难，在族谱中均记载迁自莆田甘蔗园。这与玉湖子孙家族教育也有密切关系，元朝元贞二年八月二十五日朝廷颁《录用忠臣子孙诏》，诏书中称：“皇帝圣旨，有宋忠臣陈文龙、陈瓒乃死于节，可谓得其处矣。近编国史，显迹具存，其子若孙理宜举用。主者施行。”据《弘治兴化府志》载：“朝廷特遣宣使李文虎齎诏至郡寻访文龙子孙，将录用之，而卒无一人应之者，盖其流风遗烈传至其子若孙而犹未艾云。”

玉湖陈氏文化主要表现在良好的家族家风文化、耕读传家与科举文化、玉湖仰止堂的理学文化，与之有密切关系。

良好的家族家风文化是陈文龙爱国精神的基础

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风也称门风，是家庭或家族世代相传的风尚与作风，是一个世族的风气。家规则是为了很好配合家风这个“德品”的熏陶，在有可能悖离这个主题的情况下，而作出的相应性的警告、惩罚与处理的机制。家风与家训直接影响家族成员的决策，作为官员来说，家风与家训也必然会影响其意识领域，陈文龙精神正是受到玉湖陈氏家风的影响，从读书、为官等方方面面都和其所受家族教育有关。玉湖陈氏家族家风有完善的家训、家规、家教制度。《丞相俊卿公遗训》、《仰止堂乡约》和《仰止堂规约》等，这些家训家规为世代子孙推崇忠孝节义、尊尚礼义廉耻，以及慎独、为公、敬恕、谨慎等。家事实上意味的是一种血脉的传承内涵。如《仰止堂规约》中的“人之为人，必先辨志”“近而修身，远而家国”“仁义礼智，天锡至善”“宽裕温柔，刚毅奋发”“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口如守瓶，鼻如嗅馨”“为学则固，察理必精”“欲正其义，不当谋利”“徒见小利，难成大事”“富贵贫贱，患难夷狄”“自反而缩，虽死弗屈”。体现玉湖陈氏重视子孙的道德文章训育，教育子孙后代秉持家训，弘扬家风，认真为人处事当官和坚持爱国主义精神。

陈文龙生活的时代，正是元朝统治者崛起于北方草原，为实现其个人和统治集团的贪欲，极富侵略性和破坏性的时代。宋王朝的富庶、发达令他们垂涎不止，因此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侵略战争，不到亡宋不止。其旨都在掠夺宋国的子女玉帛, 侵占宋人的土地、财产，直至取赵宋王朝而代之。陈文龙等这些具有特别的能力与品格的人，因为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担负起社会道义和责任，领导人民并与人民一起顽强地抵抗侵略者或其他历史大灾难，以自己的奋斗牺牲，树起民族大义之旗，体现对祖国深沉的爱，对人民博大的爱。

良好的家风家教造就陈文龙一家满门忠烈的爱国情怀。陈文龙殉难后，其母在福州尼庵中病甚，亦不肯服药。元将唆都企图以“母老子幼”来动摇他，陈文龙慷慨而答：“我家世受国恩，万万无降理。母老且死；先皇三子岐分南北，我子何足关念。”其母左右视之泣下。母曰：“吾与吾儿同死，又何恨哉！”亦死。众叹曰：“有斯母必有是儿”。为之收葬之。陈文龙一家的死，包含有图报君恩的意愿。如陈文龙所说：“设我贪生畏死，已屈辱于杭州矣。移跸三闽，存赵祀也。”“文龙不爱一身死，不爱一家死，但欲存赵氏一脉。”“宋家天下，被人坏了……大家死休，报国足。”陈文龙族叔陈瓒也同样具有这种爱国情怀，时元将唆都欲降之，陈瓒大骂曰：“汝知守城不降者吾侄耶？吾家世忠义，岂向汝胡狗求活。”唆都大怒，车裂之于五门。实际上，在国破家亡、民族危难时刻，忠君、爱国与爱民应是统一的。

玉湖陈氏家族文化乐善好施也对陈文龙爱民思想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玉湖陈氏家族乐善好施家风闻名于乡。据《莆阳玉湖陈氏家乘原始谱册序》载，陈贵父陈仁，拾贵金廉其人，鬻人还子母钱，得而归之。宋状元黄公度在《玉湖陈氏族谱序》亦称“陈氏之传，式微数世，然善始者自有善终，积善自有余庆，揆之先人德行有余阴隙不少”。另朱熹在《丞相魏国公行状》中赞曰：“公之家自沂公以来，皆以好施周急闻于乡里。”陈俊卿在为母亲（陈贵贤媳）撰《颍川陈太夫人卓氏行状》中称赞其母“性好施，乡戚有贫匮者，至倾槖不顾”。陈文龙祖先继承家风文化，注重个人修养，诚信经营，有对百姓生活的崇高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理想和忧患意识，追求达则兼善天下的品质。莆仙做牙风俗也与玉湖陈氏家族有关。据传，陈文龙祖先陈米牙“指甲装米”老少无欺，在民间传为美谈，他家米店每天门庭若市。莆仙商家为纪念他，每年春节之前和元宵之后，都要举行祭祀陈米牙的仪式，称为“做牙”，祈求生意兴隆。同时把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定为“头牙”，十二月十六日定为“尾牙”，尾牙这一天商家要设宴。所有这些家风家教家训，成就陈文龙坚定的信仰和崇高的人格。

耕读传家与科举文化影响陈文龙的为官精神

“身正为范”、“耕读不辍”、“和睦乡闾”是玉湖陈氏家族的重要祖训内容。罗志田先生说过，“科举制是传统中国社会一项使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和耕读仕进的社会变动落在实处的关键性体制”，玉湖陈氏书室的私塾教育是以家中或族中子弟为教学的基本对象，后来扩及同乡子弟，强调诗书之训为家族根本，故家族中子弟无论贫富，均可入书堂读书。玉湖陈氏家族重视耕读和伦理教化，大部分读书人追求儒家所倡导的读书——科举——仕宦之路，“学而优则仕”大大激发了玉湖读书人进取的积极性，使得玉湖村中读书人辈出，做官之人层出不穷，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陈文龙正是受到这种耕读传家和科举文化影响。

宰相陈俊卿“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也体现玉湖陈氏耕读传家的理念。陈俊卿其学“一以圣贤为法”，后代恪守“要从陋卷勤甘苦，始得成名满沟渠”的祖训，笃守儒家的行为规范，读书不辍，为官勤谨，忠厚持家，使以笃实博学，勤于政事为根本学术旨归，以政事和经学为特色的玉湖陈氏学术得以发扬光大。这些家族文化影响陈文龙的为官精神。陈文龙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薰陶和莆田朴素民风的影响。自幼“苦学不厌”“濡染先训”“励志殖学”，立志“居官清廉”“忠君报国”。在南宋末年的动荡的时代里造就了这位“永垂青史”的莆阳名臣。从陈文龙为官“不可干以私”的清正爱民、直言敢谏到忠贞不屈的爱国情怀都是家族文化的影响。

玉湖仰止堂的理学文化影响陈文龙忠君爱民精神

陈文龙精神受到玉湖陈氏重视文化教育的影响，玉湖陈氏家族向来重视家族子弟教育，宰相陈俊卿一生重视文化教育，在白湖陈家建仰止堂，白湖陈家仰止堂很长时间都是理学家讲学布道的重要场所。陈俊卿常邀名师来莆讲学授徒，与邑人理学名家林光朝、朱熹等人交往密切，理学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时登科显仕者甚众。陈俊卿甚垂青朱熹，平生多次举荐朱熹。淳熙十年十月十一月朱熹过莆田拜见陈俊卿，陈氏子孙陈蹇、陈守、陈定、陈宓及陈星、陈址等都执弟子礼向朱熹学，朱熹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孟子集解》赠送给他们。朱熹两度谒陈俊卿于木兰溪畔，有诗称颂其力主道学的功德和从容进退的高风亮节，且有书信致之。朱熹又作《丞相魏国陈正献公行状》。朱熹与门人论当世人物，有“魏公为莆人中淳朴无伪者”之说。朱熹等理学思想主张，世界只存在着原则上的理，要努力消除人内心不好的欲望。并且对每个人的社会角色做了基本的定位，作为儿子你就应该要做自己该做的，作为丈夫你就应该要做好基本的责任，作为臣子，也应该要认真帮助君主。他对社会中的人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做到仁爱、讲求诚信等。朱熹更深认为事物是不断发展着的，运动的重要性在于使得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其中。后来的其他人学习了朱熹，积累的知识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积累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要做好渐进工作。对于一个人来说，既是动态的也是静态的，要关注百姓的发展，这样君主就可以很好的关心民情，也有利于整个国家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些思想对文龙忠君爱民思想起到重要的影响。

做官先做人，从政先立德。习近平同志在多年的从政生涯中，始终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修身立德，明确要求党员干部做人要有人品，当官要有官德，要在实践中把做人与做官统一起来，把做人的过程作为完善自我人格、夯实从政基石的过程，把做官的过程作为提升政德境界、践行为民宗旨的过程。玉湖陈氏家族文化在打造良好家风家训家教文化、地域廉洁文化和为官文化思想等方面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如今，打造家风家教显得非常重要，干部的家风“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中国人自古以来都十分看重当政者的做人与做官之道，即“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在古人看来，任何设计严密的政治体系，最终均需落实到具体个人。所以，对为政者而言，个人修养水平至关重要，可以说是安邦治国的基础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十分重视。他指出：“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同时，打造地域廉洁文化非常重要，地域廉政文化培育了典型人物，典型人物也影响了地域廉政文化，并且提升了地域廉政文化的内涵。莆田古代出现了222人的庞大御史群体，他们正是莆仙地域廉洁文化孕育而产生的精英分子，当让他们象蒲公英一样散布种子，生根发芽，在传承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