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家祺(右)与中央美院院长范迪安(左)合影
卓家祺作画
麻姑祝寿 卓家祺/作
采萍赏梅 卓家祺/作
卓家祺出生在莆田城里一个美术世家,曾祖父卓黄光是个清末武官,闲时喜好书画,据说卓老爷子的爷爷是开银饰店的,银饰上花花草草,飞禽走兽的种种画样,都出自黄光之手。卓黄光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愧群在上海美专深造,学的是中国画,小儿子立轩在杭州艺专深造,学的是西洋画,一中一洋,学成之后双双回乡。这给少年时的卓家祺接受中西方绘画打开了启蒙之门。打上小学起,卓家祺热衷与书画为伴,幼年时期,他的绘画天赋便初露端倪。
1957年,卓家祺考进福建师大美术系专修油画,打下了坚实的西方绘画基础。毕业后,分别在仙游、莆田的教育、文化部门工作,从此便在艺术的道路上迈出了一个又一个坚实的脚步。卓家祺早年深造俄派油画,中年改修传统国画,他寻找适合自己的路径,把油画语言的造型、结构自然巧妙地融入中国画的笔墨中,使两者水乳交融、自然天成,拓宽了中国画的创作方式,其语言表达也更深入、大胆。他不追求时髦,潜心研究,在具备工匠精神的同时兼有自由的心态进行创新,他的线描功底深厚,秀逸洒脱,行笔间的驰骋与顿挫,表现出一种超乎于世俗的气韵和节律。在绘画技法上,卓家祺擅长于淡墨轻染,他的清雅仕女画便是典型的范例;月光透过茂密的树木,从人物的背后漫射而出,朦胧之间让笔、墨、色柔和地交融,以墨与线的交织,塑造出纯真、可爱、稚气未脱的少女形象。
记得曾经有一位画家说过:“深感画人难,而画女人比画男人更难,画各种类型的女性中,画美人则难上加难,其难者是既要画出符合人类与时尚的审美标准的美来,还得画出个性和既定环境下的喜、怒、哀、乐的各种姿态,不能只画个千人一面的美人胎了。”仕女画创作的弊端也是为行家所深知的,卓家祺的仕女画严格掌握人体解剖结构、人体写生,在绘制着衣人物图时,注重人体生理结构的衣纹皱褶描绘,尤为注重其女性之体美与生理外形更符合今人的审美情趣。卓家祺创作的仕女画《撷香图》《嫦娥奔月》《飞天古乐》《白露》,画风细腻、形态洒脱、格调高古,充满着清新、淡雅、宁静之感,笔墨间隐约透射出画家心灵深处对美的真爱和向往,以及对生活的美好的祝愿。
卓家祺老师画中国画,绝非偶然。他属“科班”出身,原先画油画、水粉画,也画过不少连环画,宣传画《祖国万岁》、《家乡处处都是花》,连环画《赤子林俊》、《包公牵驴》、《钱四娘》有着深厚的文化艺术素养和扎实的造型功底。或许是丰富的人生阅历使然,或许是工作条件的几多变化,他要寻找最能表达自己情感的艺术样式。相对而言,西画重状物,中国画重写心。于是他自觉选择在中国画领域里遨游。无庸讳言,他从西画切入中国画,对传统艺术精髓的体认,对传统精神的理解要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逐步深化。他确实下了一番苦功的,并且潜入到传统艺术的深层中去,他的几十年的文化修养积累,西画的造型、色彩因素等都溶进去了,他得心应手地找到了抒写心意的载体,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
卓家祺高度重视对中国画传统薪传继承。他潜心研讨过历代中国画家关于艺术的理论见解,对于中国历代名家作品的绘画技巧,认真揣摩品味,又不为中国画的传统成法所囿,根据不同的题材和内容采用不同的绘画技法。面对他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他创作的仕女画,《女娲补天》《冬雪梅花香》《秋黄蝴蝶飞》《姊妹俩》他用线大多纤细柔曼,以表现人物“手如柔荑,肤如凝脂”的美感;《除妖图》创作钟馗时,他笔下的勾线则变得粗犷而遒劲。《妈祖》《黄河魂》《山妞》《高山流水》在描绘山石云水,又是一番表现方法。这样的运笔方式,无疑更为准确地对应了表现对象的视觉美学特征,从而使画幅显示出丰富的艺术意匠。卓先生认为,凡从事中国画创作都必须有很强的基本功,线描是中国传统绘画最基本也是最有独特表现力的造型手段。卓家祺老师的作品《云水山庄》《云水惜春山》一改先贤线条的古拙,而出之以平易亲和,他的线描是那么精细、那么精彩地再现了山川、云、水、人物,将其中骨子里的东西精美绝伦而毫不做作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因此,他有很强的中国画功底,又有西画技法的优势,多年文化修养的积累,风风雨雨的人生体验,使他的画风能在画苑中自成一格。
卓家祺老师少遭困厄,长成后亦曾逢艰辛,然而,在他的画作中,我们却看不到一丝生活的阴霾。相反,他的画作大多表现生活中的美好事物,风格明媚秀丽,力图让观者尽情地感受到人生的美好。他在画作中常常袊印的一方闲章是“春色驻万家”。他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委,或许正如常言所道。经历寒冬者,分外珍惜阳春和熙。同时,这些从老师笔底源源不断地涌现的美好景象,也表达了他对世间苍生的善良祈愿。而当老师年复一年地勤研朱墨作春山,以生花之笔把大自然和人生的美好气象播撒人间之际,我们领略到的,已不仅仅是他笔下的形象之美——还有着他作为美术家在人格和襟怀中的那一份晴朗澄明之美。
我经常去卓老师家,每次一进门,常见到一幕熟悉的格式化情景,卓家祺老师光着膀子、肩搭一条带着墨迹的素白毛巾,专心致志地作画。大热天里,炎炎热气包围着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条条汗水顺着老人精瘦的脊背淌下……老人正在完成一幅兼工写的中国画。画幅高一米五、宽四米,在如此巨幅画作中纵横驰骋、消遣。眼前的景象尽然诠释了“艺术”与“艺术人”天作之合的无尽情缘。画幅里,占画面主要的是棵参天古榕,顶天立地的图式,支干如群龙飞舞,藤萝蔓生,根须长延,榕叶婆娑。远方花草茂盛,溪水潺潺,清凌凌的栖地招来百只仙鹤会聚于斯——理羽的、觅食的、嘻耍的、追逐的,形态各异,酣畅淋漓。景中一长列集结的仙鹤,引颈长鸣,在召唤着天际不断飞来的伙伴,好一派超离尘嚣的清凉世界,无疑是画家坦荡心灵幻化的意向风物,不折不扣的人间仙境。如此立意,如此巨作,让人难以置信竟是出自年近八十的老人之手,是多么难能可贵的画作!
在那个散发着墨香和温馨的画室里,我常常和他边喝茶边聊天,他常说真、善、美永远是人类良知的色彩,人性中的的光芒是任何邪恶都驱赶不了的。他把西方写实主义及印象主义,和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因素溶为一体,从西画转向中国绘画,期间研究了中国各时代著名画家的笔墨,领会其要点,当他重新拿起画笔时总会想到要以感动自我的题材作画,以自已灵魂作画,苦练用笔的功夫。他打破传统,中西结合,不间断创作。
卓家祺几十年来致力于人物和山水、花鸟画的研究,其布局皆视题材、主题和画幅形式的要求,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其构图疏密有致,设色明快秀润,造型生动活泼。注重传统而不被传统所束缚,所作大幅山水《黄河出峡》《龙之脉》《茶道弯弯》,雄厚雄秀,新意深远,可居可游;所画小幅《春江花月夜》《高山流水》《夏日榕荫凉》,可观可品。卓家祺心态平和,澄怀观景,静心创作,不浮不躁,故作品多静气,然而画面又动静相成,以增审美兴味。动之所来,一则由画中形象如云气、流水、山势、树态而生,二则由笔力、笔势、笔向、笔性等笔墨运动节奏而生。他创作山水、花鸟、人物的众多作品,显然是他在大自然中悉心观察、体会、提炼、概括的结果,无不渗透出他对人生发自肺腑的热切关怀和表现激情。
卓家祺以他极佳的天赋、广阔的阅历、深厚的功底、良好的修养、高洁的品性,为人物画、花鸟画、山水画注入了一股清丽高雅、浑朴滋茂之风,也为他的画作熔铸了厚重的人文内涵。画中,形象的美,赏心悦目;情感的浓,沁人肺腑;意蕴的真,熔古铸今。卓家祺为人之率真、从艺之求精、画卷之华彩,尽蕴于作品之中。
卓家祺老师是一位自律规范、治学严谨又宽厚平和的人,他德智并举的育才之道,使学生家长无不赞许。福建师大教授徐志坚回忆当年他在卓老师门下学习的情景——时处文革年代,卓老师把我们这批学生收并在他的檐下,紧闭画室门窗,心静如水地为学生打造学业:画素描、习水粉、练速写、听美史、议画论,将他平生所学无私地传授给我们。教学中,他特别强调“勤奋”二字,他动情地说:从事美术就是练就心智和技能,做到“道”“器”相和,得心应手;要掌握艺术之“术”,就当千锤百炼,百折不挠,还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怀有“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的远大抱负;还得“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地磨炼自已,只有辛勤的汗水才能灌出参天英才……卓老师的百般呵护和谆谆教诲,终使一代逆境下的美术人材茁壮成长,这正是特殊年代和特殊人物所孕育缔结的深厚情缘。
如今,早年殷殷学子都已悄然成长、分布各地,并大都从事美术工作,有的已成为福建画坛领军人物。卓老师的儿子:老大卓立,在书画篆刻方面有不俗之才;老二卓凡,现为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活跃于首都画界;老三卓毓,业余之闲,也坚持花鸟画创作。
2017年,《卓家祺父子艺术作品展》展出70幅作品,包含了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但大多是他近年来的新作,这批作品,布局工整,笔法细腻,色彩鲜明,意境独特,皆为佳作,卓老师凭借其对艺术创作的饱满热情,将心源万象汇合于笔尖,人物的描绘仅寥寥数笔,却动态栩栩如生,衣褶笔笔到位,随着线条曲直、快慢、顿挫与刚柔相济的变化,营造出一幅幅动人美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为展览题名“线韵”,盛赞卓老师中国画“线”的精妙。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院长姚舜熙为画展书写前言,福建省美术家协会主席翁振新书写画展感言,著名画家江爱松、翁开恩、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徐志坚、莆田学院美术学院院长林永生等众多省市著名画家、文艺界嘉宾到场,展厅内人气高涨,现场艺术氛围极其浓厚。
2018年6月7日上午,卓家祺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享年82岁。多年来,我一直想为卓家祺老师写一篇艺术评论,生恐写不好,对不起他,亵渎、轻慢了他艺术。现在,我终于把发自肺腑的由衷赞美说了出来。谨以此文献给我敬重的卓家祺老师。(李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