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阳明与陈杰

陈杰，字国英，号万严。兴化府莆田刘桥巷人。王阳明弟子。弘治十七年（1504）举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正德四年至七年授景陵县（今属湖北）知县。擢南京湖广道监察御史。满考，乞归养父。卒年五十有六。督学潘璜题其墓曰“孝廉先生”。卒后入祀莆田乡贤祠。柯维骐曾作《南京湖广道御史陈杰传》。

正德九年（1514）五月至正德十一年（1516）八月，王阳明任南京鸿胪寺卿期间，徐爱、陆澄、薛侃、马明衡、林达、陈杰等同聚王阳明师门，虚心问学。王阳明著、叶圣陶点校《传习录》上卷薛侃录（见第八十二页）有陈杰问学的纪录。陈杰问学录下：

国英问：“曾子三省虽切，恐是未闻一贯时工夫？”

先生曰：“一贯是夫子见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学者果能忠、恕上用功，岂不是一贯？‘一’如树之根本，‘贯’如树之枝叶，未种根，何枝叶之可得？体、用一源，体未立，用安从生？谓曾子于其用处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此恐未尽。”

正德十五年（1520），几年不见弟子陈杰的王阳明去信《与陈国英》（见《王阳明全集》一册第一九七页），信中提到彼此虽然较少书信往来，而对方的消息动静时时及闻。称陈杰“天资笃厚，加以静养日久，其所造当必大异于畴昔”。劝陈杰“凡人之学，不日进者必日退”。《与陈国英》信录下：

与陈国英 庚辰

别久矣。虽彼此音问阔疏，而消息动静时时及闻。国英天资笃厚，加以静养日久，其所造当必大异于畴昔，惜无因一面叩之耳。凡人之学，不日进必日退。譬诸草木，生意日滋，则日益畅茂；苟生意日息，则亦日就衰落矣。国英之于此学，且十余年矣，其日益畅茂者乎？其日就衰落者乎？君子之学，非有同志之友日相规切，则亦易以悠悠度日，而无有乎激励警发之益。山中友朋，亦有以此学日相讲求者乎？孔子云：“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而况于吾侪乎哉？

（三）王阳明与林达

林达，字志道，号愧吾。兴化府莆田城关柴行巷（今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凤山社区）人。刑部尚书林俊长子。王阳明弟子。正德八年（1513）举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历南京兵部主事、南京兵部郎中。嘉靖登极，正德十六年（1521）十二月，以逆濠之变，有征兵防御及赞画功劳升俸一级。转南京吏部考功郎中。疏归养病。其工篆隶，能诗文。著有《自考集》、《继莆阳文献》、《名山藏》。《明史》有传。

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四册第一三六二页·卷三十三年谱一·正德七年条目载：“（正德）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岁，在京师。三月，升考功清吏司郎中。按：同志考，是年穆孔日军、顾应祥、郑一初、方献科、王道、溧榖、万潮、陈鼎、唐鹏、路迎、孙瑚、魏廷霖、萧鸣凤、林达、陈洸及黄绾、应良、朱节、蔡宗兖、徐爱同受业。”说明林达于正德七年（1512）已受业于王阳明，成为阳明先生弟子。

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去信莆田弟子马明衡《与马子莘丁亥》，信中提到莆中故多贤，今有马明衡、陈杰及林达同志相与切磋阳明心学。

（四）王阳明与林学道

林学道，字致之，号立斋。兴化府莆田城南杭头村人。少苦志力学，既入庠，从泉南祭酒蔡清游，复之江西，从王阳明订良知之说，为王阳明弟子。其后游学苏州各地，有佥事某延之为师，既抵门，闻其居忧宴会，曰：“此非吾徒也。”遂不入。督学邵锐选取闽士于会城书院，分经择师，学道与焉。户部尚书马森乃出其门下。后御史聂豹又命为该书院会讲。嘉靖十年（1531），督学潘潢试优超贡，授都昌（今属江西）训导。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王阳明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请林学道讲学于濂溪书院。后江西督学徐阶命主白鹿洞教事。无何，丁祖母忧。服阕，补山东定陶，与诸生讲解经义，定陶士大夫亦执经往听。任满，升无为州学正。嘉靖二十五年（1546），以疾乞致仕。卒年七十。学者私谥曰“贞修先生”。卒后入祀莆田乡贤祠。其著有《原教录》二卷。

（五）王阳明与蓝渠

蓝渠，字志张，号惧斋。兴化府莆田县后塘人。王阳明弟子。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任随州（今属湖北）知州，清刑狱，裁冗费，剪强豪，植孤弱，随民肖像祀之。嘉靖二年（1523），调廉州府钦州（今属广西）知州。勤于政事，风纪凛然；革除陋习，兴利除弊；决狱公平，吏民畏怀，民皆德之；造福于民，不徇私情；政绩卓然，立善政碑。官终南京兵部郎中。程煇撰王阳明病逝葬礼之《丧纪》，称参加葬礼的多达数千人，门人名单内有员外郎蓝渠。（见《王阳明全集》四册第一六一二页）

三、 王阳明与莆田生员陈大章

嘉靖七年（1528）六月，兼理巡抚两广王阳明兴南宁学校。王阳明举荐莆田生员陈大章于南宁府学讲习仪文节度，教化礼仪。《王阳明全集》四册第一四五五页·卷三十五年谱三·嘉靖七年六月条目载：“又牌谕曰：‘照得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冠婚丧祭，固宜家喻而户晓者。今皆废而不讲，欲求风俗之美，其可得乎？况兹边方远郡，土夷错杂，顽梗成风，有司徒具刑驱势迫，是谓以火济火，何益于治？若教之以礼，庶几所谓小人学道则易使矣。福建莆田生员陈大章，前来南宁游学，叩以冠婚乡射诸仪，颇能通晓。近来各学诸生，类多束书高阁，饱食嬉游，散漫度日。岂若使与此生朝夕讲习于仪文节度之间，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不犹愈于博弈之为贤乎？仰南宁府官吏即使馆榖陈生于学舍，于各学诸生之中，选取有志习礼及年少质美者，相与讲解演习。自此诸生得于观感兴起，砥砺切磋，修之于其家，而被于里巷，达于乡村；则边徼之地，遂化为邹鲁之乡，亦不难矣。’”(吴国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