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民

台风来临之际，天空蓝得纯粹，云飘得纯粹，就连滴在窗玻璃的日头线，也走得纯粹。一直在想，在这纯粹之后，会有什么将把天地搅得浑彻？

纯粹究竟是什么？在《红楼梦》里，宝钗算是一位过于“纯粹”的人物了，大概没有人会不喜欢她。湘云是如此对黛玉说：“有本事你挑宝姐姐的错，就服你。”而在贾宝玉眼里，宝钗那一截雪白的臂膊，一下子让他成了“呆雁”——这是宝玉的“纯粹”。

纯粹说起来是一种真，一种完美，但深谙人性复杂的人，有时候就不太容易相信这样的真以及完美。英国作家德·昆西就说过：“真的东西，总是有棱角有裂纹的。”有人就说了，“金钏之死”就是宝钗的一个“裂纹”。金钏自杀，宝钗为了安抚王夫人，一会儿说是失足，一会儿又说即使跳井寻死，也是属于糊涂之举，赏点银子便可。宝钗的冷酷和撒谎的本事，由此可见一斑。

“纯粹”是每个人眼里的“世界”，在更多时候是由人自我构造出来的，你觉得纯粹的东西，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暗藏了玄机。世界上所谓的“现实”，其实就是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所以，尼采早就下了这么一个结论：根本没有事实，只有解释。

人活在现实中，现实是什么样子，人也就活成什么样子——这是福柯的理论。然而《红楼梦》毕竟是小说，“是要以尽可能的方法，写出生命中无可比拟的事物”（本雅明语）。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对于生活总有一种“遗忘”意识。所以，就有小说这种形式去反抗这种“存在的被遗忘”，让生活的世界置于一个永恒的光芒之下（昆德拉语）。《红楼梦》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那么，现实生活中的“纯粹”又是怎样的呢？1988年《红高粱》摘奖后，有人说它的成功在于内涵意义深刻，有人说是艺术形式新颖。但都忽略了两个重要的字：年轻。

那一年，巩俐22岁，姜文24岁，莫言32岁，张艺谋37岁。四个人里，姜文资历最老，一个是第一次演，一个是第一次拍，还有一个刚引起文坛注意。拿副导演杨凤良的话说：“当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有任何顾忌。”为什么会没有顾忌呢？还是两个字：纯粹。

张艺谋承认，当时拍《红》的时候，就是想拍，就是要表达，没有任何杂念，唯一的目的，就是想把压抑多年的情感喷出来。对此，杨凤良又来了一句总结：干净得一塌糊涂！

有了“纯粹”，就有了每个人的专注和投入。巩俐一进组，张艺谋就让她穿上大棉袄，骑驴、挑水，还要改变走路姿势。一开始巩俐只能挑空桶，张艺谋说那样拍不出晃悠的感觉。于是一点一点往木桶里加水，挑得巩俐肩都肿了，只能用毛巾垫住。为了表现高密人的豪放和狂野，设置了“颠轿”和“酿酒”两场戏，谁也不知道当年真实的颠轿是啥样的？戏怎么演，怎么拍，全靠姜文和张艺谋俩人的瞎聊。

这就是艺术的“纯粹”。就连那一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莫回呀头”的歌词，也一直让人觉得是如此的“纯粹”。1988年夏天，我带领的一批大学毕业生去某个贫困县扶贫支教任务结束，在回省城的长途汽车上，大伙提着四喇叭录音机放声高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引起全车乘客的喝彩。那个时候，我也觉得他们的“纯粹”：张扬、野蛮的生命力，正是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缩影。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那时候，一本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可以卖到50万册；那个时候，一个小伙子手上拎着一本弗洛伊德，就谈成了恋爱；那个时候，有一个年轻人，戛纳播放他的电影时，侯孝贤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年轻人有点懊丧，散会后，一个叫徐枫的女士找到他：“我看了你的电影，非常喜欢，我手里有个剧本，希望由你来拍。”5年后，这位年轻人再次杀回戛纳，摘下金棕榈。那部电影叫做《霸王别姬》，这位导演就是陈凯歌。

那个时候——1990年3月，崔健在四川省体育场唱了一首《从头再来》。为了给亚运会集资100万，崔健开始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全国巡演。他从北京、郑州、武汉、西安一路唱到了成都，所到之处场场爆满。在西安，有个叫闫凯艳的女大学生，喊得嗓子哑了一个星期，回去之后把学退了，不当会计改学表演，后来改了个名叫闫妮。

当然，那个时候的“纯粹”有些是需要付出代价的。2001年，中断了许多年的人民文学奖再次启动评选，获得诗歌奖的有两位诗人：海子和食指。然而，那个结果让人欲哭无泪，海子已经在12年前去世，而食指则常年住在精神病院。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一死一疯，人们不禁问道：“诗歌还有未来吗？我们还有纯粹吗？”

那个年代的“纯粹”的确是值得怀念的。如今，我们还能从崔健《从头再来》里感受到那一切么——

那烟盒中的云彩

那酒杯中的大海

统统装进我空空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