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话中第一人称代词或自称语的方言记录字，向来争讼不休;且至今未有定论。

按照汉语普通话规范，字面上一般记作“我”。

这没问题。

但在莆田方言中，若记作“我”，问题就来了!而且这问题真的很难。

根据方言读音，现实存在二种颇有代表性的书写字符：一是“寡”。另一是“瓦”。

除此之外，从各地方言记字，从各种历史典籍用例，综合罗列，当然更多。仅以我有限所见，大约有:余、吾、予、俺、卬、阮等。

如果把身份自称、谦称、对称，以及戏剧行当角色称呼用语，也都算上，那就更加复杂了。

试列一些如下:

1、帝王将相官僚:寡人，孤，不谷，本藩，本帅，老夫，臣，本部堂，下官……

2、皇后妃嫔诰命:哀家、臣妾……

3、平民百姓:愚老，小老，野老，山人，小可，小民，贱民，草民，敝人，奴，仆，老衲、贫僧，贫道、小道、小仙，小生、奴家、奴奴……

4、各种语境下的“对称”，如:为父、为娘，对儿女;孩儿，对父母;学生，对妻妾等。又如表示从属、隶属、领属关系中的谦称:家父、舍侄、贱内、寡君、鄙姓等(自称家人和尊称他人，古人总结出一句口诀，曰“家大舍小令人家”，即对人称比自己大的长者用“家”，如家父、家兄;称小加“舍”，如舍侄、舍妹;对人尊称用“令”，如令郎、令弟、令尊、令堂等。)

还有犯了错误或在审案中的“犯官”“犯妇”“罪民”“罪臣”“身”等。

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自称呼，均可用一个“我”字替换:“我”真的很难！

回到莆田话的方言记音字的问题讨论。

如果一定要在“寡”与“瓦”二字中选一个，我会认可前者。无论是读音，还是字义，“寡”更接近“我”。

但从古代用法和现在读音的声母韵母音素考虑，“吾”与“我”的发音也很接近;而“予”“余”和“卬”“俺”则应该是另外二种方言系列？

莆田话的gua音，所含音素g、u、a，在“吾”和“寡”的音中均有所体现。

古义存乎声，文字记录是后于语音出现的文明产物。文字不具备表音功声。现在我们所认为的某字读某音，起初应该是无依据的主观决定，而在长久的重复使用中，一定社会群体内共同认可了“此字读此音”，即所谓“约定俗成”也。由于“俗成”，人们忘了“约定”，也无从考究“约定”。所以，断言某个“本字”应读某个“本音”是不可靠的结论。

但是，有“俗成”这一客观存在，“我”的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并且解决问题也是有章可循的。

文字发明的伟大功绩，在于它方便了一定范围内人们的交流，使得人们的交流更加顺畅，更加充分。这种方便在于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的二维障碍。也就是说人们可以依凭视觉功能，从记录在介质上的文字符号上，获得交流的便利，比如从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竹(木)简、帛书上，我就能假装知道古人玩了些什么把戏，太监对后妃说了几句暖昧话，等等。现在，我更可以用微信发一串字符给千里之外的那个谁，他也能知道我是想借钱还是要还钱，“也”等等。

一般认为，汉字的起始状态是图画，即“六书”中的“象形”;在象形基础上增加一些简单的抽象符号，便成了“指事”;综合“象形”“指事”元素，“会意”字就出现了。文字学上把“象形”“指事”“会意”三种，统称为“前三书”。尽管“前三书”未脱“图画”胎记，但每一图画都是根据人们观察事物而画，而人们认知某一事物都要“叫”出名目来。所以，每一“图画”——此时已经质变为文字符号——都是有“语音”包含其中的。就此而论，即使是“图画”级的汉字，也已经是“表音”文字了。

“前三书”之后是“形声”字。这是向“纯粹表音”的过渡阶段。“形声”之后的“假借”和“转注”，差可视作“纯粹表音”文字了。

“我”这个字符的解释至少有二种:一种认为是一种植物，是象形字，或为“莪”的初文;一种认为是持戈自卫，是会意字。除此之外，或更有他说？

不管有几说，对于“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的记录字符，大抵可以确认为“假借”字。既然是假借，大约只取音同音近罢了。借谁不是借呢？那么，吾、寡，亦无不可;换一种方言发音，或换一时代发音，则余、予、卬、俺等，亦不为非。

人们认识事物，总是从具体到抽象。“造字”过程大约能反映人们认识事物逐步深化的过程。果如是，则记录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的字，当属先造之字，如“象形”字皆然；而当人们有必要记录认识深化的抽象事物时，或一时造不出，或根本无法“图画之”，权宜之计是取现成音同者而用之，如“假借”者。于是，便有“我你他”之类。特别应该注意到的是“借”了某个形，用的是“那个”音。不过，借字在许多情况下很不厚道，经常会出现“借荆州夺荆州”的尴尬场面，文字学家们同情地称之为“形为借义所夺”。当我了解了“我”的前世今生的不幸遭逢之后，我对方言研究中经常提到的所谓“本音本字”之说，越发疑心比曹阿瞒还重了。

方言研究中，还有一种让“阿瞒”疑心难释、放心不下的情况，那就是文读与白读现象。

文读与白读应该是方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情况复杂。一般而言，文读指“读书音”，白读为“说话音”。这显然是一种粗略描述。但是，不管这粗略程度如何，所指的对象是同一个词，从而记录在书面上的“同一个”字(或一个以上)有两种读法，产生的结果是两种读音。比如“我”，文读约如ngo，白读约如gua;如果换作“吾”，则当是gou，另一呢？会不会也是gua呢？别的呢？如“一”“人”，是否亦作如是观？套用许慎“解话”，或可谓“同意”。

“我”如果确实有文白读存在，那么咱老乡天天说的“我我我”，应该是无比正确的白读音，从而就不必为“瓦”“阮”“寡”之类吵个不休了。

方言研究中有一批“审音”的专家学者，很敬业，估计也很刻苦，很“损心气”，因而也能寻找深扒出许多个据说是很确定的“本字”，功德无量，既可以显现他们的学问，也在客观上丰富人们的知识，扩大视域，从而增强对文化的敬畏之心，诚挚情怀。但是，这些字通常也会让读书不多的“民科”辈很害怕，很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比如，把“一”写作“蜀”，把“人”写作“侬”，把“脚”写作“骹”，把“穿”写作“颂”……

作为当之无愧的“民科”，我以“民科”的操作模式妄拟:学术研究应该有一条“方法一贯性”的原则吧，若以逻辑规则表达，或即“同一律”？即如自始至终一贯秉持“文白读”的解决方案，那么，一个“一”出现在眼前时，文读“衣”或“抑”，白读“术”或“续”，记录在书面上“一”依然还是那个“一”啊！更无必要又写作了“蜀”！否则，不但会让方言的“文白读”不复存在，甚而至于所有“多音字”也无一幸免，一旦扫除殆尽。

我真的很难。

我还是摆脱不了“我”的纠缠。

某一天，我突兀地慷慨起来，纠集了来自南日岛的杨明华君等一伙人物，穿州过府，风风火火，突到天九湾阿和鹅肉店吃鹅肉。吃间，明华君夹起鹅肉带出了“寡”“扶”“赶”，吓了我一大跳。原来，我一直说的“鹅”，在明华的嘴里却变成了“寡”，而“鱼”却是“扶”，“子”居然是“赶”(白读“赶紧”的“赶”)。这竟是“不知有汉”的“南日音”！

感谢明华君！他人既然长得那么高颜值，却又偏要那般聪明，浑身才华，还很情怀地为吾莆吾民珍藏了这么些个方言读音，直惹得曾经错觉颇知莆田话的我，几欲“自经于沟洫”。

“鹅”是形声字，“我”表示读音，那个“鸟”表示它的形状或类属。“南日音”毫不犹豫地把“鹅”读作“寡”，让我确信“我”就是“我”，没必要证明“我妈是我妈”。别吵了，不要让警察蜀黍为难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发觉有一种鬼魂附体的快感。

这鬼魂来自二位唐代的小朋友，一位是写“鹅”诗的神童骆宾王，另一位是本“部民”牧鹅女孩江采苹。可以确信他们都曾与鹅有过亲密接触，如果能肯定古人所言禽兽“其名自效”，那么，他们当初唤鹅的稚嫩童音，一定是“寡寡寡”，一如至今仍未开化的鹅的那种“自效”之声：寡寡寡，呱呱呱。

那么，“我”其实不难。如果要故作高深，强为分疏，硬说真难，那我就会不怀好意哼起“梅妃带回来的莆仙戏”《状元与乞丐》里的那句唱：“该是祖宗无积德。亏你还敢怨鬼魂。阿舅算命有差错。贤妻教子立奇勋……”?（今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