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岑参，是盛唐诗坛上两位卓有成就的诗人。

一

高适，字达夫，《旧唐书》上称他为渤海蓨（今河北省景县）人，约诞生于公元702年。祖辈做过大官，其父曾任韶州长史。高适早年“性拓落，不拘小节”（唐殷璠《河岳英灵集》）。二十岁时，赴京求官，自以为“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别韦参军》），然而现实偏不使他如愿。于是北上蓟门，漫游燕赵，想在边塞寻求报国立功的机会，结果也没找到出路。高适长期浪游于梁、宋一带，遭遇磳蹬，生计艰窘，一度“以求丐自给”（《旧唐书·高适传》）。在此期间，他曾与李白、杜甫等人在齐赵一带饮酒游猎，怀古赋诗。后来寓居淇上。天宝八载（749），由睢阳太守张九皋推荐，高适举有道科，授封丘县尉。他因不能忍受“拜迎长官”“鞭挞黎庶”的精神痛苦，不久便辞官而去。

在这二三十年间，高适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对现实有比较深刻的感受，写了大量杰出的边塞诗和反映民间疾苦、抨击朝廷权贵的作品，诗名渐著。玄宗开元年间，号称是唐朝全盛的黄金时期，所谓“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通典·选举典》）。但是，我们从高适所写的《自淇涉黄河途中作》《苦雨寄房四昆季》《东平路中遇大水》等诗中，可以看到另一种景象：久早无雨，土地硗瘠；大水成灾，里闾凋敝；租税苛繁，民不聊生。由于他拨开了古代史学家所制造的重重迷雾，使我们看到了当时广大农村的真实情景，高适在他的一些诗中，还向统治者提出了开仓赈济、罢收田租的要求，表达了“永愿拯刍荛，孰云干鼎镬”（《淇上薛酬三据兼寄郭少府微》）的心愿，并在《效古赠崔二》《行路难》等诗中，对李林甫之流把持朝政、妒贤嫉能的罪恶，对豪门权贵骄奢淫逸的特权生活进行了揭露和谴责。高适还写有不少怀古、赠别篇什，流露了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愤懑痛苦的情绪。

天宝十三载（754），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表高适为左骁卫兵曹，充掌书记。次年十一月安禄山叛乱后，转入河东任绛郡长史。此后，玄宗任高适为左拾遗，转监察御史，佐大子先锋兵马元帅哥舒翰扼守潼关。潼关失守，高适向玄宗陈述兵败原因，并表示坚决抗击安禄山叛军，被擢为侍御史、谏议大夫。他在朝“负气敢言，权幸惮之”（《旧唐书·高适传》）。永王李璘叛乱，肃宗任他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兼采访使。后因李辅国忌才谗毁，于乾元元年（758）被贬为太子少詹事，留司东京洛阳。后出任彭、蜀二州刺史，擢剑南西川节度使，摄东川节度使。广德二年（764），被召回京，任刑部侍郎，转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永泰元年（765）正月病故。

在唐代重要诗人中，高适算是唯一取得较高政治地位者。他自入哥舒翰幕府起，仕途渐趋显达，这主要是由于他在所处的一些历史关键时刻，多能明辨是非，辅佐朝廷作出较正确的抉择，并竭力为之效命的缘故。正如《旧唐书·高适传》中所说：“（高适）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安禄山叛乱，他向玄宗献策，主张将库藏全拿出来，以招士卒，集聚力量抗击叛军；玄宗使诸王分镇各地，高适端力劝阻；永王李璘进兵江准，高适料定李璘必败，并在淮南节度使任上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准南西道节度使来瑱誓师，共同会盟讨伐，可以这么说，高适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还是一位颇具胆识的政治军事实干家，当然，他所热衷的“功名”，包含着部分庸俗的思想因素，这也是毋庸讳言的。

二

岑参，南阳（今属河南省）人，生于公元715年。父亲岑植两任州刺史，去世较早。岑参自幼从兄受书，“能自砥砺，遍览史籍”（杜确《岑嘉州诗集序》）。二十岁到长安，以文求仕，然而他那“云霄坐致，青紫俯拾”（《感旧赋》）的愿望，很快成了泡影。此后十年，他漫游河朔、邯郸、冀州、匡城、大梁等地，风尘仆仆地奔走于京、洛之间，结果“金尽裘敝，蹇而无成”（同上）。三十岁，举进士，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在失意郁悒的心情下，做了四五年的小官。“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银山碛西馆》）。天宝八载（749），岑参毅然投笔从戎，到安西节度使幕府掌书记，想在边地戎马生涯中为维护唐帝国的统一而建功立业，开创前程，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两年多的边塞生活，并未遂愿，他又回到长安。天宝十三载（754），岑参年已四十，再度从军，跟随封常清赴北庭，任节度判官。至德元载（756），他出任伊西北庭支度副使。这次出塞，历时三年，扩大了生活领域，有较多机会去领略西北的山川形胜，较广泛地去接触边塞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风情习俗、文化艺术的风貌，以及边塞战争的情况。这三年成了岑参一生中诗歌创作最丰盛的时期，写了大量气势磅礴、丰富多彩的边塞诗。

至德二载（757），岑参从酒泉到达凤翔（唐肃宗行在所），在杜甫等人推荐下，任右补阙，后扈从肃宗返长安。岑参任谏官时，“频上封章，指述权佞”（《岑嘉州诗集序》），终为当道所忌，被贬为虢州长史。在虢州三年，他的诗中，时有愤懑郁悒的感叹，但更多的还是具有强烈时代感的政治呼声“胡尘暗河洛，二陕震鼓鼙”；“明主虽然弃，丹心亦未休”；“君去试看汾水上，白云犹似汉时秋”。诗人当时梦寐萦怀的是期望起用贤良，平息战乱，安定社会，革新朝政，恢复安史之乱前的强盛局面。

代宗宝应元年（762），岑参任关西节度判官，后任雍王李适（即唐德宗）的掌书记，参与征讨安史余部史朝义叛军的战争。大历元年（766），他被表为剑南西川节度使杜鸿渐的幕僚，随军同入蜀郡平崔旰的叛乱。当时他在《江上阻风雨》《早上五盘岭》《入剑门作寄杜杨二郎中》等许多诗中，抒写了他对平定叛乱所持的积极乐观态度，表现了他对消灭藩镇分裂割据、维护唐帝国统一而不辞艰险的英雄气概。大历二年（767），岑参任嘉州刺史，可是次年七月，就被罢职。当时他寓居成都，准备取陆路北归，一直未能成行，大历五年（770）正月，终于病逝在成都旅舍，终年五十六岁。他的《西蜀旅舍春叹寄朝中故人呈狄评事》等诗中，抒写了晚年窘厄困顿的怨愤心境，表达了他对兵戈扰扰、四海未安的局势的担忧。

三

唐代是我国文学史上诗歌创作空前繁荣的时代，真是“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李白《古风·大雅久不作》）。其中边塞诗，至盛唐时已逐渐形成当时诗坛上的一大流派，高适、岑参就是边塞诗派的两位卓越代表者，诗史上以“高岑”并称。他们的边塞诗，为唐代诗歌创作开拓了广阔的题材和崭新的思想境界，也是他们全部作品中成就最著、价值最高的部分。

高适曾两度出塞，岑参更是久佐戎幕，这就为他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表现在作品中的，就是丰富的内容和真切的感情。

“高岑”的不少边塞诗，格调高昂，气势豪迈，给人以积极奋发的感受。请看：“近关多雨雪，出塞有风尘。长策须当用，男儿莫顾身”（《送董判官》）；“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塞下曲》）;“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破西官军》）;“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这些诗篇，表现了诗人以身许国的开阔胸襟、昂扬乐观的爱国主义热情，反映了时代的强音，构成了他们边塞诗的主旋律。

“高岑”诗中，分别有一些歌颂哥舒翰、封常清等著名边将及其士卒收复失地、平定叛乱的篇章，赞扬了他们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和坚贞不拔的爱国精神，气势壮阔，令人鼓舞。与此同时，他们的许多描写下层士卒的痛苦生活，也有着很深的感人力量。比如高适的《蓟门行》组诗，截取不同的生活侧面，揭示了长期的战争给戍边士卒带来的祸害，描写了军中将士苦乐悬殊的生活。高适在著名的《燕歌行》中，更以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和抨击了这种不平的现象：“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诗人的爱憎之情，泾渭分明。岑参的边塞诗中，虽缺少《燕歌行》中那样是非清晰、爱憎鲜明的“史笔”，但他的《玉门关盖将军歌》《送狄员外巡按西山军》等诗中，或对边将的骄奢无度、贪婪腐朽，予以大胆暴露，或对士卒的枵腹荷戈、忍饥作战，寄予深厚同情。

“高岑”边塞诗中，虽有若干反映李唐镇压边境部族贵族集团的叛乱、保卫西陲境内的安全的战争，但就其总体来说，主要是歌颂那些制止外来侵扰、维护国家统一、确保畅通中西交通要道的各项政治和军事措施。“汉家能用武，开拓穷异域”（高适《蓟门行》），对于最高统治者这种炫耀武力，致使“边兵若刍狗，战骨成埃尘”（高适《答侯少府》）的严酷事实，诗人是持遣责态度的。他还曾给祖国的边境描画出一幅平静繁荣、融合着民族友情的美好蓝图：“边庭绝刁斗，战地成渔樵。榆关夜不扃，塞口长萧萧。”（《睢阳酬别畅大判官》）这也正如岑参在《奉陪封大夫九日登高》诗中所写的：“横笛惊征雁，娇歌落塞云。边头幸无事，醉舞荷吾君。”为争得一个没有战乱、和睦安定的边地环境而感到庆幸。诚然，这些只是诗人的一种良好愿望，在当时纷至沓来的各种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纵横交织的社会现实里，要使边地长期保持和平状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高岑的边塞诗，在描绘祖国辽阔边地的山川形胜、自然风貌、民情习俗方面，也很出色。尤其是岑参，他以奇特变幻的笔触，绘写了大西北雄伟绚烂的山水画卷，给读者以奇拔清新、醇厚和谐的艺术享受。“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你看，西北草原严寒的秋景，是那么的峭丽，简直堪与明媚的江南早春二月比美。诗人的笔下，祖国西北边陲的山川关塞，无论是平沙无垠、寒冰覆野还是火云烧空、炎氛蒸塞；无论是胡风卷地、飞沙走石，还是突兀峰嵘、千峰竞秀，无不蔚为壮观，显示出巨大的艺术魅力。

高岑的诗，尤其边塞诗，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表现技巧，又各自在创作实践中形成不同风格。王士祯说：“高悲壮而厚，岑奇逸而峭。”刘熙载说：“高常侍、岑嘉州两家诗，皆可亚匹杜陵。至岑超高实，则趣尚各有近焉。”这些都是颇有见地的论断。所谓“岑峭”“岑超”，是指岑参诗富有豪放飘逸的浪漫主义的色彩；所谓“高厚”“高实”，是指高适作品饶有深沉浑厚的现实主义气息。如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等作，奔放热烈，逸思飞动；而高适的《燕歌行》《别韦参军》《封丘作》等，则雄厚浑朴，苍凉沉郁。高适、岑参均擅七言歌行，却又在作品中呈现出各自特有的色泽。高适善于夹叙夹议，直抒胸臆，语言朴质精炼，撼人心弦；岑参长于描写，寓情于景，语言明快自然，耐人寻味。不仅如此，他们的七绝小诗，也写得很出色。如高适的《别董大》《塞上听吹笛》《营州歌》，岑参的《逢入京使》《春梦》《碛中作》《赵将军歌》等，都堪称唐诗中的精品。

对于高适、岑参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当时和后世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杜甫称赞高适诗“方驾曹刘不啻过”，赞美他的诗才如“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杜甫又以谢朓比拟岑参，称他“每诗堪讽诵”（《寄岑嘉州》）；陆游更把岑参称为“太白、子美之后一人而已”（《跋岑嘉州诗集》）。再如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称高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杜确在《岑嘉州诗集序》中说岑参“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这些，也都说明高适、岑参的诗深受人们的重视和喜爱。(枫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