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民

2010年4月26日，女儿女婿在福州举办婚礼。10年了，我一直记住这个日子。那一天，中央台心连心艺术团在我的故乡莆田市湄洲岛演出；福州到厦门动车组正式运营；厦门翔安海底隧道开始通行。有朋友问我：怎么刚好选了这个日子？我说是随意选的。

其实日子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不过这个日子还真砸中了一位记者朋友，他提前一周就给我发了信息：我到厦门厅，接待人员问我哪里的？我说是报社的，小妹马上给我戴花。我以为您钟馗嫁女动静整这么大！认真一看，原来是“安利答谢晚宴”。哈哈！

十年了，风雨并不琳琅。女儿都养育了两胎，在澳洲也拥有了两座别墅。只是她妈妈在她婚后两年就罹患疾病，都没能去到澳洲亲身探望一下，拖了七年便撒手人寰。往事不堪回首，说起来都是天高地远、浮生如寄，其实内心的隐痛并不容易消除。正所谓“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最近看了一部电视剧《我是余欢水》，那个“软怂社畜的逆袭人生”，带给了观众许多的同感与痛感。虽然，我不太喜欢导演把故事从极度现实的一极，演绎到极度荒诞的一极，因为电视剧确乎把前几集建立起来的现实环境，在后半部被植入的所谓“逆袭”和“爽感”抽离了；但是，我仍然认为，那个貌似荒诞的故事包裹着深刻的现实精神。人是活在现实里，无论哪一种活法，风雨琳琅或不琳琅，都是一种“途经”，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存法则。

这十年对我来说，也许是太累了，经历的事也太多了。当然，我不能跟余欢水比，他比我要“严重”得多，至少我不会像他那样窝囊。他说：“我难受的时候，睡不着的时候，只有黑暗会同情我；走路的时候摔倒了，只有马路会同情我；我死了以后，只有坟墓会同情我。没有人会真的同情我。”

所以，余欢水是余欢水，我还是我。《我是余欢水》最后一集，余欢水直视镜头，跳出故事之外，开始质疑现实：这一切都是我的幻想？余欢水真的逆袭了么？只能说那不过是余欢水的一个梦，也是消费“余欢水”的观众的一个梦。我想一个人能真正坚持下来，靠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是那种朴素的生命哲学。

一个人能有几个十年、二十年？冯骥才在《一百个人的十年》里，写到翻译《静静的顿河》《复活》等作品的翻译家草婴先生。草婴读了以后告诉冯，说被他的文章感动了好几天。冯对这位从未谋面的大翻译家说：“我才感动您一两天，可我被您感动了几十年。”当冯骥才后来在上海见到他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将这个瘦弱的老头，与托尔斯泰的浓重与恢宏，以及肖洛霍夫的野性联系在一起。这大概就是一个人的高处——灵魂的高处。无论是十年、二十年，还是更长的时间，都难以将这种精神扑灭的。

最近有一部由周迅、赵雅芝、惠英红主演的电视剧《不完美的她》，我看到第二集就不想看了。除了沉重，还因为周迅真的老了。2000年，周迅出演《人间四月天》里的林徽因时，她在那个戏里的确很漂亮。二十年过去了，周迅还是不是过去那个样子呢？其实不要说现在，就是该电视剧在二十年前热播时，两院院士吴良镛看了后也说，跟林先生（林徽因）比，她（周迅）没得比。林先生就是特别，“多少人里都一眼能见到她”。的确，林徽因那种诗情满怀、眉眼温婉的情态，不是什么人都能学得来的。无怪乎，那个在康桥上哼着“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的徐志摩，即便林徽因已被其父林长民促与梁启超长子梁思成为秦晋之好，他也一心希望能够“病蚌成珠”：“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从1921年徐志摩与林徽因在伦敦初次见面，到1931年3月俩人在北平香山再相遇，日子也过去了十年。是年11月19日，徐志摩为了赶在当晚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的演讲，所搭乘的邮政班机在济南城外因雾撞山。林徽因不禁心痛蔓延，让梁思成捡回“济南号”飞机残骸木板一块，亲手用黄绫包裹存放于家中。

十年前女儿的那场婚礼，她妈妈亲自为她梳理的头发以及佩戴的头饰，我至今未能忘怀。十年风雨不琳琅，那些经年累月划下的伤痕以及惨痛的分离，仅仅是一地鸡毛么？仅仅是一块裂纹斑斑、一碰就碎的玻璃么？不是的。它是生活的一种“严重性”。木心有一句话：“行人匆匆，全不知路上发生过的悲欢离合。”明明知道人是不能拒绝苦难的，但有时候就会觉得很无奈。

十年过去了，我时时想去“经验生命的方式”（苏格拉底），去“弄明白生活的意义”。我想引用一下苏格拉底在雅典法庭上留下的两句临别赠言：一句是关于生的，“未经省察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另一句是关于死的，“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

呜呼！接下来还有多少个十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