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更生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期；当时福建的经济、文化，已经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由于实施了积极进取的海洋政策，更使得海内外交通空前繁荣。福建乃至莆田，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都后来居上，成为锦绣一方的佼佼者。尤其是妈祖诞生地莆田，自古誉称“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经济文化发达而甲于八闽。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由县升格为兴化军，标志着莆田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从此，莆田与福州、泉州等郡平起平坐，成为八闽之一。

福建的海岸线长度在全国数一数二，海岸线曲折率更居首位，且多天然良港。兴化军位于沿海中部，拥有湄洲湾、兴化湾、平海湾三大海湾。三湾之间有埭头半岛、忠门半岛、秀屿半岛，还有大小岛屿150多个。对岸就是台湾以及更广阔的太平洋水域，海产资源丰富。它自古就是海盐主产区，“莆利，盐为大”，“天下盐皆烹煎，独莆盐用晒法”。滩涂和浅海适宜于鱼、虾、贝、藻等的生长。部分海产品还驰名远近，子鱼、紫菜、牡蛎和荔枝被誉为“闽中四美”。荔枝成为大宗大量外销和出口的热门商品，产品“水浮陆转，以入京师，外至北戎、西夏，其东南舟行新罗、日本、流求、大食之属，莫不爱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贩益广，而乡人种益多。一岁之出，不知几千万亿”！此外，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也非常发达，如纺织、制糖、陶瓷、雕刻等。兴化军的陂坝1531座，名列八闽前茅。其中，木兰陂是最著名的一处。它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大型水利工程之一，与都江堰媲美并称。可以说，没有木兰陂就没有南北洋平原的繁荣与富庶。

兴化军是福建四大造船中心之一。到南宋末，兴化军拥有的船只数量更是庞大得惊人。商贸发达必然港口兴旺，城镇众多。宋代兴化的宁海、吉了、港里、枫亭、白湖、太平（枫亭）港、白湖（镇海）港、通应（江口）港、端明（涵江三江口）港、浮曦（秀屿山亭）等港之海运已具相当规模。这些港口无一不是南北商舟会集，千艘桂楫。完全有条件成为妈祖信仰传播的海路起点：“盛之万饔，千艘桂楫，顺风扬帆，不数日而达江、浙、淮、湖都会之衢。”山东、江浙、广东等地之所以很早就建起了天后宫，显然是兴化的港口与这些地方往来密切的结果。

宋代频繁的海洋活动，不论是民间商贸，还是国家外事，都为妈祖作为海洋女神的外向型神格特征的形成奠立了坚实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基础。随着海运的发达和海禁的开放，沿海大批民众“走番”出国，移居东南亚，随之带去保护神妈祖。这些都是妈祖信俗不胫而走的时代背景和基本条件。

妈祖信仰传播发端于莆田，还有两大特殊原因作为主要推手：

一是莆阳文人、官宦特多。由于文化教育繁荣，应试科举鼎盛，硕果累累。北宋名臣蔡襄在《兴化军仙游县登第记序》中赞道：“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举天下郡县，无有绝过吾郡县者。甚乎，其盛也哉！”北宋宰相王安石赞叹:“兴化多进士。”莆阳进士多，因此地方官多，京官也多，并且位高权重。他们宣传妈祖，甚至直接、间接上奏皇帝。

探究宋代妈祖信仰的传播，不能不涉及一个长期以来被学者忽视的问题：妈祖与宋代帝王的“机缘巧合”“君神际会”；皇帝所谓“金口玉言”，他的谕旨便是法律，代表国家的意志。妈祖神格的道家色彩比较明显，从出生时“地变紫色，满室异香”，暗示了这位女神属于道家范畴，因为道家崇尚紫色。这与传说中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的状况十分相似：“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赵匡胤乳名即为“香孩儿”。传说林默诞生直到满月，从未啼哭过，因而取名“默”；其实此中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易经》载：“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年青时的林默为“里中巫”“平生不厌混巫媪”，更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十道九医”嘛。宋徽宗更加崇信并偏执于道教。他干脆册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要求“佛寺改为宫，僧寺为观”。道家信仰上的“合拍”，虽属历史的巧合，却是十分重要的际遇和前提——妈祖可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与最高层一拍即合。这一点，精明敏锐的刘克庄在《风亭新建妃庙》中揭示得十分清楚：“妃以一女子，与建隆真人同时奋兴；去而为神，香火布天下，与国家祚运相为无穷。”早期的妈祖信仰，正是借助国家加诸其身的光芒，才从众多的民间神祇中脱颖而出，后来居上。妈祖从民间地方性小神，嬗变为朝廷认可的正规性、合法化的神祇，进而确立妈祖的统帅海神地位，这是妈祖信仰传播过程中关键性的一步，获得质的飞跃；其传播也出现了跳跃式的扩展形式。宋代的妈祖一连获得13次褒封。

另一方面，宋代自然灾害频繁，社会并不安宁。据不完全统计，北宋、南宋合计天灾1928次。此外，还有人祸等等。面对频繁的天灾人祸，百姓更加企望安宁和顺，祈望有个能够护佑他们的神祇。

上述的正反方方面面因素，都为妈祖传说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总之，妈祖诞生和生活于宋朝建国伊始的湄洲湾，明显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诸多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