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闲

 此处当年未建桥，黄大叔背着黄国璋蹚过湍急的溪流去找土医治病。

“龟羊村”立石

金竹坑是常太镇金川村的一个自然村。

金竹坑因生长独特的金竹而得名。

竹有竹德，与梅、兰、菊，并称四君子。四君子皆有德者。

竹德高风亮节，坚韧虚心。村人或因此，取谐音而雅化地名，曰“金德坑”。有“金德社”焉。

金竹坑的金竹，原先只在村口溪岸峭壁上生长一丛，今则于往龟羊道旁间或数见。以此可知，村民钟情呵护，期其繁衍丰茂。

金竹声名远播。村里长者，言之凿凿，谓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山里公路未通，有政府干部倩村民挖掘竹苗，肩扛至王宫码头，再乘东圳水库汽船，到坝头装上解放军的军车，运往远方。

此后，知情者告诉村里人，这些金竹运往厦门鼓浪屿。今于郑成功纪念馆周边附近所见之金竹，其“娘家”便是金竹坑！

何必究其真伪？情怀无价。

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三四十年代，金竹坑曾经是闽中三年游击战争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中共闽中地方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对“三年游击战争”断限为“1934年5月~1937年6月”。

在这个时限内，金竹坑作为红色革命根据地，既是革命斗争形势所逼，又有其作为游击战争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金竹坑所在的金川村，距原莆田县城约20多公里，属于当年常太乡马口保。

马口与县城之间，在东圳水库建成之前，有一片山间谷盆小平原。这里有设在乌宫的区公所（或其先后也设在枫叶塘，且枫叶塘更闻名），有熨斗、洋边、坑洋等人口稠密的大村聚落。这一小平原，正是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强力所在，其地面上有税警、盐警、常备队、官员士绅，以及出没无常的便衣特务和匪徒打手性质的“手枪队”。

小平原西北尽头，即进入旧志书所记的“山中”乡村。

从王宫（横江祖宫）往西北“山中”的乡村，包括现在的霞山、渡里、金川、马院、党城、顶坑，乃至内东坪、外东坪等8个村，体量约占全常太的四分之一。在当时的建制名称则为“保”“甲”和“铺”之类。

在这8个村中，除霞山、顶坑之外，其余均与仙游县的游洋镇、钟山镇，有或多或少的接壤。尤其是渡里、金川、马院三个村，更与仙游县的游洋镇，有着漫长的山界。古称“三角里”，与“兴泰”临；闽中三年游击史则习称“莆田县西部与仙游交界山区”。现在当地老人在言及地名时，仍有“外坑畲角里”（渡里村）、“金竹坑留甲里”（金川村）、“漈兜马院里”或“漈兜江北里”（马院村）等习惯说法。

金川村东南方向为渡里村，西南方向为马院村，北部翻山即进入仙游县游洋镇的兴山村、霞峰村（即兴泰地界），南向为党城村、顶坑村、霞山村。经霞山村，出王宫、安口，即达坑洋；过乌宫、熨斗、枫叶塘，出常太境；由龙桥，进西门至县城（旧时龙桥至县城西门亦属常太境）。

金竹坑是金川村的心脏所在。其后背为留角自然村，乃徐姓人家聚居。从留角后山上行翻越，是为兴山、霞峰境。前向昔为“四合”境，含社后、萩芦、大洋边、顶甲自然村。左右两翼，由半山腰横路分别与渡里外坑和马院勾连，形成犄角呼应、腾挪游击之势。

正是具此地形地貌优势，闽中革命几次重大战斗行动，其出发地点均与此地相关。

奇袭枫叶塘。

1934年，“新的中心县委于同年9月重建”，中心县委“确定在莆田西部与仙游交界的常太山区建立根据地”。“1934年底，为进一步扫除在常太建立根据地的障碍，郑金照、潘涛率领县游击队袭击了枫叶塘镇，缴获驻镇民团步枪20多支。”（《闽中党史研究文论选》，李祖兴主编，鹭江出版社，1993年。以下简称《闽选》。）

符合上述“根据地”条件的，正是现在常太镇渡里、金川、马院三个村的连片山区，而金川村为其中间地带，金竹坑在地理位置上则是核心所在。

在《闽选》中所载的《闽中三年游击战争概述》一文中，更有如此叙述：1936年1月，敌四十九团一部与保安队、壮丁队等共500余人，分四路由下宫、漈兜、渡口、外坑等处进兵“兜剿”常太红军游击队。

这里“兜剿”一语，分明指出常太红军游击队所在地，正是金竹坑！

所以，此次袭击枫叶塘的战斗，或可有二种路线选择。

一是红军游击队从驻地出发，经渡口、霞山，出王宫，穿越小平原，直捣枫叶塘。其优势是道路平坦，距离最近；但不利在于反动势力强大的地带通过，受阻风险高。

二是经畲角里，从河浪岭下山，过东西会，由岐尾直攻枫叶塘。此线路多为山路，村落疏散，人烟稀少，敌人防守薄弱，但山路崎岖遥远，体力消耗严重。

长途奔袭长岭。

1936年5月，由于叛徒破坏，闽中游击队第一支队遭受损失，面临危险。闽中特委决定两支队伍合并，集中到第二支队驻地的常太根据地漈川。漈川即前文所述渡里、金川、马院三个连片山区根据地的马院的一个自然村，与金竹坑紧相连属。

“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刘突军率领多名精干突击队员从常太出发，跃过龟山，直插福厦路上的长岭，袭击保安队一个排的据点，缴枪18支。”（《闽选》）

队伍“从常太出发，跃过龟山”，这个行动路线，也许是绕开驻扎在渡口的国民党“常备队”，而选择从萩芦、大洋边、党城、顶坑，更是远避枫叶塘、熨斗、乌宫、洋边等处国民党驻防要地，经王里洋，从下坊南侧涉水过溪，抵南垾，穿莒溪寨门，翻越马角尾，在华亭宫利稍事休整，蓄积力量，一鼓作气，直捣莆仙交界的长岭。

马角尾即龟山的一个山峰隘口，是常太莒溪与华亭之间常行山路的首选关口。与龟山相连的有马齿山（或即当地人所说的马角尾？）和天壶山（或莒溪当地人所说的“天子山”？），是为莒溪山谷盘地的天然屏障。

莒溪在清朝曾经是反清组织“小刀会”的据点，因出入其间的只有五条险要道路，易守难改，官军几次进剿均“知难而退”。此五条道路闻名则胆寒，曰“寨门孔”“马角尾”“虎脰盂（脖子）”“老鼠随（爬）”“水牢岭”。而此番闽中游击队长途奔袭长岭，或者即从“寨门孔”“马角尾”经过？

笔者早年曾听祖辈乡亲，谈论“土匪”之事，说是当年有个卖“青干（虾米）”的“土匪”探子在乡间出没，但凡“卖青干的”经过的乡村，其间有富豪人家必遭“土匪”抢劫。村里人见到“卖青干的”经过，必惊恐万状。某年某日又见“卖青干的”经过本处，是日黄昏即有数十人的队伍从村边疾步前行。队伍枪械齐整，还有二人抬着“三脚虎（机关枪）”。胆大的村里人探头张望，队伍中便有人严厉而低沉地警告：“看什么，不准看！”

此次“土匪”队伍壮大，但只是“过路”前往“过山”而去。本村只是虚惊一场，毫发无损。

“过山”是常太莒溪人对华亭地界的称呼，即“翻过山的那一边”。

若干年过去，笔者似乎明白，这支队伍疑似刘突军所率奔袭长岭的精干突击队？而常太老前辈曾说“（陈）建新卖青干”，或为化装侦察？

东西会筹粮。

金竹坑上一辈人经常会“闲谈”游击队前往东西会（今东青村、东太村地带）筹粮的“趣事”，而至今村民中仍有人对此津津乐道。

某次，游击队带领金竹坑村民数十人，带上装粮食的谷箩、布袋，翻山越岭到东西会一个名叫“财奇（音）”的财主家，把稻谷悉数搬运回来。

第二天一大早，该财主带上礼物，找到正在金竹坑打麻雀的蔡春庭。

财主满脸堆笑，一边给在场的每个人分“洋烟（卷烟）”，一边颤抖着说“蔡先生，蔡……先生，……”春庭则专注于牌桌，头也不抬地说：“你那是笑还是哭？你想说什么我知道。快回去！你那谷没有了，可是田还在！”

此后，春庭的“是笑还是哭”和“谷没有了田还在”的话就在远近传开，常被人引用，成了“古粕（典故俗话）”。

其实，当年在常太山区的所谓“地主”多为“二地主”，真正的大地主都住在城里。乡下“地主家无余粮”并不罕见，所以，那些心疼被筹去粮食的“二地主”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诸如此类可以顺利筹到粮食的事，是与党组织和游击队实事求是的统战工作分不开的。

“于是，根据地范围日益扩大。为了加强党的领导，特委决定成立常（太）广（业）兴（泰）边区工委，先后在根据地内建立了17个基层党支部，发展新党员50多人。党组织和游击队还十分重视对比较开明的上层人士和愿意靠拢红军的保甲长开展工作，尽量争取团结他们。常太党城村有一个退隐在家的十九路营长叫蔡春腾（庭），他在地方士绅中颇有威信，游击队和他建立友好关系后，便争取了一大批保甲长和上层人士。尔后，他的儿子蔡兆英也参加了游击队。”（《闽选》）

这个“谷没有了田还在”故事发生时，春庭正是在金竹坑某“保甲长和上层人士”家中打麻雀（麻将）。

春庭祖家是党城下洋，妻子却是马院漈川韩家，与烈士韩永藩有亲戚关系；韩永藩与金竹坑也沾亲带故。牵来牵去，马口里的家庭之间都会扯上亲情的。

春庭卸甲归田之后，曾在渡口对面的坂岑顶开荒种植，还自号“锄园”。他经常在游击队活动的根据各村游玩，或者打麻雀，或者“打十番”，也有可能与文人雅士诗酒酬唱。据春庭之子蔡文德（共产党员，老革命离休干部）生前所言，春庭曾营救过中共莆田党的创始人陈国柱（廖华）同志脱险。

与金竹坑相邻的留甲，则是徐椿（1958年病逝）故里。徐椿是国民党将军温洪（彦斌，安福人）部下，曾受温洪举荐参加在南京举办的“国术（武术）”擂台赛，获得“全国冠军”。这个人物的存在也可以成为一种间接的“保护伞”。

留甲上山即兴泰面的上宫。上宫是武装割据的首领雷觉苍（雷光熙之父）的势力范围。中共游击队在这一带活跃时，觉苍虽然已经被国民党杀害，但余威仍在。陈国柱同志回忆录中记述，1927年他派吴梦泽到上宫建立中共支部，特别交代吴梦泽同志先与“我的朋友觉苍”联系。

综上所述，金竹坑作为中共游击队的革命根据地，不但具备天时、地利，还有不可忽视的“人和”！

言及人和，窃以为应把目光投向被共产党唤醒的广大民众！

前面已经讲了从金竹坑出发前往东西会筹粮的故事，那种全村数十人一呼即应，说走就走的壮烈场面，让人不难感受到蕴藏在劳苦大众身上的力量。

金竹坑的一个小角落龟羊，不多几户人家，曾经较长一段时间成为中共领导机关所在地。苏华、陈建新、黄国璋，还有许多村民叫不出名字、或者已经忘记了名字的革命者，都曾吃住在这里。目不识丁的村妪阿细，与苏华亲如母女姐妹，堪比《沙家浜》里的沙奶奶，缝补浆洗不停手，三餐虽无鱼虾，但是番薯竹笋也不让同志们饿着。而黄大叔不但敢背着黄国璋蹚过湍急的溪流去找土医治病，还可以不顾生死危险，翻山越岭到“国统区”买药……

1936年的《莆田日报》有这样报道：

进剿“际川（漈川，漈兜）”时：

该村乡民似完全匪化，当军队未进剿之前，早已迁往高山，墙壁上贴满反动标语；迨军队撤返渡口村休息时，忽发现右翼之外坑村山口有匪共三十余人向军队射击。

进剿“外坑”时：

因游击队和群众事前撤到山上，敌人“只焚雷光熙之楼房一座”，又“将该山四面放火焚烧”；当游击队为救护群众而“冒火冲出与剿共军激战约两小时之久”后成功地撤去时，敌人只好以“卒因山深林密，且天色已晚，未便穷追，至被其趁机逃入林中脱去”为由而自圆其说。

（转引自《闽选》）

渡里、金川、马院，这三个村连结成片的游击根据地上，在革命战争年代涌现出数十位革命烈士、革命者，并因此有相关的众多的烈属、军属和“五老人员”，三个村均列为“革命基点村”。

仅金川村就有四位烈士，其中金竹坑有李玉同、何凤袍、陈清泉三位烈士，另一位为留甲的徐元昌烈士。还有一位“空手夺枪”的英雄郑乌镇。至于在国民党历次“清剿”中，面对威胁利诱，坚贞不屈、坚韧不拔的普通村民，更是难以数计。

三十五年前，笔者曾经在金川村有过四年的居留时间，期间与村民交往密切，亲聆许许多多回肠荡气的传奇故事，每次经过桥头那丛金竹，仿佛看见烽火硝烟中伟岸的身影。今次又忝列采风团，故地重游，注目金竹，竟深情难抑，权成数语以抒怀，曰：

金竹金德，生养英杰。

乡亲爱之，高风亮节。

含笑忠魂，山水是则。

砥砺后昆，薪火不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