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民

从马年开始，每年春节我都写一则“马年马语”之类的短语。但今年我写不来了，因为庚子年太沉重了。不仅对于一个国家，而且对于我个人，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我无法再去接受什么。一直捱到年底，竟然又被老鼠尾巴给扫了一下。这一年，可以说是我有生以来最难的一年，我别无选择，只能向死而生。到了今天，如作家刘原所说，我们拼尽吃奶的力气，终于送走了庚子年。

去年，一直到了4月12日，我才写下了一则《遥寄武汉》的短语。那一天，我觉得必须写了，因为有一种“相通”的“经验”确乎被摩挲了出来。

为什么不写武汉呢？这当然不是冷漠，而是时常觉得自己思想上的无力。记得鲁迅说过：“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这就像在黑夜中踉踉跄跄走路，害怕的不是黑夜，而是一种莫名的伤痛，觉得这种伤痛是无法触摸的，尽管有绵绵不绝的力量在支撑着。

庚子年大年初三下午，我一个人戴着口罩，踽踽独行去单位。路上除了我，没有其他人，偶尔有一二辆汽车飞驰而过。我像“一个人的风”随意飘荡着。走着走着，对面逆行过来一个人，他一眼看到我，嗖的一下跳到了马路对面。我突然就站在了那里，目送着他飞过。

一年也是如此飞快地过去了。年年春节年年过，我似乎多年来未能感觉到春节是什么，保姆回家，我一个人照顾病妻，所以春节对我来说，其实就是“过关”。小时候，春节代表一种心情；现在，春节不过是一种表情。庚子年，我呛着水艰难地爬上海滩，只能躲在黑暗的角落孤独地抹着眼泪，我想我就是一只独自浮游在冰河里的草履虫。

所以，我决定不再写什么“牛年牛语”之类的短语了。记得电影《甲方乙方》的片尾，葛优扮演的姚远在旁白里轻声感叹道：“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时间拨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人们谈起刚刚过去的2020年时，却很难再说出“怀念”二字。1997年也是牛年，那一年，我带着本命年的女儿去福州一所中学报到，随后带着她去一家出版社取走我的《中国梦文化史》清样；那一年香港回归之后，我和几位一起著书的教授去香港参加《香港文学史》的首发式。那一年，的确是让人怀念的。

2020年，整个社会现实所达到的魔幻程度，足以让任何大片都黯然失色。这些天，站在庚子年的末尾回望，我们突然就都惊觉到：苦难终究是可以过去的，随着时间一路的发酵，它们也会成熟，最后都会酿成生活的智慧。这一切，就像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所写的：“如果你掉进了黑暗里，你能做的，不过是静心等待，直到你的双眼适应。”

牛年来了，我们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牛年呢？我想这依然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加尔布雷斯语），我们还将以平静的心态去面对。1899年12月19日，晚清一位福州籍的当过李鸿章幕僚的新学之士郑孝胥，在长江的客轮上，平静地写下了“凌晨，渡江”四个字，以一种极为坦然的姿态迎接一个新的世纪的到来。我想今天的我们还能有这样的心态么？今天是什么？今天就是我们正在经历过的，就像《功夫熊猫》里的那句台词说的：“昨天已经成为历史，明天还是一个未知，但今天是一个礼物。”

面对多舛的世道，我能选择的，只能是面对现实，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我想，我既然是命运的产物，一切就都是命运给定的。认命，也许就是我的最后的选择。或许，从明天起，我就去砍柴、喂马，关心粮食和蔬菜，做一个幸福的人。

辛丑年，我写下这则短语，不为别的，只为了祝福那些在深夜里无声拭泪的人。不管心底有多少悲凉，但我希望自己脸上有阳光，心底有深情，因为我还活着，并且不想去辜负与这世间苍凉的相对一望。

2021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