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民

我的两位朋友喜欢抬杠，几乎每天都会演一两出“搞怪”式游戏。其实话题很随意，有时就因为对方早餐里只有一碗粥、一粒蛋、几根菜，就开始互相挖苦，越挖越过瘾，各种微信表情都用上；但他们“斗”得相当平稳，即便是各各寸土不让，也决不撞得烽烟频起，火星四溅。

他们的抬杠纯属虚拟的江湖斗嘴，倘若真的死缠烂打，那就不是“简单的快乐”了。我见过伸着脑袋一直往前冲的抬杠，简直就是无赖的行为。王蒙有篇叫《雄辩症》的小小说，写一个患上“厚皮逻辑症”的人去看医生。

医生：“请坐！”

此君：“为什么要坐呢？难道你要剥夺我不坐的权利吗？”

医生倒了一杯水给他：“请喝水吧。”

此君：“这样谈问题是片面的，因而是荒谬的。不是所有的水都能喝。假如你在水中搀入氰化钾，就绝对不能喝。”

医生：“我没有放毒药，你放心！”

此君：“谁说你放了毒药？难道我诬陷你放了毒药？难道检察院的起诉书上说你放了毒药？我没说你放毒药，而你说我放了毒药，你这才是放了比毒药更毒的毒药！”

医生毫无办法，叹了口气，换个话题：“今天天气不错。”

此君：“纯粹是胡说八道！你这里天气不错吗？即使是天气不错，并不等于全世界的天气不错，比如北极就在刮寒风，漫漫长夜，冰山正在撞击……”

这样的抬杠还是抬杠么？

然而，在某个失眠的夜晚，我倒想起没有人来跟我抬杠。虽然那个时候无端地多出了一些时光，那还能做什么呢？打开电脑？刷刷手机微信？结果依然是圆睁双眼躺在黑暗中，所有故事都没有阳光，心想若有人来个电话抬杠，该是多么快乐的事。而此时，只能默念苏轼的句子：“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打开窗帘，看着月光缓缓爬过窗户，已经没有什么雅趣了。

就这样不由得想起了苏轼。那个家伙自幼天资聪颖，才智过人，少年成名却也使得他不禁沾沾自喜，恃才傲物，有时甚至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据说流传这么一个故事：某日他去乡间郊游，看见众多农夫在挑泥肥田，便信步走上田埂，没想到迎面走来一位挑泥的农妇，挡住了去路。两人各不相让。苏轼傲慢地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吾乃读书之人，汝妇当让道于我。”农妇毫不示弱：“既然你自称读书人，那我出个上联，你若是能对出下联，我就让路。”

苏轼丝毫没把农妇放在眼里：“胸藏斗牛，经纶满腹，当然能对。”农妇脱口吟出：“一担重泥挡子路。”苏轼听后大吃一惊，仲尼是孔子，子路是孔子的学生，不禁怔在一边，半晌答不上来。

那些干活的农夫看见苏东坡的窘态，不禁哈哈大笑。苏轼总算机智过人，忽有所悟，赶忙对出下联：“两行夫子笑颜回。”

此时苏轼才意识到，自己做人的确是过于显摆甚至过于狂妄，活在这个世上，对任何人都不能小觑。于是便赶忙脱下鞋袜双脚踩到田里，给农妇让路。

农妇的这“一担重泥”还真不是抬杠，倒是把苏轼那傲慢的态度给压了下来，苏轼被打了一次脸，终于醒悟。人生在世，不能总想着为自己让道。有句话说：“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菜根谭》里也说：“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他攫人噬人手段处。故君子要聪明不露，才华不逞，才有肩鸿任钜的力量。”

我读小学的时候，某年暑假，在乡间遇到一位小哥，看上去像个“大学生”，就跟在他身后。问他：“读哪个大学？”他答：“清华。”再问：“读什么系？”再答：“理工系。”我当时的确是有所不知，便告诉我那在大学外语系就读的堂叔，他说：“清华哪有什么理工系？他那是唬你。”我心里觉得很不舒服。按照现在的话说，这不就是“忽悠”么？这种炫耀除了显露出浅薄与贫瘠，还能有什么？

活在当下，我们每个人身上似乎都有“一担重泥”。谁都清楚，如何去“做减法”，为这“一担重泥”减压，才是“王道”。有人说，人活得越简单越好，然而这个简单又是不简单的。作家毕飞宇说过他的一个经历，有段时间他读海明威，夜里没事干的时候，就拿一张纸、一支笔，把海明威的小说整篇整篇往下捋。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打了个比方：一片叶子，你说这片叶子是怎么长起来的？没有人知道。但是，这片叶子后来就枯了，那你就把它拿在手里抖一抖，除了脉络，别的都掉光了。回过头来再看这片叶子，它简单了。原来，所谓的简单就是去掉那些无用的容易腐朽的部分。我有时就想，那些文明的“抬杠”，总比“满瓶不动半瓶摇”的傲慢、浅薄要简单和有趣得多。

日子是我们自己的，倘若一味活着或过给别人看，那你要有足够的让自己由内而外贵起来的底气，同时要有支撑“虚荣心”的能力。英国作家毛姆说：“你要克服的是你的虚荣心，是你的炫耀欲，你要对付的是你的时刻想要冲出来想要出风头的小聪明。”

冯小刚曾经用这样的句子评价陈道明：“一个清高得只肯在戏里低头的人。”就因为陈道明不张扬、不招摇。在我看来，招摇跟抬杠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招摇是自我膨胀的表现，抬杠则是释放内心的行为。只要心存善意，不花枝乱颤，偶尔抬抬杠也没什么，就当是轻轻放下那“一担重泥”。

“一担重泥”——该怎样给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