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其山

四、对林登名《莆舆纪胜》的评价

林登名的《莆舆纪胜》，全书仅有四万言，系统完整地记述了莆阳山川名胜，内容真实而生动，文笔简练而多彩。显示了作家的博闻卓识，健笔雄文，及其对故土河山的热爱，对旅游事业的钟情。

考史志，有关山川名胜的记载，多在《舆地志》之中，未设专门的名胜志。南宋嘉定间王象之《舆地纪胜》，与明万历间曹学佺《一统名胜志》，作为全国性的名胜志，虽有兴化军(府)一卷，但所收的条目及篇幅都远不如《莆舆纪胜》之丰富充实。考莆阳艺文志，及至有清一代，均无专题的名胜志著述。因此，称《莆舆纪胜》是古代莆田名胜专著的创世之作，并不为过。时至今日，依然未见一部系统完整的莆田名胜专著，不能不为之遗憾。

以上仅为对《莆舆纪胜》价值的初步评估。足以显示其在莆田文化学术史上的重要价值，及其无可替代的地位。在中国旅游史上，徐霞客是以其一部《徐霞客游记》而成名的。在我们莆田，林登名亦应当以其一册《莆舆纪胜》，名垂莆史。

附带指出，《莆舆纪胜》在全书内容上的完整性，和编排的严密性，比《徐霞客游记》的日记体，仍有其可取之处。《莆舆纪胜》的成书时间，亦比《徐霞客游记》的初编本，早了二十多年。《莆舆纪胜》在万历戊午(四十六年，1618年)就有刻本。晚清著名博学家、福建侯官人郭伯苍名作《竹间十日话》，辑录全闽历代遗闻逸事，收录了《莆舆纪胜》关于郑樵读书的传说。清翰林邑人涂庆澜编修编辑的《莆阳文辑》，亦收录林登名的《嵩山耳游记》一文。清乾嘉著名藏书家、山阴人沈复粲《鸣野山房书目》中，《远山堂杂纂》书目三百一种，其中有《莆余纪胜》一书(按，当是《莆舆纪胜》)。①表明至清代仍为文坛所注目。而《徐霞客游记》，直至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才首次雕版刊行，比《莆舆纪胜》的刊刻时间，晚了一百五十八年。

近年来，笔者首称林登名是莆田的徐霞客。主要基于两人不但同是明万历间人，又有类似的人生经历，对河山探奇览胜的共同癖好，并皆有撰述游记传世。实属所谓“历史上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时亦清醒看到，两人历史贡献的明显差异，自然是不可等量齐观的。在中国旅游史上，徐霞客无疑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巨人。为此，笔者奉为“旅圣”，如同司马迁的“史圣”之谓。而林登名只能说是莆田旅游史上的一位名人。其《莆舆纪胜》的价值和影响力，亦绝不能同《徐霞客游记》匹比。《徐霞客游记》是遨游中国之大作巨制，而《莆舆纪胜》仅为漫游莆阳一隅之纪胜。但并不因此就低估《莆舆纪胜》内在的价值。

笔者认为，林登名及其代表作《莆舆纪胜》，在莆阳文化史上都应该有其一定的地位，不可轻薄，更不可忽略之。为此，笔者对林登名及其游记，做了系统的研究，全面考量，力求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笔者称林登名为“莆田的徐霞客”，欲以二人的颇多相似之处，借徐霞客之名之作，宣扬林登名其人其作，发掘莆阳文献名邦宝贵的精神财富，弘扬林登名爱乡敬业的精神，共享《莆舆纪胜》的成果。诚愿乡人以崇敬徐霞客及其《游记》之心，推扬这位“莆田的徐霞客”及其名作《莆舆纪胜》，充分肯定他的历史地位与贡献，告慰登名在天之灵。    

近期，笔者已对林登名全境游记一书作了注释，《莆舆纪胜校注》一书可望于年内出版。

①陈长城《莆田县志·历代莆田人著述及版本存佚（草稿）》。莆田市图书馆编，2014年10月。阮按，远山堂主人祁彪佳，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末名臣、戏曲理论家、藏书家，别号远山堂主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次年任福建兴化推官，在莆六年。距林登名《莆舆纪胜》刊刻仅五年时间，所得必为初刻本。书目另有《涧东杂志》一书，陈先生亦列为林登名之作。黄起龙《莆舆纪胜序》称林登名“于书无所不窥，尤善属文”，林齐圣序谓林登名“躭躭嗜古，读书于漁沧溪屋中”。林登名《莆舆纪胜》自署“涧东季子林登名述著”；卷八《近郭纪胜·天马山》谓“(天马山）过渔沧溪则为涧东山。予径行最熟之处。”皆与《涧东杂志》书名吻合。故笔者认为，陈先生列为林登名之作是言之有据的。祁彪佳为藏书名家祁承爜之子，自幼寝馈书卷中，在莆六载，关注莆人著述，亦情理之中也。又，考沈复粲《鸣野山房书目》，其中《远山堂杂纂》书目三百一种，依次载有《涧东杂志》《山居闲考》《莆余（舆）纪胜》三书。以此推测，《山居闲考》一书很可能亦是林登名所作，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