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更生

壶山兰水  林锦堂/摄

兰溪  林锦堂/摄 

“莆阳”，古称兴化军、兴安州、兴化路、兴化郡，也即如今莆田市的雅称与别名。其地域的正确解说，十分重要；作为莆仙人，更得认准家乡！而其代表政府官方，也即最科学、最权威的“正名”，应该就是莆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北京方志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莆田市志》吧！其开篇就开宗明义地说明：“本志中的‘莆阳、兴化、兴安’为莆田市的俗称。”也就是说，“莆阳”，相当于当今的莆田市，包括莆仙两地。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2版对“莆田市(Putian Shi)”的解说如下：“中国福建省辖市。古称兴化，又称莆阳、莆仙。”即莆田市所辖莆仙二地，“古称兴化，又称莆阳”。

2020年，莆田市民政局《莆田地名美篇》一书载：“莆田，位于福建沿海中部，史称‘兴化’，别称‘莆阳’”；也是作为当今莆田全市的雅称的。

然而，有人却一再坚称：“在历史上，‘莆阳’一词绝大多数是用作莆田县的代称”。此说既不符合先贤的著述所载，也与当代莆仙文化界主流认知相违背。

为此，我们必须认真地予以考证辨析，非将“莆阳”的确切所指，搞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可！“莆阳”究竟是否“个别文人”将其扩大化，“指称扩大至包括仙游县甚至古兴化县”呢？根据笔者反复认真查考：纵观历史，古往今来，“绝大多数”都是作为莆、仙两地的统称——如同当今的莆田市。

一般来说，标题或作者署名加上“莆阳”二字的，一为文集、二为史册、三是族谱。下面分别阐述之。

古代文集中，“莆阳”统称莆、仙、兴化县三地的，最典型的莫如宋代李俊甫著名的《莆阳比事》。其所述的成双成对事例，许多涉及仙游的人与事，诸如名人陈洪进、蔡京、蔡襄及其家族，乃至九鲤湖、枫亭、莆阳荔枝等等，实在是太多太多啦，不胜枚举！

蔡襄出生于仙游赤湖蕉溪（今枫亭镇），出仕后迁居莆田城南蔡宅，故常常自称“莆阳居士”，并在许多著述文献上自署“莆阳蔡襄”。可以说，这里的“莆阳”二字，相当于“兴化”，都涵盖了莆田、仙游两个地域；依照今天的说法，即蔡襄是莆田市人。

目前常见的有：蔡襄撰写的《水迁赋》（1043年，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卷三）、《忠惠东壁诗》（1044年，清郑方坤《全闽诗话》卷二）、《洛阳桥碑》（即泉州万安桥石刻，1059年）、《荔枝谱》（1059年）、《会真宫题名碑》（1060年，山东泰安会真宫）、《刘蒙伯墓碣文》（1061年，福州于山“天君殿”碑廊）等著述，都署名“莆阳蔡襄”。

值得一提的是，出生在仙游的蔡卞（蔡京胞弟）、陈觉民二人，一生并没有迁居莆田居住，但他们亦称自己是“莆阳”人，说明“莆阳”所指的行政区域范围包括仙游县。例如1990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书法篆刻大辞典》记载：山东济南灵岩寺中御堂壁间嵌有《楞伽经偈碑》，其碑文是宋仙游人蔡卞所书的，署款为“元符二年（1099）十二月十三日莆阳蔡卞书”；河南嵩山少林寺《达摩面壁之庵》题刻，署款也是“莆阳蔡卞书”。著名学者黄荣春先生《福州摩崖石刻》第一章称：福州乌石山天香台有一处摩崖石刻，刻文为“元佑五年（1090）八月二十二日，……莆阳郑令卿、陈觉民、许国……同游神光寺，会于道山亭。”其中，陈觉民是宋代仙游县人，许国、郑令卿，则是莆田人。

明郑岳（弘治癸丑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编纂，黄起龙（万历戊戌进士）重订的《莆阳文献》十三卷（福建巡抚采进本）。“是书取莆田、仙游二县自梁、陈迄明著作诗文，辑为十三卷。”其还包括人物列传七十四卷，而列传主要根据同郡人周瑛、黄仲昭所编纂的《弘治兴化府志·人物志》部分，所辑录的文化名人生平事迹——包含仙游诸位文化名流。明代柯维骐所撰《续莆阳文献》20卷、黄起龙所撰《重修莆阳文献》6卷，以及郭良翰所撰《续莆阳文献》20卷，都是如此。宋代著名诗人陆游有篇《莆阳饷荔子》称：“江驿山程日夜驰，筠笼初拆露犹滋。星球皱玉虽奇品，终忆戎州绿荔枝。”诗中赞颂的“奇品”荔枝，应该包括仙游枫亭的荔枝吧？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徐霞客在《游九鲤湖日记》中，就特地记上一笔“正枫亭荔枝新熟时也。”明代宋珏的荔枝诗，就有一首以仙游枫亭荔枝为题材的《荔枝词》，揭露人所少知的枫亭驿馆官员的艰难。诗云：“俞公晚好事，垂涎及荔支。愿贬枫亭驿，甘作驿丞卑。妄意荔熟日，端坐饱噉之。事有谬不然，倾耳听我词：枫亭闽孔道，迎送无停时。及至荔支熟，苦情公不知。”生动形象记述了枫亭驿丞俞公，迎送无停时，食荔客如潮，疲于奔命的接待苦衷。清康熙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也说：“枫亭驿荔枝甲天下。”目前仙游枫亭赤岭的荔枝林，还有六七百亩；品种以陈紫为主，此外还有状元红、兰竹。可见宋代所称的“莆阳”，也是包括仙游在内的大莆田。

元代的情况如何？从元代大诗人卢琦的作品可见一斑。卢琦[（1306—1362），字希韩，号圭峰、立斋，今泉州市泉港区峰尾镇人。顺帝至正二年进士，历官漕司提举等。卢琦在政坛是位良吏，在文苑又是，与陈旅、林以顺、林泉生齐名，并称“元末闽中文学四大名士”。清·张景星主编的《元诗别裁》云：“元诗三十大家选，公诗澹远，意境绝高，出三十大家上，盖韦孟之诗也。”]著有《圭峰集》二卷。作为曾经几度客居莆中（见《陈诚中留宿壶山别墅雨中纪怀》“我客莆中知几度”）的“元末闽中文学四大名士”，其作品中的诸多“莆中”“莆田”“兴化”“莆阳”等几个相关的地域概念，使用的分寸感还是相对强且明显的，绝不随心所欲，胡乱使用。诸如，其诗歌《赠莆阳蔡可禹有序》《存与堂》中，由于“蔡可禹”是蔡襄后裔（“蔡君忠惠孙”“共惟忠惠公”；“莆阳有佳士，结庐东沙村。”），故称其“莆阳”；而《送涂岭巡检约苏穆尔之莆田尉》诗中，则称为“莆田尉”——“作尉壶山阳。莆民喜公至”。

明代兴化府的“莆阳驿”，明显说明“莆阳”并非莆田县的专属称呼，而是包括莆仙两邑的。明初兴化府扩城以后，在今胜利路中段（今莆田荔城区雷山路一带），建立莆阳驿铺，供南来北往的文武官员住宿，该地段名曰“驿前”；驻馆的达官贵人们乘坐的马匹，都圈养在街对面的小巷两旁一排排马棚内，这里被称为“马巷”。（请参阅网文《莆田地理沿变》）

张燕青《清代福建驿站考》称：“清代福建的驿站布局基本上承自明代”，“自蒜岭驿往西南方向行‘五十里至兴化府莆田县莆阳驿’。光绪《莆田县志》载：‘莆阳驿，本府属。按宋时城中有东驿、西驿。洪武初建于府治北，即宋监押厅使院旧’”。当时的兴化府署“在城西南，即莆田县署旧址”。由此可见，“莆阳驿”属于兴化府管辖。

明代写作《闽书》的硕儒何乔远多次到过莆仙，落脚莆阳驿，并作《莆阳驿四首》。

清代涂庆澜编辑的《莆阳文辑》《国朝莆阳诗辑》，也收入蔡襄的书信、奏疏、赋文等，以及黄洪鸾的《游九鲤湖诗引》。该书以莆田文人诗文为主，也兼顾了反映仙游的著名景观。其作者“自序”，明确申明了编辑的初衷，即继承郑岳、柯维骐的事业而延续之：“然自前明郑山斋（郑岳）《莆阳文献》、柯希斋(柯维骐)《莆阳续编》后，迄数百年，乏有续者”，故而编辑之。

清代刘尚文的《莆阳金石初编》，不也收录了蔡襄的书法作品吗？其卷二载蔡襄书写的陈伯孙诗：“六合万籁息，秋林月正晖。琴中传不尽，石上坐忘归。”尚文题跋特地注明：“诗为忠惠正书，字径一尺三寸”。

笔者手头还有一篇当代某大学论文《明中后期福建田土争讼及其司法实践——以《莆阳谳牍》为中心》，作者特地说明“作为主要材料来源的《莆阳谳牍》”。此书是“祁彪佳于天启二年（1622）至崇祯六年（1633）任兴化府推官时的判语集”，且“以兴化府及其下辖二县之判语为主”。可见，即使古代“莆阳”二字多与“兴化”相当，并非只是莆田县的专有指称。

应该特别指出，有人在举例说明时，不知是随意还是故意，将陈池养的名著《莆田水利志》，写成了《莆阳水利志》。清代名臣陈池养是个地地道道的莆田人；其水利志所述，也完完全全是莆田县之事，怎么可能会写成《莆阳水利志》呢？笔者手头就有“全二册”的影印本《莆田水利志》呢（清光绪元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综上所述，宋元明清所称的“莆阳”，从官方和主流方面认定，都是指莆仙两地，而并非专称莆田县的。

当代，冠以“莆阳”书名的书籍、文章，更是层出不穷，不胜枚举。请看其中典型的一些吧——

《映像莆阳》（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8月）一书，原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化厅长、福建省文联主席、仙游人许怀中作序。2011年12月6日晚，原莆田市长梁建勇会见参加映像·莆阳城市园林采风创作活动的中外诗人。很显然，这里的“莆阳”，当然也是指壶山兰水、莆仙两地——即当今的莆田市。

2013年10月问世的莆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莆田建市30年大事记·综述》也载明：“莆田，史称兴化、莆仙，亦称莆阳、兴安”。很明显，其“莆阳”也是与“兴化、兴安”并列的，指称如今包括莆、仙两地的莆田市。

由福建省美术家协会、莆田市委宣传部、莆田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莆阳雅集》——福建省新文艺群体油画作品专题展”，于2018年1月1日至5日在莆田市博物馆A馆二层展出。其作者和作品，都包含莆仙两地的油画精英。

现任莆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的王鸿（即王金煌的笔名），其《莆田赋》首句就是：“莆阳，闽海之雄邑也。……名重庆历，书列四家，千年君谟有几?庐隐夹漈，入三通，百代渔仲无双。”其注解云：“君谟：即蔡襄，字君谟，仙游县人。……渔仲：即郑樵，字渔仲，莆田县人。”显然，此“莆阳”，即今之莆田市——包括古时的仙游和兴化县。

莆田市资深文史人士林春德、朱新华（现任莆田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以“莆田市莆仙文化研究院”名义出版的编著《莆阳名人史迹》，其“凡例”载明：“名人史迹主要介绍莆田籍历史人物的生活和文化活动遗迹。区域包括现莆田市所辖仙游县、荔城区、城厢区、涵江区、秀屿区、湄洲岛管委会、湄洲湾北岸管委会。”阮其山（原莆田市政协秘书长）的《历史文化系列·莆阳名人传》（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年），系列丛书由市委宣传部牵头、莆田市社科联策划编写、梁建勇书记作总序。传记人物也涵盖了仙游、兴化县的许多名流，如陈洪进、蔡襄、蔡京、蔡卞、叶顒、郑樵、王迈、郑纪等等。其《莆阳历史丛书·莆阳清风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同样如此；笔者的《莆阳名篇选读》、林祖泉的《莆阳进士录》，也是如此。阮先生还有类似的作品《莆阳名臣传》《莆阳谈丛》《莆阳历史文化之谜》等，情况与之相似。例如，阮先生今年4月发表的《莆田的徐霞客——林登名》认为：“《莆舆纪胜》以郡治为中心，按不同方向的地域，记述北境、西境(仙游)、东海(沿海)、近郭、及平原河网地区的名山秀水。”“纵观《莆舆纪胜》，全书编排有序，结构合理，内容丰富，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莆阳名胜志。”，它“是现今已知最早一部，专题记述莆阳山川名胜的方志”，“在莆阳艺文志上，不失为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著述”；书中涉及的历史名人，包括“蔡襄、郑厚、郑樵、叶顒”等等。阮先生理解的“莆阳”，其地域、人文包含莆田市全境，不是十分清楚吗？

莆田市图书馆副馆长、中国作协会员张翔的《莆阳小识》说得也很明白：“（兴化、兴安）雅称‘莆阳’，该府治二县；莆田、仙游之县城皆南邻兰溪，北倚群山。山南水北谓之阳，以之名。”

莆田市图书馆陈枚香副馆长编著的《莆阳书话》（鹭江出版社，2015），其序言由许怀中先生撰写，取名为《一部梳理莆仙“书”文化的力作——《莆阳书话》序》。其“莆阳”含义，不也十分明确吗？

莆田市图书馆编撰的《人文莆阳·序》载：宋景炎二年，置兴安州，故也名“兴安”，雅称“莆阳”。该府治二县莆田、仙游之县城，皆南临兰溪，北倚群山；山南水北谓之阳，以之名。又合二县之名可称“莆仙”。……莆田，福建省辖地级市，古称“兴化”，又称“莆阳”“莆仙”。莆田市历史底蕴深厚，史称“兴化”，素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之美称。

笔者老友黄祖绪先生（中学高级教师、语文组长），撰写并出版过三百万字莆阳乡土著述。其中冠名“莆阳”者，如《宋代理学大家朱熹莆阳门人纪略》《莆阳历代藏书家传略（七十五人）》《宋、元莆阳郭氏四孝子》等，无不涉及仙游名人。

还有郑立新的《宋代莆阳民俗文化》（鹭江出版社，2015年）等等，内容都涵盖大莆田地域，人物包括郑良士、蔡襄、郑樵、郑纪等。

至于当代网文涉及“莆阳”者，更是随手拈来，数不胜数。例如《历代名人咏莆阳名句小辑》《莆阳民间新修族谱》《莆阳名称的由来》《明代莆阳艺林名家》《莆田名人》《清点莆阳文坛一千年》《碧波安澜润泽莆阳》……其“莆阳”含义，无不包括莆仙地域。

莆田市委主办的刊物《莆田通讯》，不也时有包括仙游的“莆阳史话”专栏吗？

福建电视台“旅游频道”介绍称：“莆田，福建省辖地级市，古称‘兴化’，又称‘莆阳’‘莆仙’，莆田市历史底蕴深厚，史称‘兴化’，素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之美称。”李尓唐先生20-07-15《从闽A到闽J——福建各地市名称由来及历史沿革简要》载：“莆田，福建省辖地级市，古称‘兴化’，又称‘莆阳’‘莆仙’。”

……

至于外地文史大家冠以“莆阳”书名的著述，情况大抵相同。随手举一位知名度颇高的吧。《江浙访书记·记<莆阳先贤丛书>》是谢国桢(1901-1982)教授的遗著。他晚号“瓜蒂庵主”，安阳人士，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版本目录学家、金石学家、藏书家，1925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名列榜首；师从梁启超、王国维等先生，并协助梁先生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生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兼任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所谓《莆阳先贤丛书》，当然不止限于莆田一地，还包括古仙游县、兴化县先贤，如蔡襄、郑纪、郑樵等等。

再说志书吧。古代不少冠名“莆阳”的方志，如宋代的《莆阳图经》《莆阳志》《莆阳人物志》等，都是兴化军知军主修、军学教授撰写的。虽然书已失传。不过，既然是兴化大地的地方官、教授，其编纂的东西，总不会剔除自己所辖之仙游、兴化两县，而只言莆田一县吧——这是不言而喻的。

同理，明代兴化府知府岳正继修的《莆阳志》、知府吕一静延请邑人康大和、林云同两人再修的《兴化府志》、陈经邦和林尧俞继《万历甲戌志》之后，纂修的《兴化府志》等等，以及方朴所撰的《莆阳人物志》3卷、吴源所撰的《莆阳名公事述》5卷、彭韶所修的《莆阳志》10卷、宋端仪所撰的《莆阳遗事》《莆阳旧事偶录》《莆阳人物备志》《莆阳科名志》等书，也没有置仙游、兴化两县于不顾。

史料表明，自宋太平兴国八年（983）至明末，莆田一直是郡治（军治或府治）的所在地，因此宋、明历次编写方志，“县事”都“附郡志以传”。对此，莆田学院图书馆原馆长宋国强先生，2015年发表了《莆田市历史考证之一》。他详细一一列举之后，注释说明道：“其时（明代），‘莆阳志’均为‘兴化府志’。”即包含莆仙两地。

直到清代，才有了单独修纂的莆田县志出现。据存世所见，主要有：《莆田县志》36卷，林麟焻、朱元春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编纂；光绪十一年（1885）重刊。《莆田县志》，俞荔于雍正二年（1724）编纂。《兴化府莆田县志》36卷，廖必琦、林黉等乾隆二十三年（1758）编纂，俗称“乾隆县志”；光绪五年（1879）补刊重印，民国十五年（1926）再次补刊重印。《莆田县志》32册，林扬祖于道光（1821－1850）年间编纂。《莆田县志稿》34卷，张琴于1945年编纂完成。

请注意：清代编纂的所有莆田县志，均清楚标明《莆田县志》，而没有一部带有“莆阳”字样！

最后，说说族谱吧。

众所周知，莆田、仙游的诸多名门望族，如陈、林、蔡、郑、黄等，历史上均互有迁移，彼此融合。所以，两地的族谱，往往难分彼此，“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样才会完整全面。

请看2009年出版的60多万字的《莆阳蔡氏宗谱》吧。它由仙游人、解放军空四军原副军长兼参谋长蔡园将军作首序。莆田市蔡襄学术研究会会长、原莆田高专副校长蔡文成，以及副会长、《莆田市志》常务副主编、莆田市方志委顾问蔡庆发分别撰写二序、三序。《莆阳蔡氏宗谱·前言》开宗明义说明：“‘莆阳’是莆田市的别称。宋代忠惠公蔡襄自称莆阳人，意为出生于莆仙大地上山南水北之处，本次修谱特依其意而用之，取名《莆阳蔡氏宗谱》。”其“凡例”再次载明：“本宗谱取名为‘莆阳’，源于先贤蔡襄曾自称为莆阳人氏，意为莆仙人，即今莆田市人也，本宗谱取先贤之意而用之。收录范围界定莆田市辖区”。这明确表明，族谱之所以冠以“莆阳”，是因其“收录范围界定莆田市辖区”——即不光局限于莆田，而包括仙游！

另一本蔡庆发、蔡金荣编纂的《中国地名与姓氏文化系列丛书·莆阳蔡氏春秋》情况与之类似。限于篇幅，其他就不一一列举。

纵观现存的莆仙文化史资料，只有徐寅、黄公度等个别人文集中的“莆阳”是莆田县之外，“绝大多数”皆认定“莆阳”指称莆仙（包括古兴化县）。身为莆田人，这点起码的地域认知，应该正确无误吧？我们必须与莆田市政府和官方主流媒体保持高度一致，而不能凭主观意愿，随意指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