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阮其山

刘克庄撰《丁给事神道碑》书影

五、扶病坚谏，尽瘁效国

浙江庆元府昌国(今浙江舟山)人余天锡，嘉熙初进华文阁学士、知福州。嘉熙二年（1238），又将调用而且大用余天锡，召任吏部尚书兼给事中兼侍读，许多近臣为此事先进行沟通。

宋理宗为何如此重用余天锡？原来此人与前权相史弥远是浙江同乡，早年是史相的家庭塾师，深受器重。后为史弥远夺储篡位、拥立理宗立了大功。理宗即位后，对余天锡便优待有加，以进士越级授予朝廷要位，历官户部侍郎、权户部尚书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等要职。

丁伯桂上疏驳论曰：“闽为国家的乐土，用来安置天锡已经足够了。现在又要召用他，只能使陛下有偏私故人的丑恶名声，谏官必然起而攻之，这并非爱护天锡的做法。”疏章送上去后，丞相乔行简写信开导伯桂皇上的意旨，催促他草拟诏书。此时伯桂已经有病在身，依然坚持如初，几天后不幸病故。享年六十七。刘克庄不禁为之叹曰：“方际于风云兮，疾忽罹于霜露。”

丁伯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在忠诚履职，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而余天锡其后不久就得以拜命，官至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

丁伯桂的遗表报闻朝廷，宋理宗“动容而震悼”。由朝议大夫赠通议大夫（正四品），并遣官护送棺榇归莆安葬，墓在城西石室岩下。

故友刘克庄撰写祭文，叹“宝鉴之云亡（死亡），惧金瓯之遂（坠）缺”。入里门而长恸，怆泉台（指墓穴）之永诀。”并为其祠堂题诗，称赞伯桂:“谏书百世尚流芳”。

几年后，又应伯桂子南叟之请，撰写丁伯桂的神道碑，详尽记述伯桂生平事迹，尤其是其就任御史、谏官和词臣（中书舍人）期间的直言诤谏事例和精神，追忆生前交往的情谊，高度评价伯桂的为人和节操。称道伯桂是“珪璧元身”“端乎全人”，一位人品纯粹、端直正派完美的人。刘克庄晚年又不顾年老体衰，攀登石室岩探访伯桂墓地，题诗抒发对故交的深情思念。故友真情，何等诚挚感人!

纵观丁伯桂三十年仕途，忠于职守，端方清正，直言谏诤，尽忠效国，不愧为南宋时期莆阳一位真御史。同时亦应当指出，历史上御史的犯颜切谏，奋勇抗争，终不可超越帝王意旨的底线，总是视帝王的开明程度而有所作为，因而往往不遂人意。尽管这样，御史们的事迹及其精神，仍然是可歌可泣的。她闪射先贤嫉恶如仇，勇于抗争，追求公平正义，安民济世的情怀和志节，无疑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一份极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丁伯桂的奏议稿，后来由其侄儿南一编汇成集存世，惜已失传。

伯桂谢世几年后，其生前挚友、邑人陈炜，亦为宋理宗淳祐时监察御史。他以本乡先贤伯桂为楷模，首次上疏论述就锋芒毕露，指责朝廷“不才执政”。有人令其换疏，陈炜毅然答道：“头可断，疏不可换!”成为莆史的佳话。

六、儒学渊源，锤铸铁骨

丁伯桂居官为人的志节并非天生，而是长期受儒家“修齐治平”思想观念熏陶下，奋然励志，踏上仕途，精忠报国的。

伯桂上有六兄，皆因才智出众有好名声，而伯桂特别擅长声韵格律，作品流传诵读，入人骨髓。然而他一向清修，操行洁美，从不以才能而忽视道德。父母亲治丧，他在墓旁搭盖小屋居住，服丧三年才回家。侄子南一因父亲卒于太学，遂由伯桂寄养。伯桂考上礼部试后，将要奉命参加殿试对策，得到长兄报丧的通知，慨然疾速赶回家。他说：“刚刚开始进身做官，岂可违反仁义？”在科场，仅自课一卷而已，说：“吾平生没有违背别人，亦未尝看重别人。”

进入官场后，凡是推荐书都是应他人要求才写，自己从不求人推荐。不论他是平民布衣，在窗前灯下苦学之时，还是在官署处理零乱琐碎的文书簿册之时，都是一个品行高尚的人了。他自重不失光华门风，不介入宗派之争。宰相史弥远用人排斥闽人，丁柏桂本拟出朝知循州，朝辞时被留在朝廷任职。伯桂对此并未感恩，只是同众人一起作揖外，一次也未曾登宰相府拜见求荣，屈意阿随。他身居御史，别人心怀畏惧。凡是摆手劝阻制止不到的，必定送去弹劾的奏章禀告。在给事中任上，对皇帝的不当诏敕封驳正时，运笔如飞，当他人劝阻时必曰：“臣不敢奉行皇帝诏令。”

可见，丁伯桂正是在儒家思想的滋润下，加之自身修炼，终于铸成一身铮铮铁骨，御史气质。恰如他的知友刘克庄记述其生平所说，“树立之高、奋发之勇，自其平日之有所不为，有所不取者基之也。”就是平时严于律己，是非分明，筑就牢固的人生根基。

由此亦启示我们，开展孝廉文化教育的重要和必要性，对于构筑和完善当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世界，打造一代新人，具有深远的意义。

同时应当指出，历史上御史的犯颜切谏，奋勇抗争，终不可超越帝王意旨的底线，总是视帝王的开明程度才能有所作为，故而往往不遂人意。尽管这样，御史们的事迹及其精神，仍然是可歌可泣的。她闪射先贤嫉恶如仇，勇于抗争，追求公平正义，安民济世的情怀和志节，无疑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一份极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应当大力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