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民

两位开始步入中年的父亲来家喝茶。一位是博士、教授，一位是IT老板，两位都有了俩儿子，而且老大同龄。

前些天，两位父亲都将他们儿子的作文发给我。教授的儿子写的是他们一家，用十二生肖作比喻：父亲是勤快的黄牛，母亲是严肃的山羊，哥哥是慵懒的猪，自己则是活蹦乱跳的猴子。IT老板的大儿子秉承父亲的职业习惯，用《产品说明书》给自己写了个“自传”：产品特性是虽然有脑细胞，却极为莽撞粗心，动不动就开启自毁模式。

可以看出这两个孩子都具有无师自通的本事，却不约而同地得到父亲的青睐——教授说“我待儿子如初恋”；IT老板说“我等待着儿子成长的信心”——我从他们那里明白了一件事：在许多方面许多时候，父亲是帮不了儿子的，父亲所能做的，仅仅是目送。

目送孩子的成长，路途再遥远，也是父亲的责任。在成长的道路上，父亲所能做的，是让孩子懂得如何站立在这个世界上。

我女儿小时候是机关大院里的“大姐大”，一到双休日或是课后，要不在院子里发疯地玩个灰头土脸，要不就替小伙伴打抱不平。有一次居然把单位领导的外孙给揍了一顿，领导的夫人携着他上门告状，我躲在书房里大气不敢出，妻子尽力赔不是，女儿却激烈地争辩，原来是领导的外孙用砖头把一位同伴的脑袋给砸了。女儿反问道：人难道可以平白无故被欺负吗？我意识到女儿长大了。

1919年，鲁迅38岁，他的儿子还没出生，就写了一篇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文章显然不是以一个父亲的姿势，去做什么自我反省或自我告诫，而是发下牢骚，表示一个不想做父亲的男人对父权的批判：中国的“圣人之徒”“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

鲁迅7岁时，有一天正欢天喜地想跟随母亲及佣人一起坐船去外地看五猖会（庙会），却一把被父亲叫住，让他学习儿童启蒙读物《鉴略》里的一段话，并交代：“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7岁的鲁迅硬生生地总算把刚刚学到的这两三百个字给背了下来。过了38年，45岁的鲁迅写了篇《五猖会》，充满了对父亲的耿耿于怀。

我父亲高中毕业时结的婚，上了大学母亲就生下了我。父亲在山东读的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吉林工作。因离家远，居然几年都没回来过，等到我五岁了，才第一次见到父亲，当时他给我的感觉是既怯生生又威严无比。后来父亲调回福建工作，我9岁时，跟随他在福州生活了一段时间。有天父亲单位组织员工去西河游泳，我在乡下待久了，第一次看到一群男男女女混在一条江里，深感好奇。回来后，父亲命我写篇作文《在西河游泳》，我写了一句：“那耀眼的白花花一大片，亮了一条江。”父亲得意得不行，拿给同事们看，赞赏之余，我也捞了个“小封建”的外号。尽管父亲是用“望子成龙”的目光看着我，但我依然能感觉到他的严厉。

那个时候年纪小，感受不到父辈“目送”的眼光。直到我自己当了父亲，每次送女儿去幼儿园和小学，我都要目送着她进了门口，遥遥注视着她蹦蹦跳跳地走进校园。其实小学离家不远，她却不走路。我在科研单位不用坐班，每天午后一点多，我都要用自行车驮着她去学校，然后再回来午睡。上了初中，她自己骑车去学校，每一次我都要站在窗前，目送着她的身影拐入另一个路口。有一天她放学回来突然对我说：“爸爸，我看到你站在窗前了。”我愣了一下，立马就产生了一种警觉：女儿一定是感觉到她自己已经长大了。

某一年高考一结束，我问一位朋友：“你儿子考得怎样？”他说，儿子闷声不响，一问三不知，最后只吐了俩字：不懂。这个奇怪的回答让他觉得他才是儿子似的。我能理解这位父亲的心情，我甚至怀疑，鲁迅说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个命题现在还有用么？

西班牙电影《伊莉莎与玛瑟拉》里有一句父亲对女儿说的话：女儿，读书不要读太多，够用就好——我相信，这位父亲一定是全天下最好的父亲。十几年前，我就对面临高考的女儿说：考不上北大清华，其他大学也行。高考前两个晚上，我还拉她一起看电视、听音乐，为的是放松一下她的紧张心理。我对朋友说的一句“经典名言”就是：杨家有女“粗”长成。

2007年11月，大学已经毕业的女儿只身飞赴澳洲留学。那天我和她妈妈送她到机场，望着她穿过安检过道款款走进去的背影，我一下子鼻子就酸了，二十几年未曾掉下的泪水立刻喷涌而出。我明白，这一场目送，将预示着我和她接下来不会有太多互相厮磨的时光了。尽管这十几年来我们陆陆续续有一些短暂的相处，但我仍然在远隔重洋的极度思念中，寻找那种难忍的心灵煎熬。

我曾经说过的那句话——对于子女，可以去指点，但不要去指指点点——也算是作为父亲的一种目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