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郑莉

东南亚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源自于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传统，但又在海外移民社会的历史语境中得到了不断的强化。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同业公会和同乡组织，对维持和强化同乡同业传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芙蓉坡兴化人中，目前大致有三种类型的社团组织：第一类是作为同业公会的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商会；第二类是作为同乡组织的兴安会馆、石庭黄氏江夏堂与东天宫等；第三类是作为仪式组织的妙应寺、紫竹林、志元堂、福莆仙普度联谊社等。这些社团组织虽然各有不同的历史成因和社会功能，但实质上都是同乡组织，也都与同业公会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同乡同业传统的外在表现形式。

芙蓉坡的“森美兰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商会”，始自于1923年创立的“九州岛自由车商会”，此后历经改组，演变为涵盖所有交通业和电器业的同乡同业组织。1987年，在商会新会所开幕暨创会64周年纪念之际，对“会史”有如下简介：

本会创办于公元一九二三年，至今已有六十四载矣！回顾当时一批离乡背井南渡谋生的福莆仙同乡，他们披荆斩棘，为联络乡谊及谋求自由车同业间之福利，由先贤陈其联、陈宜录、黄志成、林奕、关文声、关龙金、陈鸣枝、黄天保、黄德标、黄炎、黄坤珠等人为首之兴化同乡领导下，租用当时芙蓉市大街门牌一○一号之三和宝号楼上。作为临时会所，并在卅年代初期李三律附近，购置日后作为兴建会所的一块地段。

两年后，由于扩大会务组织，旋于一九二五年将临时会所迁至芙蓉东姑哈山街门牌卅一号的新会址。当时本会不但尽量照顾同业的福利问题，联络分布于本州各地的兴化同乡，更为百年树人大计，发扬中华文化，教育同业同乡子女而在同年假本会所楼上正式创办培华学校；因此本会与培华学校可说源自一体，关系密切，可说没有自由车商会的成立也就没有今日之培华学校。

如上所述，这一同业公会成立之初，就是以兼顾同乡和同业利益为宗旨，可见当时在芙蓉坡兴化人中已形成同乡同业传统。所谓“自由车”，即人力车，也包括三轮车。至于1925年“扩大会务组织”，可能是指吸收了电动车业者，但当时最重要的举措是创办了培华学校，目前是当地华人社会中享有盛誉的“贵族学校”。1941年底，日军占领马来半岛，同业公会和培华学校都被迫关闭，至战后才逐渐复兴。60年代以后，由于交通事业的迅猛发展，芙蓉坡兴化人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同业公会的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据“会史”记载：

一九六五年为拥有本身之会所，由当时会长林清霖先生，已故陈亚攀先生及欧文高先生，现任财政刘天嘉先生等人，前往星加坡会见临时会所之业主福和宝号，进行接洽谈判购买会所事宜。经各理事一番努力下，成功以时价二万余元，把临时会所购置下来，这对本会之会务发展，可说是进入另一里程碑。

一九八三年，黄志萍局绅众望所归，继承本会会长，在理事会议中，计划将卅年代初所购置位于李三律的空置地段上兴建一座四层楼之新会所，以供同业日益增加的需求，扩大会务上的组织。同年在全体理事一致的决定下，将芙蓉东姑哈山街门牌卅一号之旧会所售出，随即成立以关光辉为首之建委会。同年也一致通过将本商会组织范围扩大，改名为“森美蓝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商会”，融汇本州福莆仙同乡所经营之上述行业于一体，同时也欢迎及接受不同贯籍之同行加入阵营，共同谋求会务之发展，争取共同之利益。[31]

1983年的会务改革，重点在于吸纳了电器业者，扩大了同业公会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也开始接纳其他方言群的同行，这似乎使同乡同业组织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不过，在此次改组之后，又把本会会员分为“永久会员”和“附属会员”两大类，前者必须是兴化人企业，而后者则为非兴化人企业。[32]在此情况下，即使有其他方言群的企业加入这一同业公会，也不可能完全改变其作为同乡组织的性质。

从历年的会务记录看，芙蓉坡的“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商会”的年度例行活动，主要有以下几项：一是协助政府执行行业管理，如代办摩哆车执照、组织摩哆车驾驶培训等；二是与其他地区的同行保持联系，参加他们的联谊活动，邀请品牌商代表洽谈业务等；三是组织年度会员大会，商定各项会务议程；四是组织新春团拜会，发放培华学校奖励金；五是参加会员家庭红白事、企业的礼仪活动，协调会员之间的关系。[33]由于这一同业公会涵盖了数个不同的行业，实际上很难建立统一的行业管理制度。据说，目前商会中的不同行业大多各自为政，其中最为活跃的是摩哆车商。不过，在对外联谊和维护同乡同业利益等方面，这一同业公会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芙蓉兴安会馆成立于1950年，其主要宗旨是联络乡谊，维护同乡利益，促进同乡团结。1990年，在兴安会馆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其《纪念特刊》对创会缘起有如下记述：

当时，本州同乡人数较少，又因平日甚少联络，不能发挥团结精神，以谋同乡之福利。有鉴于此，芙蓉埠兴化同乡关凤声、林清霖、林鸿源、金宣、黄亚虹、龚寿庆、林奕、刘佑、黄钦、郭启芬、黄信德、刘天嘉及林清泉等人，为了联络并照顾日益增加之同乡福利，毅然发动筹办森美兰兴安会馆，并假芙蓉自由车商会，召开筹备会议。当时，获得同乡热烈响应，又得林鸿源先生代为起草简章，向社团注册官申请批准。[34]

值得注意的是，1950年为中国国内战争刚结束之际，当时有很多新移民来到芙蓉坡。由于新移民立足未稳，生活相当贫困，自然还不可能参加同业公会。因此，当地事业有成的老移民发起筹办同乡会馆，主要是为了救助新移民，解决当务之急。不过，当时获准成立的兴安会馆，实际上是附属于自由车商会的临时性机构，直至多年之后才开始独立运作。据记载：

一九五六年二月九日，假自由车商会举行成立典礼。是日出席会员及嘉宾，济济一堂，盛况空前。为了让所有会员及兴化同乡拥有一固定之联络处及活动地点，并获得关凤声之大力支持下，于一九六三年向当时兴化同乡创办之芙蓉培华学校董事部购买位于芙蓉怒尼士路门牌卅一号之双层店屋作为会址，展开各项会务活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公请当时森州州务大臣塞益医生主持开幕典礼，出席观礼之同乡及嘉宾，可说是冠盖云集。[35]

如上所述，兴安会馆迟至1956年才正式成立，而创建独立会所始自于1963年，至1966年才正式启用。在新会所建成之后，兴安会馆将楼下的店铺全部出租，同时将楼上多余的房间作为旅社营业，每年都有相当可观的收益，可以维持会馆的日常费用。兴安会馆的例行事务，除了联络乡谊之外，还推出了一系列奖学助学的活动。例如，1966年启动大学贷款金计划，1975年成立会员子女奖励金制度，1986年为培华学校发布建校基金彩票。[36]当然，这些活动大多是与商会共同举办的，二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在芙蓉坡兴化人的社团组织中，曾经有一个所谓的“黄志萍时代”。80年代中期，拿督黄志萍同时担任会馆、商会和培华学校的主席，促成了这三个兴化人社团组织和教育机构之间的互动和整合。我们现在看到的会馆和商会，在人员配备、机构运作和空间布局等方面，都是颇为雷同的。当地兴化人告诉我：“这两个会所差不多，都是黄志萍时代的样子。”[37]不过，毕竟会馆和商会还是有各自不同的服务对象，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因而至今仍是相对独立，并未合二为一。

前已述及，无论是同业公会，或者是同乡会馆，实际上都是富人俱乐部。对于当地普通的兴化人而言，尽管他们也在同乡同业组织之中，但他们只能处于依附地位，并无话语权。因此，他们更愿意参加的社团组织，主要是源自祖籍的仪式团体。这些仪式团体各有不同的活动场所，如东天宫，主要是石庭黄氏族人的仪式中心；志元堂，主要是坛班的仪式中心；福莆仙联谊社，主要是中元普度的仪式中心。限于篇幅，在此着重介绍全体兴化人都参与的福莆仙联谊社。[38]

芙蓉坡的福莆仙联谊社，全称“福莆仙普度联谊社”，又称“观音亭”，平常一般不对外开放，但每年7月都要在此举办中元普度仪式，据说从日据时代至今从未间断。由于当地来自福清、莆田、仙游三地的所有兴化同乡都要参与普度仪式，因而这一仪式团体是目前芙蓉坡兴化人中最大的社团组织。不过，福莆仙联谊社最初可能只是临时性的办事机构，近年才发展为正式的社团组织。据1999年编撰的《福莆仙联谊社简史》记载：

福莆仙普度联谊社，兹因本庙所以前原地系沙厘板屋搭建而成，至今建造已有二十余载，由于年久失修，兼蚁虫侵注，东补西漏，破烂不堪。同乡有鉴于此，特成立委员会，召集筹募重修基金。承蒙诸商家热心，及善信人士出钱出力，重新就地改建成双层楼洋灰砖壁庙宇，庄严巍峨，美丽雅观，确实可喜可贺。[39]

此次重建观音亭的捐助者，主要是当地的36家兴化人企业，其中福源隆有限公司、德兴工业有限公司各捐25000元，复喜新合记公司、金福机械有限公司各捐7000元，万祥家具中心、瑞发家私公司、合益贸易公司、长山电器商各捐5000元，胜丰摩哆捐3000元，忠和摩哆公司、南发脚车商行、万发机械商业、瑞裕摩哆、万成公司、万盛胶轮、美新兴摩哆、联合摩哆、机发摩哆、顺利发家私、胜利摩哆、庆丰电器商行各捐2000元，丰隆摩哆工业、王振逊有限公司、利和摩哆、成兴摩哆、丰美电器公司、南方公司、城发汽车、寰球电器、新华合摩哆、荣美摩哆、合兴汽车行、三和汽车公司、振兴摩哆、黄摩哆、德胜号等各捐1000元。上述慷慨捐款的企业主，后来都成为联谊社的普度主席、福缘主、功德主、虔诚主、理事主、董事长、董事、名誉社长等，甚至在观音亭的不同建筑中也有署名权。例如：“普度主席关凤声，礼堂”；“福缘主黄传新，佛堂”；“功德主黄南兄，功德堂”。在这里，我们似乎又看到了同业公会的翻版。

在芙蓉坡兴化人中，一年一度的中元普度是最为隆重的节日，因为这是敬奉神明、普度孤魂、祭拜祖先的综合性节日。在普度仪式中，不仅要请“和尚师傅及木偶戏班人等”仪式专家，而且每家每户都要携带供品到这里祭拜。因此，福莆仙联谊社既不同于同业公会和同乡会馆，也不同于宗亲会和教派团体，可以最大程度的联络同乡的感情，强化兴化人的文化认同。当地商业精英积极参与福莆仙联谊社和普度仪式，自然有助于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消弭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隔阂。

同乡同业传统与“离散社群”理论

东南亚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在各大方言群中普遍存在。例如，福州人与理发店，海南人与咖啡馆，福建人（闽南人）与五金店，兴化人与交通业等，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同乡商业网络。这种以同乡同业为基础的“华商网络”，其实就是国际移民社会中的“贸易离散社群”（trading diaspora）。

所谓“离散社群”（diaspora），最初是指漂泊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后来泛指散居于异国他乡的移民群体。人类学家柯恩（Abner Cohen）使用离散社群的概念，研究非洲撒哈拉沙漠周边地区的贸易网络，提出了“贸易离散社群”的理论。他认为，同一群商人在从事远距离贸易时，必须在贸易路线上建立大大小小的离散社群，而这些离散社群的相互联结就构成了贸易网络（trade network）。因此，研究国际移民社会中的贸易网络，实际上就是研究贸易离散社群。[40]

在离散社群中，原乡社会文化传统是不可或缺的联系纽带。美国历史学家菲利普·柯丁（Philip D. Curtin）在《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一书中指出，早期商人到外地经商，必须先学会当地的语言、习俗和交易方式，成为跨文化交流的媒介。后来的新移民，通常必须依附于早期的同乡移民，才有可能进入当地的商业领域，逐渐获得独立谋生的能力。因此，在聚居于异国他乡的同乡移民之间，必然形成有别于当地社会的离散社群。在这些离散社群中，由于共享原乡的社会文化传统，不难建立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与贸易网络。然而，随着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这些离散社群经历了不同的演变过程：有的融入当地社会，有的发展为殖民帝国，有的继续经营商业贸易，维持社会文化的相对独立性。[41]

在东南亚历史上，华侨华人是“没有帝国的商人”。[42]他们不像西方商人到处建立殖民地，也不像马来人或武吉士人尽量融入当地社会，而是借助于遍布各地的离散社群，建立以同乡同业为特征的“华商网络”。那么，东南亚华人的离散社群与同乡商业网络，究竟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呢？这无疑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此试以芙蓉坡兴化人为例，略作初步的探讨。

从芙蓉坡兴化人的例证可以看出，东南亚华人的离散社群，继承了华南原乡的社会文化传统。兴化原乡的传统社会组织，主要是宗族和宗教组织。[43]在海外兴化人中，这些传统社会组织得到了新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跨越国界的家族网络、同乡网络和教派网络。[44]芙蓉坡兴化人的社团组织，最初主要是交通业、电器业等同业组织，后来陆续建立了各种同乡会、宗亲会和宗教仪式团体。这些以同乡同族关系为基础的社团组织，对于维护芙蓉坡兴化人的离散社群与同乡商业网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芙蓉坡兴化人的同乡同业传统，与移民过程和谋生方式密切相关。东南亚兴化人的早期移民过程，主要是经由同乡亲友或“牵头人”的介绍，前往南洋寻找谋生机会。他们在南洋的谋生方式，最初大多是出卖苦力，聚居于同乡移民开设的“苦力间”，从事拉车、搬运等相近的行业。在同乡亲友创业有成之后，他们开始转为当学徒、当帮工，逐渐累积资金与技能，力争成为自立门户的小业主。这种依托于同乡关系的移民过程与谋生方式，直接导致了同乡同业传统的形成。

芙蓉坡兴化人的商业网络，主要建构于同乡、同族、姻亲、师徒关系之上。芙蓉坡兴化人大多经营交通业与电器业，其中少数商业精英开设工厂，或是担任国际品牌代理商，而大多数兴化人从事销售和维修，在同乡企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分工协作关系。在芙蓉坡与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各地的兴化人企业之间，也存在着资金、技术、商品、信息等多层次的合作与交流，从而构成了国际性的同乡商业网络。这些同乡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关系，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形成市场竞争优势，实现对特定商业领域的垄断与控制。

通过考察芙蓉坡兴化人的同乡同业传统，我们不难发现，东南亚华人的离散社群与同乡商业网络，都是植根于华南原乡的社会文化网络。因此，无论是研究海外华人的离散社群，还是研究海外华人的商业网络，都应该注重乡土社会文化的传承机制。这是本文的初步研究成果，也是笔者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CZS055）、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10YJC770123）、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2010C005）的阶段性成果。撰写过程中，蒙郑振满指点，曾在第九届开放时代论坛和“长时程视野下的华人移民与边境扩张工作坊”中提交讨论；蔡志祥、黄坚立、黄向春、张侃对本文提出修订意见，此处一并致谢。

【注释】

[31]《会馆简史》，载《森美兰自由车摩多汽车电器商会成立六十四周年纪念暨新华会所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87年，第22～25页。

[32]此为访谈所得，未见于正式的商会章程。

[33]森美兰摩哆汽车电器商会2007年度会务报告。

[34]《森美兰兴安会馆史略》，载《森美兰兴安会馆四十周年纪念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90年，第87～89页。

[35]《森美兰兴安会馆史略》，载《森美兰兴安会馆四十周年纪念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90年，第87～89页。

[36]《森美兰兴安会馆史略》，载《森美兰兴安会馆四十周年纪念暨新会所落成开幕纪念特刊》，1990年，第87～89页。

[37]谢德铭访谈笔记，2011年8月24日，森美兰自由车摩哆汽车电器商会。

[38]详见郑振满、郑莉：《莆田侨乡的跨国文化网络：石庭黄氏家族的例证》，载《历史人类学学刊》2012年第2期。

[39]《福莆仙联谊社简史》，1975年碑记，立于芙蓉坡福莆仙联谊社。

[40]参见陈国栋：《贸易离散社群：Trading Diaspora》，台北：《中央研究院周报》第1075期（2006年6月22日）。

[41]菲利普·D·柯丁：《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鲍晨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

[42]Wang Gungwu（王赓武），“Merchants without Empire：The Hokkien Sojourning Communities， ”in James D. Tracey（ed.），The Rise of Merchant Empires：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1350-17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 400-421.

[43]郑振满：《莆田平原的宗族与宗教》，载《历史人类学学刊》2006年第1期。

[44]同注38。

郑莉：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Zheng Li， Center for Folk Documents Research，Xiamen University）（来源：莆田市侨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