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黎强

豆饼行

邓子恢

陈燕贻

瑶岛祠

1926年，地下党员陈国柱在上海某大学毕业后，受党中央委派，回到母校哲理中学任教，以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并吸收了陈天章、陈兆芳、张如琦、吴承斌、陈天来等一批青年学生加入共青团组织，创建了莆田第一个党团混合支部。

1926年，陈天章、陈兆芳、张如琦等人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成立了中共莆田第一个支部，陈国柱任书记。1927年8月，由于斗争形势严酷，陈国柱改任仙游县委书记，黄经芳任莆田县委书记。1928年5月，陈国柱离开莆田去上海，王于洁到莆田担任县委书记。

1928年，黄苍麟（地下党员）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回到涵江，被聘为涵中高中部主任。不久，他又从外地召来了黄震（中共党员、北师大毕业，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刘锡五（地下党员）等到涵江中学任教，还有朱维幹老师（黄石人、北师大毕业、香港大学毕业）以及余献庭老师到涵中任教。涵中的师资力量变得十分雄厚，而且，他们大都为地下党员，在他们的指导下，涵中的学生深受革命思想影响，迅速倾向进步。从小培养了他们正直无私、嫉恶如仇的良好品格。他们经常组织宣传队，走上街头，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

1928年，地下党领导人郭寿銮到涵中接任庶务主任，他了解到涵中学生迫切要求参加党团组织的强烈愿望，便积极引导。他住在瑶岛祠后面的五子祠，经常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先后正式介绍黄祖储、陈燕贻、黄享麟、黄典麟、郑秉钲、方双宜等人加入共青团组织。后来，陈燕贻还加入党组织，调到党内工作。黄祖储等人参加团县委工作，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少努力。

1929年春，莆田县委机关从县城迁到涵江。不久，县委书记吴梅（王于洁）奉调漳州市委书记，陈燕贻接任书记。

同年9月，省委特派员吴野鹭来莆视察工作。当时，停泊在涵江三江口港的英轮水手殴打乘船回涵的大学生林某，事件发生后，引发了学生对帝国主义的极大愤慨，吴特派员听到消息后，当机立断，组织城涵学生、市民、农民等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帝、反买办势力的学生运动。组织上千名学生队伍冲到三江口码头，扣留了英国轮船，痛斥英国人的暴行。然后，游行队伍返回涵江，捣毁设在宫下的国民党厘金局，接着又拥向宫口河边的某豆饼行，冲入行内，捣毁了一些办公设备，吓得豆饼行老板闭门不出。这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得到了不少市民的支持和拥护！

当时，省委特派员吴野鹭和县委书记陈燕贻坐镇保尾河边的一条民船上，通过几个交通员来指挥示威游行队伍的前进路线。涵江成为了莆田革命运动的中心。莆田县委迁到了涵江，共青团县委也同时迁到涵江楼下牛角街。团县委书记徐某经常外出。黄祖储同学代表团县委主持具体工作，涵中各班团员组织学生群众开展政治学习，许多学生迫切要求进步。不少人还常常到农村宣传革命道理，开办夜校等等，搞得有声有色。

1929年，党决定在涵江建立一个地下联络站，黄祖储家道殷实，主动出资，交共青团员戴梦全出面筹办。在衙前街开办“文墨斋”书店，表面上售卖书籍，实际上，暗中销售一些革命书刊，担负地下党的联络工作。

1930年2月，中共福建省代表大会在厦门鼓浪屿召开，中央代表恽代英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县委书记陈燕贻代表莆田党组织出席大会。

1930年5月，涵中学生集体反对当局的毕业会考和军训，并驱逐了军事教官，使全莆田的毕业会考和军训计划失败。

又有一次，朝鲜、印度等国爆发独立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涵中师生接连数日组织队伍上街宣传声援，结果被反动军阀林寿国的驻军抓去了30多人，老师罗振夏也被捕。全校师生闻讯，赶到下徐新宫驻军营地请愿，提出一同坐牢。后经校董会、地方士绅疏通，被捕师生才全部获释。

1930年春夏时，涵中学生黄典麟（时任共青团江口区委书记）在江口抓捕一个贪官，押至桥尾枪决。当年又参与智袭江口莆田盐兵队，缴获了一个排的枪械。6月间，黄与陈燕贻到江口进行革命宣传活动时，不幸被捕。几经严刑拷打，二人始终没泄露党的任何机密。不久黄典麟惨遭杀害，牺牲时年仅16岁。因为没有证据，陈燕贻最后获释出狱。

涵中的学生运动，极大震撼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也引起了海军陆战队林寿国的关注，从1929年末至1930年初，林几次调派军队包围涵江中学，冲入校内搜捕进步学生，但终无所获。

形势顿时紧张，白色恐怖笼罩了校园，黄苍麟、刘锡五、黄震、朱维幹等人先后离开涵中。林寿国另调了黄懿光（女）到涵中任校长，加强管制。

1930年12月，因地下党员徐元昌、韩永藩二人被捕牺牲，秘密暴露，国民党涵江常备队长兼公安局长派兵包围“文墨斋”书店，吴玉森（非地下党）被捕，书店被毁，财产被掠夺。

文墨斋遭破坏后，团县委书记蒋星通知设在楼下街的团县委秘密机关和住机关的林则蕴同志转移。不久，国民党反动武装包围机关搜查，一些不及带走的宣传品被搜出，房东被拘捕，后花钱才得释放。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闽中特委刘突军、苏华、黄国璋等同志决定，派宋启宁、金贯一等人筹备，同年12月3日，在涵江新宫（天后宫）成立“时事研究会”，吸收了一批爱国人士和进步学生数十人参加，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推选蔡拱北（地下党）、郑秉镕、林宗霖、何来、孔祥棣等人为理事。出版《时论》旬刊，宣传抗日主张。郑秉镕任编辑。办刊经费由地下党黄祖储捐款及一些社会人士募款。

当年12月15日《时论》旬刊第一期正式出版发行。第二期，迁到下洋瑶池祠编排和校对。下洋瑶池祠为三一教堂祠，前后二进，这里相对僻静，而且距郑秉镕家较近。

《时论》办到第九期时，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强令停刊。1938年，改名《抗敌知识》，编辑仍为郑秉镕负责。

1944年，福建省委从闽北迁到闽中永泰山区。当时省委经费十分困难。省委书记曾镜冰要求闽中特委想办法解决。特委负责人黄国璋随即率领一支10多人组成的骨干游击小分队，从溪垵出发，装扮成国民党军队的模样，黄国璋假扮成军官，搭乘轿子，大模大样地抵达位于涵江保尾的国民党“交通银行”。不费一枪一弹，缴获法币400多万元、黄金20多两，胜利返回驻地，及时解决了福建省委的经费困难。黄国璋、郑金树、郭永星等全体小分队成员集体受到了嘉奖。

1948年，中共莆田县委经闽中工委批准成立涵江地下联络站，地点设在延宁萝苜田陈杰人、陈长城家中。联络站由陈长城、郑兆树、杨俊、余济沧等多位同志组成。陈长城同志为负责人。

地下联络站的任务很多，主要有几项：掩护并接送进步青年去解放区，如护送陈宠章、曾广谧、胡刚等人去大洋闽中游击司令部。第二件是向富户募款购买山区游击队急需的药品和生活用品。派人挑送大洋司令部。还有一项，布署对特务分子、涵江镇公所采取军事行动。积极开展策反工作，筹购枪支弹药支援解放区，开展筹粮支前工作等等。

1948年冬，大洋闽中游击司令部准备派人来涵严惩大叛徒、大特务傅韵簧，请涵江地下联络站协助。

傅韵簧，城郊傅墩人，曾任中共莆田县委委员，1934年被捕叛变。叛变后，傅甘心充当国民党的帮凶。经常带领武装特务，四处抓捕杀害地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害甚烈！后来，还被封为国民党侦探队队长。

同年，王于洁、苏华从福州脱险赶回莆田，重建莆田中心县委。针对这些叛徒的嚣张气焰，县委立即决定组织“打狗队”。严惩这些叛徒和帮凶。傅是“打狗队”的重点打击目标，但数次行动均未获成功。

不久，闽中司令部派康金树（游击队负责人）、林汝楠等人来涵与陈长城联系，住在联络站陈家。

原来，傅韵簧早嗅到了气氛不对，跑到涵江，在仓前买了一处旧大院，作为居住地，还娶了一个老婆。每天，贴身护卫前后相随，防备森严。

而康金树不认识傅，每天就跟随联络站的同志去涵中上课之机，从仓前大路经过，多次与傅相遇，就认识了傅。经过几天对地形、路线的侦查后，行动开始。一天早上，康金树在仓前村口遇上特务头子傅韵簧，迅即开枪，傅受伤倒地，大喊救命，但并未毙命。康金树在林汝楠等人的接应下，安全转移。

直到1950年解放初，傅突然失踪，不久，有人发现他躲藏在乡下某地，土改队派民兵立即施行抓捕，傅落网，后被镇压。这是后话。

1949年春初，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形势发生重大转折。闽中游击队必须迅速扩大武装力量，配合大军行动。又布置涵江地下联络站协助夺取涵江镇公所的枪支弹药。大洋司令部又派康金树等到涵江地下联络站。经过商议，决定由陈长城与康金树（化装）先行借故到镇公所侦察了解情况。

当时，涵江镇公所设在观顶坡，涵江孔子庙旁，东为仓前村，西为石坊巷，可通顶铺路、往梧塘方向。不久，康金树率7名队员，于傍晚时分发起突然袭击，共夺取长短枪25支，胜利完成任务。

1949年8月22日，地下联络站组织学生、市民到顶铺公路两旁夹道欢迎人民解放军和闽中游击队进入涵江。

不久，根据上级指示，地下联络站成立了“支前委员会”，负责在镇内及各村借粮、借汽油等，支援南下解放厦门的解放大军。杨俊、蔡拱北同志先后担任涵江支前委员会主任，余济沧、林培荣等任副主任。负责向涵江的大商户派借粮食、汽油和柴草等物资，供给过路的解放军。因为时间紧，任务重。他们又组建“征粮工作队”，经过培训学习之后，分头到各村（保）借粮征粮。

同时，又派戴葆权、黄金水和魏兆桐等人接管国民党“涵江军民合作站”，成立“涵江支前供应站”，戴、黄二人分任正副站长，负责派借粮食的入库和军粮供应。

因为借来的粮食有一部分为稻谷，所以，当时便在塘北村河边开办了一处“军粮加工厂”，及时把稻谷碾成大米。派借来的稻谷、大米数量很多，无处存放，后来，就全部存放在涵江戏园（后改称“涵江人民剧场”）。戏园面积大、空间大，可存放大量粮食。后这些粮食全部挑送闽南，支援前线解放军。

梧塘地下联络站，又称“沁后地下联络站”，沁后村北的魁岭，是广业山区通往平原的要冲，是地下党的一条重要通道。所以，这里一直是国共两党激烈争夺的地带。上世纪30年代，曾在此设立地下联络站，后遭破坏。1948年底，又重建。地点设在沁后地下党员邓文通家中。

联络站的主要任务包括收集情况、接送革命同志、转运急需物资、募款募枪等。

1949年，根据县委林汝梁的指示，赶制一批黑色的游击队服装，挑送大洋司令部，任务重。由涵江地下联络站陈长城等人在涵江向商家募到一批黑色万里鞋和黑布后，沁后联络站派人到涵江提取，转送到沁后。沁后联络站又组织女同志，用手摇缝纫机，日夜赶制成一批黑军服，再派人化装挑送到大洋闽中游击司令部。年近九旬的邓玉英同志多年前告诉我说，她当年16岁，参加过缝制和挑运游击队军装的工作，还一起把军装从梧塘挑到大洋度口。

梧塘解放后，地下联络站正式停止。

省三小学秘密联络站，在沁后过山。清宣统二年（1910年），沁后蔡兆甲、蔡精华、蔡朗如三秀才及一些商家捐资联合创办。校址先设在民房内，后迁到新建的蔡氏大宗祠内。

1929年秋，地下党蔡拱北接任校长后，聘用了余济沧、蔡文焕、戴梦全等地下党员到校任教。不久，地下党指示在学校建立秘密交通站。当时，地下党员王纪修、林则蕴、黄元减都从这里进入广业山区，他们还经常住在校内。

1930年底，外坑苏维埃政权失败后，邓子恢（省委特派员）、黄一星、蒋声、蔡文焕等10多人撤退到省三小学暂住，几天后，邓在游击队员的护送下转道福州，前往闽东。

省三小学早已辟为革命遗址，予以保护。

此外，1948年中共莆田县委迁到清江村，在平原地区发展壮大地下党组织，镇前村也有不少青年参加党组织，还在村中建立地下联络站，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总之，涵江不仅是莆田的商贸中心，更是一方红色的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