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更生
湖山书堂
郑建邦题湖山书堂
王万祥碑文
由于郑露与湖山书堂不单是郑氏的“家事”,更关及莆阳文教的重要“起点”, 关及莆阳文化的肇基策源,所以务必尽早弄个水落石出,明明白白;不宜长期争论不休,至今相持不下。
笔者2020年出版《莆田凤凰山广化寺古今诗文选辑》,曾经一首(篇)一首、逐句逐字地校读过大量有关书籍;最近,我又花了三个月,仔仔细细地搜寻、下载、研读了近百篇长长短短的相关文章,最终写成这篇考证文章。可以说,如今我们离真相更近了一步。
历来的主流识见是:依据迄今为止时间最早、作者最权威的一篇史料,即1120年前黄滔的《莆山灵岩寺碑铭》,梁、陈时代的郑露三兄弟,才是“湖山书堂”的创建者。
四库全书《黄御史集·莆山灵岩寺碑铭》明白记载曰:“昔梁、陈间,邑儒荥阳郑生家之。生严乎一堂,架以诗书。既而秋,一夕,风月清朗,俄有神人,鹤发麻衣,丈余其状,见于堂曰:‘诚易兹为佛宇,善莫之大!’生拜而诺,瞬而失。旋以堂居僧像佛,献其居为金仙院,即陈永定二年(558)戊寅也。”【莆阳大儒张琴《广化寺志·金石》载:唐黄滔南山灵岩寺残碑,石高二尺二寸,广一尺三寸二分,十一行,每行十六字。通体完好,无断裂痕。残碑清光绪初犹存,莆庠司训梁伯思尝联手同人推拓复诗纪其事。搨本后为光绪帝画师、邑人刘尚文所得,今皆亡失。】
请注意:黄滔文中的“郑生”或“生”作为该段唯一主语,是一以贯之的——即“架以诗书”办学,后称为“湖山书堂”的是“郑生”;秋夕梦见“鹤发麻衣”“神人”,“旋以堂居僧像佛,献其居为金仙院”的,还是“郑生”或“生”。黄滔碑文表述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从南朝的梁朝到陈朝,因中间还有一些时间差难以考证断定,黄滔就谨慎地用“梁、陈间”模糊表述,可见他是十分严谨、细心的;但献宅为庵的时间则是确定的,用的是判断句——“即陈永定二年(558)戊寅也”。
一般说来,“生”是指“正在学习的人”或“有学问或有专业知识的人”,即尚未出仕者;达官贵人统统称为“生”的?闽中文章初祖黄滔行文,应该不会如此糊涂、用词不当吧?
依据碑文,我以为,解读黄滔《莆山灵岩寺碑銘》的关键,在于首先必须咬文嚼句地弄清原文——“家之”二字尤为重要,不可忽视!这“家”字,是文言文中常见的名词作动词使用,可见郑露等“南湖三兄弟”(即“三家两书堂”之“三家”也),是拖儿带女、老少子女一家子居住于此的。故宋代李俊甫《莆阳比事》一书称,“迄今有‘三家两书堂’之谚云”。因此,这个郑露三兄弟之家和书堂地盘的总面积范围还不小。据朱维幹教授《莆田县简志》称:“露与从弟庄、淑自永泰徙莆,庐护墓侧。后因梦舍书堂为永丰庵(今广化寺讲堂地),所居为金仙庵(今广化寺大殿),已则架小书堂以居(今广化崇信庵地)。”如若地皮狭小不足,又如何办学,同时还居住得下三家老少呢?
然而,如今《郑露三兄弟本是唐朝人》等文坚称:“郑露,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40)三月十五日辰时,德宗建中元年庚申(780)为太府卿。德宗贞元元年(785)诰勒下,赴常州受封太傅【“职官名。三公之一,位次太师而在太保之上,辅导太子的官”】及恩赐。同年(46岁)四月二十六日到家至八月初一日,郑露偕同同祖弟郑庄、郑淑由侯官入永泰,由永泰至莆田。在南山祖坟侧,重构书堂,曰‘湖山书院’,吟诵诗书,研修儒业,授课讲学,郡人化之,时人称‘南湖三先生’。郑露于贞元十三年(797)五月初一日加封太傅丞相,英国公,时年五十八,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又封露为侯,升为中书舍人【古代记载皇帝言行的官职。至梁,除通事二字,称中书舍人,任起草诏令之职,参与机密,权力日重,甚至专断朝政。西晋初曾设中书舍人,主管起草诏令、参与机密,权力渐渐加大】,学瑜为吏部左侍郎,是年九月初十到兴化军会二弟一起受封。”
文章还宣称:郑露是“退休”的“太傅”,“肃宗辛丑(761年)擢进士第,唐德宗建中元年庚申(780)为太府卿;郑庄字端叟,是唐金吾大将军【掌管宫中及京城昼夜巡警之事】饶公长子,……代宗广德二年甲辰(764)擢进士第,德宗建中二年辛酉(781)为中郎将【皇帝的直属亲卫统领,正四品下高级武职】;郑淑与郑庄同年(764)擢进士第,德宗建中二年辛酉(781)十一月为常州别驾【州刺史的佐官】。”他们的墓碑分别称“唐太府卿”、“唐散骑光禄大夫”【皇帝近臣,掌顾问。唐、宋以后用作散官文阶之号,唐朝光禄大夫为从二品】、“常州别驾”云云;“唐德宗贞元元年(公元785年),庠公17传,唐太府卿露公(740—818年)与同祖弟中郎将庄公(744—822年),别驾淑公(747—824年),……解官南归。三兄弟相偕由侯官入永泰,转莆田卜居南湖祖坟之侧。他们同心同德,潜修德行,吟诵诗书,研修儒业,继承祖志,重构湖山书院,开课讲学,郡人化之,时人称‘南湖三先生’”。
如今还有极少数网站标明郑露生卒年748—818年,即79岁,“七十古来稀”嘛。就按此计算,黄滔905年撰写《莆山灵岩寺碑铭》时,怎么就记不清80年前创建“湖山书堂”的郑露呢?
再则,据史料记载,郑露的“太府卿”称号,是唐观察使(唐代后期出现的地方军政长官,全称为“观察处置使”)常袞(729-783)这位天宝年间的状元郎,因尊“乡先师”而“表赠”给兴办私学的先驱郑露的“太府卿”,只是口头点赞,而并非什么实际官职。常袞是晚年即建中元年(780)5月,才贬任福建观察使的。他注重教育,增设学校,亲自讲授,闽地文教为之一振。在其奖掖下,福建学子“腾于江淮,达于京师”。据此推测,郑露是在780-783年期间,才被常袞称誉为“太府卿”的;而且,当时这一职责,已从原先的代管皇家钱财,转移为“太府寺主官”啦——这样才能跟广化寺搭上关系吧,否则就是张冠李戴啦。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如果郑露真是晚到740年才出生,那么距离780年未免太临近了吧——建功立业且名声远扬,总需一些时间吧?
而如果郑露三兄弟是迟至785年才来凤凰山“开莆来学”的,那么已经去世两年多常袞怎么可能褒奖他呢?
第三,我们再来看看中唐时期泉州、福州的繁华吧!史料记载:当时福建人口最多的是处于福建中南部的泉州。唐天宝元年(742),唐廷下诏改州为郡,泉州易名清源郡,属岭南道,领南安、莆田、仙游(因郡、县同名,清源县改为仙游县)、晋江四县,时为中州。天宝间(742~755年),清源郡有23806户,160295人;元和年间(806~820年),泉州有35571户,238400人,由中州升为上州。同时,泉州的海外交通贸易进一步发展,东方大港的地位得到了确立。
再说福州的情况。天宝十年,朝廷与西域的陆路交通被切断,唐朝开始致力于经营与海外诸国的海上交通,以海路取代陆路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这种形式为福州对外交通和贸易的大发展创造了有利时机和条件。作为海船停靠与补给点和货物吞吐与集散地的福州港,也随之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唐以后,福州已和广州、扬州并列为唐代三大国际贸易中心。由于福州对外贸易繁荣,各国商船纷至沓来,中外商贾云集,福州成为东南闻名遐迩的商业都会。王审知委任三品官张睦主管对外贸易的“榷货务”,为了达到招徕的目的,曾在福州举办“万人大佛会”等。
据查,西汉末到东汉,王莽称帝时期,“刺史”改称“州牧”,刺史这一监察专职,职权进一步扩大,由监察官变为地方军事行政长官。隋、唐州郡相同,刺史太守亦同。如果身为泉州、福州刺史之高官,作为地方军事行政最高长官,哪有不把家安在泉州、福州,反而要夫妻子女分居异地,到当时还相当荒凉的凤凰山“家之”呢?!
退一万步讲,以一般常识思考:远在千余年前的唐代,拥有正式褒封的退休“太傅丞相,英国公、侯爵”“光禄大夫、常州别驾”等高职位者、皇帝近臣,能够“俯身低就”,785年同时主动结伴到人生地不熟的、尚未开化的莆田凤凰山“家之”,充当“教书匠”吗?不妨想想《红楼梦》中的贾府,是何等的绮丽风光吧!
而且,对此破天荒的“壮举”,一代文豪黄滔会一无所知,以致905年在碑文中只字不提吗?这也未免太“健忘”了吧?860年,黄滔曾来到广化寺旁的“东峰书堂”苦读十年;相距才75年,难道他就会把到广化寺开办“湖山书堂”的郑露三兄弟忘得一干二净?
作者本身的著作,其“现身说法”往往最为可靠可信。不妨看看郑露传世的仅有三首诗歌吧。与湖山书堂、凤凰山有关的两首是:《书堂》曰:“附凤凰翼,与木石居。和乐兄弟,游玩诗书。”郑露本人撰写的这首诗歌,写真般的反映出当时凤凰山相当荒凉,居所和书堂“与木石居”,即跟顽石和树木共处,没有四邻同村;游玩“和乐”的,也只有“兄弟”与“诗书”。这是早期未开发之时,莆田“蛮荒”的真实写照吧,说明凤凰山一带还人烟稀少,木石众多。它从一个重要侧面佐证,当时并非中唐时“草莱尽辟,鸡犬相闻,时和年丰,家给人足”的繁华景象。再看看当时黄滔题写凤凰山北岩华严寺的《送僧归北岩寺》:“北岩泉石清,本自高僧住。……题诗昔佳士,清风二林喻。”徐寅《题南寺》:“旧僧归塔尽,古瓦长松多。”显然,郑露那时还不见凤凰山一带寺院的踪影,所以还没有“高僧”、“题诗佳士”、“古瓦”、寺塔等等。
郑露《南山松柏》则咏颂道:“千年松柏问谁栽?荥水长流开学来。鹤骨龙鳞沦佛海,南湖一镜映天台。”史载,金仙院在隋开皇九年(589),经来自天台山的僧无际募资拓建后,改名“金仙寺”。从末句“南湖一镜映天台”推测,此诗可能作于此时。同时,那时的南山“千年松柏”郁郁葱葱,枝繁叶茂。据此推测,郑露在世时间约为520-590;如若郑露740年才出生,又该如何合情合理解释呢?
从这两首稀缺的郑露诗作看,郑露迟至中唐左右,即740年才出生,是难以置信的。所谓“南湖郑氏族谱记载郑露是唐时人正确无虞”,是言之失实的。
我们必须切实维护黄滔名著《莆山灵岩寺碑銘》认知、记叙的权威性,以及其后诸多主流史志记载的不可置疑;一些郑氏族谱所谓郑露生于中唐或740年的传言,是历史的误会与差错,理应纠错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