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谷忠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再次忆起我与《福建文学》交集的往事，除了有一种梦回“老家”的亲切，还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恩。记得，早在1965年，懵懂少年的我就在《福建文学》前身《热风》上发表过诗歌。后改为《福建文艺》，当时还在省委党校学习的郭风先生，把我这个“小老乡”送他指导的几首诗歌推荐在上面发表。再后来，我幸运地以业余作者的身份被选调进刚刚改刊的《福建文学》工作。这是《福建文学》第一次这么做。可以说，这一次，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

现在，我就索性在这里谈谈我调进《福建文学》前后的一些记忆和琐事吧。

确凿地说，那是197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的前夕，当骑自行车的乡下邮差，把一封来自福州的厚厚的挂号信送到我家，递给刚从支援闽西“三线建设工地”退场回来的我签字时，我看到信封下边署的是“福建省文化组”的红字体，以为有什么会议通知我去参加，哪知拆开后一看，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再一看，不由得“啊”的一声叫了起来。那天正是傍晚，闻声从屋里走出来的弟弟，见我呆立在门口，连忙过来拉我的手问道：“哥，你怎么啦？”我一手猛地拉住弟弟的手，一手举起通知书，大声喊道：“你看！省里要调我去福州当编辑，我有工作啦……”

这封信，无疑是从天上掉下的一个“馅饼”，它毫无征兆地突然砸到我的手里，让猝不及防的我惊喜万分又激动不已。不过，当时我完全没有回过神来，因为我不明白的是，我这样一个没有任何“特殊关系”的农村青年，怎么会碰到这等好事呢？于是，我脑里飞旋起各种猜测，最终想到：接到这个“馅饼”，大约是我在1965年底，以“农民诗人”的身份去北京出席过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全体代表，从而使我在地方上有了一些“名气”——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后来我才知道的：原来毛主席当年做出了“要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这一批示，给当时的文艺界带来一股和煦的春风。于是，全国上下闻风而动，许多刊物的复刊工作都提上了日程。而我，则成了一个被调进本省文学刊物工作的幸运儿。

不夸张地说，在接到调令的当晚，全家人都高兴得忘了吃饭，父亲狠狠地抽了几泡水烟筒，就去村人乘凉的地方传播“喜讯”了，母亲点了几炷香，喃喃地在屋内小神龛前念了一遍又一遍什么。我呢，则和弟弟把摊在桌面的公文、表格仔细看了几遍。没错，是我的名字呀，鲜红的印章盖在落款上。我知道自己的前程，从此就改变了。弟弟笑着问我：“你还怀疑自己是在做梦吧？”我说：“有点。”于是咬了一下手指……“疼！”我叫了一声，却让弟弟笑得差点滑下椅子！次日，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我掏光所有的积蓄，去供销社买了一条香烟，便赶紧去办户粮迁移手续等。记得一切都已办妥后，我还去邮局给在外地的姐姐、哥哥打了长途电话，他们听后几乎不敢相信，连连问我：“有没有搞错哟？”

几天后启程，坐上长途汽车赶到福州，当我用扁担一头挑着衣被、一头挑着地瓜摸到鼓屏路16号的编辑部报到后，从未谋面的编辑老师陆续过来和我亲切握手，表示欢迎。大家围着穿补丁衣服的我问了许多事，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弥漫了我的全身……时至今日，我在这里还想说，我感恩当年《福建文学》编辑部的老师们，感恩编辑部负责人、儿童文学作家苗风浦以及党支部书记应端章和在诗歌组工作的陈钊淦，原来正是因为他们当年在编辑部讨论是否调我的当口，除苗风浦曾率团带我去北京开会认识，其他人只知道我是个经常发表作品的农村青年作者，而他们却无私地、满腔热情地向上级推荐了我。

就这样，我在离编辑部不远处一个礼堂的小房间“落户”了。那礼堂兼作食堂，住在大院里的人都在食堂里打热水、买饭菜。我被行政人员告知：从此，发给的粮食本可以领粮票；购煤本可以买煤或柴；副食本可以购买海产、禽蛋等。除此，买棉花要棉花票，买肥皂要肥皂票，在外面或食堂吃饭要交粮票（分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两种）等。尽管种类繁多复杂，我却一点也不觉得琐碎，反而心花怒放。为什么？因为我发觉自己是一个“城里人”了！看看，每个月都有这么多票证，至少可以让一直谋生无奈的我“衣食无忧”了。因此我领了一大沓票证回来，还喜滋滋且细心地把它们收集在桌面上的一个文件匣里，这匣子便成了我生活的“百宝箱”。顺便说一下，后来的那些年月，编辑部有时还会发一些奇缺用品的特殊票证，比如自行车票、缝纫机票等，价格不菲，少数有急需的要提前申请才能领到；要不，只有通过社会关系才能搞到。但这些票证对我来讲只能望而远之，因我那时每个月工资才20多元，若要买辆自行车，得半年不吃不喝才行。

我的“百宝箱”，确实解决了我生活上的大部分需求。但“好景”不长，主要是我发现粮票不够用。我从农村来，一向干的是粗活，饭量大得很。在与当时的省文化组合署办公的食堂，我看见人家一天才吃六大两，而我每天能吃下一斤半“粮票”也不觉得饱。那时我每个月定量是28斤，一个月刚过20天我就“粮草告急”了。当时，我每个月只能拿出10元寄回家，留下十几元开支过日子，所以也没剩钱，更不敢偷偷去买粮票。每逢粮票告罄，只好硬着头皮向编辑部的老同志借。日积月累，不觉一年过去了，竟欠下别人100多斤粮票。可饭还得吃呀，票只得再借，于是又一次次重复向人家开口，却不敢保证什么时候能还。幸亏不少老编辑早就看出我的窘境，不但每次都多借给我，还笑呵呵对我说：“小朱，你能吃就吃，别饿着。”还有的说：“有需要尽管开口，别提啥‘还’字，知道吗？”说得我心里一热，连连点头，感激不尽。要知道，这可能也是他们节省出来接济我的啊！还好，那时我年轻，报答他们的主要行动是每天提早去食堂打开水，并与随后也调来的“知青作者”陈宴时时打扫办公室，夹报纸，倒纸篓，并偷偷为老同志们擦桌子。还有，我那时不会喝酒，逢到偶发酒票——如四特酒或洋河、双沟酒，我便留着。当时城区逢年过节每户只供应一斤；对能喝酒的人来说，这点酒几次就能尝光。因此一到节日，我便拿出酒票，硬塞给会喝酒的编辑或老同志，以表我“报答”的寸心。

不过，在吃饭这问题上还是差点出了有些丢人的事。当时，我认识一个绘画的青年朋友，有一次他拿了自己偷偷画出的粮票请我鉴定，我夸他画得天衣无缝，他就说：“那去饭店试一下如何。”我连忙说：“这哪行？”他却昏了头说：“画了几天才画出这一张，试试看我的画技如何？”恰好那天快天黑了，我还没吃饭，于是心中忐忑不安地跟他进了一家饭店。哪知票刚递过去，就被火眼金睛的老收票员认出来：“啊？是假的吧？”话音未落，吓得我俩撒腿就跑。也不知转了几条巷，两人这才停下脚步，喘息的当儿抬头一看，巷口挂的竟然是一个派出所的牌子。于是他看我、我看他，惊恐中尽量假装镇静地走开，但我的心却慌得差点跳出喉咙。多年以后，偶尔忆及此事，心中除了懊悔，也有几分苦涩。

令我感动的是，那些日子，编辑部的领导和老编辑们都视我如同家人，时时处处对我关心、照顾。每逢假日、节日，他们都会十分热忱地分别把我叫到他们家中吃饭。记得第一次遵命去已升任主编的苗风浦家，他爱人特意为我包了色香味俱佳的北方饺子。席间，苗主编笑着对我说：“谷忠啊，那年我带你们去北京开会，你个子还很小，我还特意请求大会工作人员把你安排在前面的座位；没想到你一下长这么高了……现在，你要好好珍惜这个工作的机会，还要努力创作，以不辜负大家的希望！”我一边大口吃着，一边使劲点头，惹得他爱人抱怨道：“老苗呀老苗，你这是叫人家来吃饭，还是叫人家来谈工作？”说得一家人都笑了起来。还有一次我去著名散文家、副主编郭风家里吃饭，称赞他夫人做的一些莆田小吃十分地道，郭风听罢，感慨地对我说：“我的家庭一切都是由我爱人料理的，买菜、做饭、洗衣。而我几乎不会做什么。”随后他还提起，大约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他到福建永安、南平就读，当时所得的稿费勉强维持在学费用，因此家中一直由他的夫人和母亲支撑着，但他的夫人和母亲仍尽力省吃俭用，还不时托人携带食品来，为他增加营养。正因为这样，他才得以安心在外，进行研读、写作。那一天郭风还说到他当年居于牛棚时，他的夫人如何不畏艰辛，如何料理家庭和照顾儿女的事。说着说着，竟动了感情，连眼眶也有些发红了。我还记得，我也应约去过著名散文家何为老师家中，那次竟然品尝到他的夫人、省文联资料室管理员徐光琳做的西餐，我第一次在何为老师亲自开导下，学会了用刀、叉等用具。是年中秋，我被著名小说作家、老编辑姚鼎生拉去家中吃饭，他竟然摆出福州家宴：有传统的太平燕、炖猪脚、半酒炖蛏、炒豆苗和茶树菇炖排骨，一大家人聚在一起有说有笑，让我恍觉自己也是他们家的一员。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去到创作过电影《地下航线》的著名作家、编辑何泽沛家吃饭，不料刚吃一半，台风骤临，把他家的房屋瓦片刮下不少。于是我和他一家人，慌忙撤了出来，顶风冒雨到附近一个防空洞躲避。第二天，心中牵挂的我不请自来，看见何泽沛老师一家人正忙着抢修房屋，我立即不声不响加入其中，搬砖递瓦，干得浑身是汗。又过数日，好像是傍晚下班时，何泽沛老师在走廊里拦住了我，笑眯眯对我说：走，去饭店吃个饭……

记得有人说过：是草，就应感恩于泥土；是鸟，就要感恩于天空。我想，《福建文学》就是我成长的泥土、试飞的天空，在老前辈和各位同行的支持、帮助、提携下，我也从一名实习编辑逐渐转为诗歌、散文组的编辑、组长和编委。如此，我和许多的作家、作者一样，感恩这一以培养作家为己任的文学阵地，继承和发扬了前身《园地》《热风》《福建文艺》的传统，并把培养新人、培养编辑作为根本目标，经过艰苦的实践和探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刊方法。事实上，这么多年来，许多在刊物上经常露面的作者，都成了省里文学创作的生力军和骨干力量，一些人也逐渐成了驰名中外的作家；相当一部分人还担任了各级文联、作协和文学刊物的领导工作。因此，把《福建文学》称之为福建作家的摇篮，是名副其实的。而我呢？好像更愿意把《福建文学》当作自己的一个“家”。因为在这个“家”里，我曾有机会同大家在一起，经历一段段令人难忘的国家、社会改革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