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民

我出生于闽地仙游县，那里的方言就是被人称为“最难懂”的莆仙话。不少北方人来到福建，最怕的就是听不懂福建各地的方言。闽地按大系可分为福州话、闽南话、客家话、闽北话、闽东话、莆仙话，而如果细分下去，据说就有五六十种方言，分疆而治。对于大部分外省人尤其是北方人来说，福建方言无异于一座座神秘的铜墙铁壁。

方言是很能折磨人的耳朵的，人们常常不知所云。多年前，有位莆田作家写了一本厚厚的八九十万字的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式，请了个电视台主持人来主持。主持人请作者先介绍书的基本情况，作者讲了两三分钟，主持人打断了他：“这位作家先生，您能不能用普通话说？”“鹅捉的就字普吞话（我说的就是普通话）。”主持人及参会的人听了都一脸懵逼。

我刚进厦门大学中文系时，系里举行迎新晚会，我朗诵了一首诗，结束时有位学兄为我指错：“你把党中央的‘央’读成了yan，应读作yang。”我不住地点头，又满脸诧异：原来二十来年我都是这么读的音？

福州籍的林则徐是个朝廷命官，但他的福州口音却是满满地送入了政治舞台中心。据说当年的道光皇帝不无感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林则徐说官话。福州坊间至今流传林则徐巧施尿壶阵戏弄英军、用芋泥烫伤英人等轶事，想当年这位老爷子那满口地道的福州腔，在指挥虎门销烟时那一声令下：“把大炮抬出来！”一定是充满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威风凛凛的气概。

当年进中文系上的第一节语言课，课任老师是北京人，一口纯正的北京音普通话。她在黑板上写了“杀猪”两个字，把全班几十个同学一一叫起来，用当地方言朗读，一片南腔北调，热闹非凡。因为读的是中文系，我曾经一度想描述一下莆仙人究竟是怎么发音的，却始终没研究出什么名堂来。

2011年厦门大学中文系90周年系庆，出了本系友撰写的纪念集，我才在1986级一位学弟的文章里找到了答案。他描写道:“阿平来自莆田，说话时发音奇特，字不是从舌尖发出来的，仿佛都先酝酿好了，挤在舌头两侧，然后一起冲出来。时有一些老乡来找他，一堆莆田人，男女都有，围在一起，热闹非凡，像一群外星人聚会。1988年汉城奥运会开幕时，韩国总统卢泰愚致辞，阿平像发现了新大陆，说卢泰愚的讲话跟莆田话很像，很多话他能听得懂。我大吃一惊并信以为真，就此判断韩国人也许是莆田人漂洋过海播下的种子。这时有同学提醒我，你可不敢这么讲，韩国人要找你拼命的。”这一段描写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我的年轻朋友罗西也是仙游人，有一次他在北京街头用莆仙方言打手机，就被路人当作韩国人。莆仙人一直被称作“东方的犹太”，我想这方言大概也算是一种语言的“犹太”吧，因为它的分布区域实在是太小了。网络上不时有人拿莆仙“普通话”开玩笑，有的网络视频还特地用莆仙方言配音，让人忍俊不禁。某一次，一位老乡学长添了个外孙，满月了来我家送红蛋。路上遇到我的一位邻居朋友，他就顺手也给了两粒，边给边说:“给你连个（两个）混蛋（红蛋）。”弄得我那邻居一直不敢伸手接。红蛋到了莆仙人嘴里就成了“混蛋”，实在是境界全出。所以我一直觉得，莆仙话可能是闽地方言一块顽强的飞地，它的发音方式奇特，气流从大牙与舌头之间挤出而形成的辅音，听起来就觉得说话的人怎么那么费劲。

据说多年前，莆田有个商务代表团访问美国，当地一位莆田人自告奋勇驾车接待。某日在高速公路遇到前方一起车祸，交警及时赶到。那位莆田人下车对交警嚷了半天，交警勉强听懂他的意思。他用莆田版英语告诉警察：“万卡狗，万卡砍，图卡碰碰万卡殆。”（One car go and one car come，Two cars collided and one car died. 一辆车过去，一辆车过来，两辆车撞到一起，一辆车就死了。）夹杂着莆仙方言的英语还真是成功地征服了米国人。

福建的闽南话语调悠扬，带有更多的鼻音，由此造就了温婉尔雅的梨园戏和泉州南音，许多闽南语歌曲比如《爱拼才会赢》《小雨伞》都是脍炙人口的，与粤语歌曲相得益彰。“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泉州的闽南方言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它的一个典型发音，就是把“诗”读成“西”。某大学中文系有位泉州籍教师，有一次上诗词课，他用浓重的闽南口音说：“今天开洗（开始），我们学习西期（诗词）。”全班哗然。他只好对同学们说：“我是闽南人，发音不准。”有一次在北京，向一位路人问路：“同济，请问西及门往哪里走？（同志，请问西直门往哪里走？）那位路人一拍大腿：“呀，老乡哦，你系（是）泉州人？”“系，系。”“呀，那我告诉你哦，西及门（西直门）就往前面急急急急（直直直直）地走。”

方言是魅力四射的。在这里举了几个福建方言的例子，无非在于说明这一幅方言地图，多少反映了福建地域文化的某些坐标或精神地标。各说各话，我们热爱各自的方言，因为它们传承着我们各自强大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