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汉村

梁济川（1880-1966），字赋如，又字富如，土号“四角生”，光绪六年（1880）生于梧塘漏头村。济川之前第九代（清康熙年间）祖由东峤梁厝二房迁居于此。始祖考大公，平日收买草木灰路过漏头村，被这里人文地理吸引而定居，故邻里称其“禾夫”公。

梁济川正名，在莆田耄耋之年的老人并不陌生，若提“漏头富如”亦颇耳熟。梁济川与南郊姚家结姻，是笔者姑太母婿。梁、姚两家历史上交情深，过往密，乃通家世好。梁济川于1966年离世，今已56年。他的生平传奇，政协文史资料曾有简要记载。我对梁济川的人生过往是从已故的姚家先辈口口相传中追记珍藏的。本人年届耄耋之年，不重复固有的文史事实，只另列举诸端己所知悉之事作为补遗拾缺，增加史乘之彩。

梁济川青年时代负笈省城福州闽口要塞炮科学堂，萌发革命思想。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火烧圆明园，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在国家民族受人宰割欺凌的年代，1900年，他参加林森组织的旅沪福建学生会，同革命志士方声洞、方声涛同时加入同盟会，并在广州一带从事革命活动；返回故乡后，与诸同志举兵莆阳关内，策马安溪、闽清、永泰各地。

1906年，孙中山派人入闽，将原福州的“汉族独立会”，改组为中国同盟会福建分会，将福建的反清斗争纳入中国同盟会领导。这期间莆田籍的同盟会会员涂开榘、林师肇等人着手筹建莆田兴化同盟会。当时同盟会被视为非法组织，为了便于活动，取名“桥南公益社”，以社会团体的面目掩护革命活动。

莆田籍同盟会会员加入“桥南公益社”的有十来个人，梁济川为其中之一。林师肇奉派回莆田策动黄濂起义。1911年下半年，福建同盟分会认为黄濂起义条件已成熟，指派林师肇、杨持平、梁济川等人协助指导黄濂武装起义。

1918年9月11日，莆田民军在粤军的支持下，联合进攻莆田城，爆发了“护法运动”中在闽中动用兵力最多，且持续时间最长（81天）的“南北军大战”。莆田民军分三路进攻莆田城，邹鸿俦、梁济川攻打东门。当时驻在城内的北军有马督彪和一些莆田当地武装，装备精良，配有快枪、大炮，而莆田县又是福建有名的石城，又高又牢固，北军采取固守待援，南方军久攻不下。9月14日北军耿锡联“模范团”增援莆田。城内北军见援军已到，由守转攻并集中兵力对付在东门的邹鸿俦、梁济川部。邹、梁民军难以战胜强敌，撤出梅花亭往黄石指挥部，并派人往同安请杨持平增援，闽南护国军主帅杨持平心系家乡民众安危，于10月8日从同安率两个支队赶回莆田增援。

此时战局已发生变化，陈炯明背着孙中山同李厚基谈判，双方商定以莆田为界，北边地盘归北军管辖，仙游以南归南方军政府。杨持平等民军对陈炯明此举极为不满，公开表示反对，并准备继续进攻莆田北军。陈炯明见势不利，急电孙中山出面调解。孙中山顾全大局亲自给杨持平写信。杨持平接受孙中山的劝解，停止对陈炯明的进攻。尽管如此，陈炯明对杨持平怀恨在心，并设计抓捕杨持平并杀害，使福建的“护法运动”以失败告终，重新陷入北洋军阀统治之中。

1924年1月1日，方声涛就任福建讨贼军总司令后，委任邹鸿俦为民军第三支队队长，梁济川任参谋长，队伍由安溪折回莆田，驻扎在常太、广业里一带，并招收当地民军，扩大武装力量。下辖蔡平远、陈俊丞、蔡春庭、潘云、陈复东、翁金仔等14支队伍。邹鸿俦、梁济川的军务活动危及北洋军阀政权，特别是抗缴赋税使军阀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减少。1924年，北洋军阀派董胜标旅进攻莆田民军。首先采用武力清剿无法得手，便更换手段由“剿”为“抚”，进行收买、欺骗瓦解的方法。此间，邹鸿俦突然病故，梁济川力不从心，僻居厦门鼓浪屿。1926年1月30日，董胜标以接受点编民军为诱饵将民军集中到常太东西会，而事先已预谋埋伏的队伍突然发动攻击，当场打死民军官兵260多人，其余幸存者不战而散。幸梁济川时不在场，否则也是难逃劫难。

北伐战争爆发后，星散的民军少部分赴省随军北伐，余者入编省防军，以后省防军又被国民党军队所接管，所在本地的民军有的解甲归田，有的被何显祖收编为前下盐田缉私队，编制一个团，由梁济川任团长。

莆田“东沙惨案”是省防军第三旅旅长何显祖为勒收鸦片捐而一手制造且震惊全国的一起大屠杀。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禁烟条例”，1931年下半年，身为福建省禁烟委员会首席长官的方声涛，为了增加捐税收入，下令特准沿海部分县种植鸦片。莆田、仙游两县也被划为特准县。烟苗捐是民国时期所有课税中数额最高的一种。1932年9月，何显祖派武装小分队进驻东沙乡缴收烟苗捐，遭到群众反对反抗。于是何显祖立即上报省府，请求武力镇压，得到方声涛的批准。8月17日，何派自卫营营长江湘坐镇东沙乡催收，江趁机打劫，高估税费，更引村民不满。每当武装分队进村，群众即手持锄头奋起阻拦。8月20日，全副武装的士兵抽刀拔剑，携枪架炮，以虎狼之势进攻东沙乡，打死2人，打伤10人，东沙乡芸芸众生陷入凶险的泥沼，惊恐迷惘。东沙乡族长、乡老组织民众抗议团，往泉州、漳州、厦门呼吁社会各界舆论支持。何显祖也摸清省政府“底牌”，决定加大力度继续治乱镇压，指派驻仙游的梁济川团火速增援东沙乡。此时，一向小心谨慎的梁济川并不盲从，维言大义，理性反思：“仁者不能侵民改节，义者不容害民违心，焉能助纣为虐。武力镇压是负薪救火，以乱治乱是火上浇油，舍善趋恶不是人类的本性，是另类”。梁济川明拖暗抗，按兵不动。何显祖踢开梁济川，直接调动梁济川部下王振声、张元景二个营，于8月29日早发兵东沙乡。9月10日，防军攻陷东沙乡，烧、抢、杀无所不为，共烧掉民房138座，开枪打死民众百人以上，伤者不计，引起社会强烈反映，厦门《江申报》、《泉州时报》、《民国时报》，都刊发“东沙惨案”要闻，比作“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莆仙旅京同乡会组织“救乡团”，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惩办何显祖。迫于社会压力，南京政府于9月16日，电告福建省府：督促查究东沙事件的肇事者。

但方声涛是何显祖的后台老板，也是本事件的幕后推手，为了应对南京政府电告，此时何显祖“军难”思良将，推梁济川去东沙平息事态，收拾残局。梁济川对何显祖也直言不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抚民要有真感情，解民倒悬要有真实招，并给东沙群众能接受的许愿。梁济川置身乱世风云，在关键时刻明辨是非，独善其身，正如他对妻表弟姚慎徽的事后独白：人生乳名是父母给的，成年后臭名是自己惹的。回眸“东沙惨案泪满腮，百人生命丧火海，终生痛记杀生事，常闻父老哭声哀。”

1932年6月，十九路军入闽，对民愤大的福建军阀地方头目陈国辉惩处枪决，把灵川何寨省防军第三旅旅长何显祖抓捕归案。梁济川感叹在民军行营事事艰难，处处受掣，防军队伍良莠不齐，一路过来，年年难过年年混，压力如山大，痛苦似海深，双脚踏平坎坷路，两肩担当风险愁。这支靠筹款过日子，对内横征暴敛，对外设卡抽税，非正义之举的地方武装到底还能走多远，心存疑虑。最使他揪心的是抗日战争期间为筹款养军他向涵江纱布巨商“顺茂隆”商行和“鲲南轮局”经手借款欠下的两笔债务。1943年“顺茂隆”商行倒闭，必然清理债务，向梁济川索讨借款。“鲲南轮局”也因局势动荡，生财无望歇业，同时向梁济川讨债。梁济川无法还清欠款，理亏心垮，离家出走上海。漏头村乡邻对梁济川深表同情，并说：当年梧塘匪患频发，匪首楼古，抢遍梧塘，唯独慑于漏头富如“贤德威名”，不敢冒犯漏头村，今天富如负债跑路，有家难回，都因当局不拨款所致。梁济川长女梁淑英对表弟姚杏村曾讲过这么段哲理之言：“任何一个人难免一生不认错，办错个别事。先父一生谨言慎行，刻意做好每一天的人，他终生没有唯利是图，占有他人钱财的主观故意。他一心报国志难酬，累债之名附吾身，百般委屈口难开，洗刷清白天地间。”梁济川困居上海斗室，生计艰难，用度不济，幸好在沪同乡梁光豫，好朋友吴六生不时资助，尚可苟延残喘。

抗日战争胜利后，梁济川从上海回故里漏头村，昔日戎马图报国，今朝解甲陪家人，既能仰望星空，又可脚踏实地，听不到黄钟大吕，精神获得突围。时有亲朋故旧登门探视，梁济川自嘲道：一个健康的乞丐比一个多病的国王幸福。稀饭咸菜有真味，被席干净亦安居。

全国解放后，梁济川连续两届（第四、五届）当选莆田县人民代表。与会者感叹：这位头发最白，胡须最长，年岁最高的“四代公民”代表（晚清、北洋、国民政府，新中国）当真是难得一见。1966年，梁济川病逝在代表届中。这是老人在政治生涯上的回光返照，极尽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