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谷忠

在外来人口密集的地方，譬如在车站候车大厅，听人说话时，往往会听到带有各种方言味的口音。有时，单凭口音便可大概猜出一个人大约来自什么地方。尽管，一个人的口音亦会随着居住地点的迁移，以及在外时间长了而发生变化，但自小养成的地方发音方式很难改变。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不说则已，一旦张嘴，话语一多，就几乎泄露了自己的来源地域。比方说粤语、四川话、上海话等等。

无疑，口音是一个地方的发音方式，特点比较明显。凡人如我，也不例外。记得当年我刚来福州谋生，街上问路，馆店吃饭，一开口，有人就立即瞪着我笑了：“是莆田人吧？”

原来，我讲的普通话，和故乡闽中莆田不少老乡一样，没有上声和翘舌，音调又浅又白，如同志会说成“同际”；“祝你春节快乐”会说成“做你春则快乐”。难怪有人曾调侃过我：“你讲普通话，实在讲得太不普通了。”后来我仔细回想，这不普通之处大约是口音造成的。而这口音，大概与莆田地方方言有密切关系。比如，在莆田，房子叫“厝子”，下班叫“哈棒”，女人叫“婶娘”，吃饭叫“虾马”，拖鞋叫“鞋拖”，没良心叫“无良信”……等等，不一而足，特点十分明显。我从小耳濡目染，就这么跟着说；长大后，普通话也没有好好学，走进社会，口音似已定型，想改也难。

不过，我发现，福建就是一个方言复杂的省份。我熟悉的文朋诗友中，也有一些人讲普通话时都带有明显的地方口音。正因如此，这些朋友在普通话的读音方面不出差错的似乎也不多见。不说别人，还是说自己吧。当年，我与一个姓庄的同事在一家编辑部工作。那时，我们的家属都不在身边，两人下班后常凑到一块，吃饭、散步，偶尔上街购物，有点形影不离的样子。当时我们年轻，似有用不完的精力。白天编稿，夜晚写作，笔头像机关枪一样火力十足，不少晚间都趴在灯下写个不停。不过，我们也有自知之明，稿子写完以后，常常能互相交流，互相提点意见，坦坦荡荡，毫无顾虑。有时甚至不留情面，互相“枪毙”。但往往在那时，两人又都觉得心有不甘，随之又他一句我一句地打起舌战，直到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之时，又会调动起各自的小聪明，抓住辩论中对方因地方口音导致发音不正确的毛病，开始转移视线，互相“攻讦”。

“喂，喂，朱啊，我提醒你注意一下，不要把红霞念成‘黄’霞！”

毫无疑问，“红”与“黄”是我易犯的一个错音。有一次，我把夕阳红念成夕阳“黄”，还受到老同志批评。谁知这位室友竟一直记得这个事，有时还借机翻出旧账来揶揄我；那时，我只能飞快地搜索记忆，转而反击：“是吗？那你也不要把工资念成‘公鸡’。”

原来，“资”“鸡”的发音在闽南出生的老庄口中几乎没有差别，而他也从来不加匡正的。可恨的是他还不甘心，居然又问我：“‘福州’两字怎么念？”

我拼命想读得正确一些，但还是一塌糊涂：“‘湖’州！”

“够了！”老庄一听，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你还不服气？这些东西还是不要让别人知道的好，大家半斤八两！”

我看着他，气得两眼干瞪。

终于有一回，大家外出开会，我也抓住老庄一个把柄。当时，他正在好心问一个老同志：“你要坐‘溪’子吗？”

我连忙过去，对着一脸茫然的老同志翻译：“他是说，你要坐车子吗？”……

如此这般，事后哈哈大笑一番，静心一想，读音正误还真的确非小事，而是关系到能否很好地运用语言、欣赏语言、特别是进行有效的交流的问题。还记得当年时值社会转型时期，社交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在一些重要场合，以及座谈发言或朗读中，倘若毫不思索地念出一些使人见笑的字眼，就不免给人留下“话柄”了。但要求每个人都像电视播音员那样准确无误地念出每一个音，恐怕期望值又太高了些。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不耻下问，随时学习、认真纠正读音方面常犯的各种错误。

我和老庄后来互勉最多的是一句话是：“多听听新闻联播吧。”

还有一句，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然而，口音就是乡音，乡音难改也是不争的事实。连古人都说过：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然而，因工作需要，在努力学好普通话的同时，也千万别一股脑忘了地方话在整个语言体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语言学家说过：所有语言都是从一个原始语言经过各种变化来的，任何语言的历史都是悠久的。

口音，原来是最生动的故乡的注脚。口音，也是每一个离乡的人随口携带的无形的身份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