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其山

《莆阳比事》是一部流传千年的宋人莆田郡志，概要记载唐宋间莆田的社会历史文化状况，极具文献价值，故为莆史研究的首选参考典籍。

莆田自南朝陈立县后，宋置莆、仙、兴化三邑之郡。历经唐宋五六百年的文化积淀，至宋乾道中始有郡志《图经》(乾道志)，其后三修《莆阳志》，以及《莆阳人物志》等，惜皆亡佚。而成书于南宋嘉定中的李俊甫《莆阳比事》(下称《比事》)则独得机遇，流传至今，成为现存莆田古代第一史，实郡志一奇葩，莆阳文化之大幸也。

《比事》作者李俊甫，字幼杰，宋莆田县城厢龙坡人(今荔城区镇海街道英龙社区)，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进士。据陈谠序及林瑑题跋，可知该书大约始作于宁宗庆元，至迟成书于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即成书于其登进士第之前。故陈谠序谓：“士未遇时，往往编缀古今，以为选举之图，讲学鬻文，以为俯仰之计。奚暇采拾乡闾逸事，以为前辈不朽之传。”可见，俊甫是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文化使命之志士。

俊甫之生平事迹，莆郡县志乘记载甚少。据《弘治志·科第》《闽书·英旧志》《漳州府志》，俊甫为李廉之孙，李纶从子，志甫从弟。廉无考，纶为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进士，漳州教授，任上尝促修《临漳志》，于淳熙五年秋成书，并自为序。从兄志甫为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进士。无疑为书香传家仕宦门第，家学渊源深厚。对于其人其事，志乘虽未见载，但观《比事》之书，如见史家其人。从其书的选材、立论及其叙事成篇，就能强烈觉察，乃是一位沐浴儒家教育，饱含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崇尚忠义仁智礼，具有社会使命感的典型爱国儒士。同时又是一位精通史学，治学严谨的博通史家。俊甫作为一名宋正奏进士，郡乘虽未载其仕迹，抑或仕途志不得伸而无闻。却以《比事》一书，赢得史坛青睐，而扬芳莆史千百年，实我莆田文坛之一幸事也。

其书一经出手，便为世人所认可。时任郡守的福清林瑑，慧眼识珠。谓其书“上下千百年间，可法可劝、可喜可愕，无所不有”。于是嘉其工，叹其劳，命工就录全帙。又延访儒生，往复订正，凡逾年而书始成，乃锓木以传后。宋陈谠序称，“其积十余年心目之勤，将以传信久远，使后人更相劝励，为忠孝冠冕、言行楷式之归。风化美意，实在乎是。”《宋史》录入《艺文志》。自此流传百世千年，为后世藏书家所称赏。明万历、清皆有重刊，清收入嘉庆《宛委别藏》。并高度评价其保存有宋史志文献，富于史料价值而弥足珍贵。

关于《莆阳比事》的体例。《比事》是一部以“比事”和“蒙求”为体例的郡志。在莆郡志之林独具一体。

比事者，连缀类排比同之事，以为比拟也。〔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章表》：“其《三让公封》，理周辞要，引义比事，必得其偶。”“比事”作为史志之一体，南宋间颇见流行。邑人刘朔著《春秋比事》二十卷。其书已佚。但据现存〔宋〕沈棐《春秋总论》（后更名《春秋比事》），可推其大概。其体例以春秋诸国类次后，以朝聘、征伐、会盟等事件相近者，以事类比，故曰《春秋比事》。

中国自古重视儿童启蒙教育。西汉史游编撰的《急就篇》，是现存最早的儿童识字课本。至唐贞观年间，秘书监虞世南奉命编童蒙体裁《免园册》十卷，纂古今事四十八门，皆偶俪之语，行于民间村野，以授学童。其文如“王戎简要，裴楷清通；孔明卧龙，吕望飞熊；杨震关西，丁宽易东；谢安高洁，王导公忠”等等。全书用四言韵文，上下两句对偶，各讲一掌故。全书整齐押韵，便于诵读，既能识字，又增长历史文化知识。

至唐天宝间，翰林学士李翰编著儿童识字课本《蒙求》。“所务训蒙而已，故以‘蒙求’名题。”其每行注两句，人名外传中别事可纪记者，亦此附之。“不出卷而知天下”。全书亦以四言韵文，上下骈俪，各注一故事。如“王戎简要，裴楷清通”条注曰：《晋书》王戎字濬冲，裴楷字叔则，为吏部郎阙。晋文公问其人于钟会，会申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于是用楷。“匡衡凿壁，孙敬闭户”条注曰：《西京新记》，匡衡，字稚，匡东海承人。好读书，家贫无油烛，穿邻壁映孔读书，后位至丞相。《楚国先贤传》：孙敬字文宝，恒闭户读书，睡以绳系头悬于梁上。尝入市，市人见之皆曰：闭户先生。东帝时征不就也。如此等等。因《蒙求》读物始于李翰，后世称之“李氏蒙求”。竞相摹仿，而产生众多蒙求读物，“蒙求”遂成童蒙教材的一种体裁。后人把李氏《蒙求》与《千字文》相提并论，为《三字经》《龙文鞭影》《幼学》的取材来源。

南宋开禧中，慈溪(今属浙江）人、余干（今属江西）县尉桂万荣，辑录古籍，取和凝、和蒙父子《疑狱集》，参以开封郑公《折狱龟鉴》，皆古来剖析疑狱之事。比事属词，联成七十二韵，号曰《棠阴比事》。其书又仿唐李瀚蒙求之体，括以四字韵语，便于记诵，而自为之注，凡一百四十四条。其目诸如“崇龟认刀，魏涛证死”“李公验榉，王臻辨葛”“颖知子盗，孙料兄杀”“江分表里，章辨朱墨”“南公塞鼻，包牛割舌”“唐临不冤，真卿感雨”“刘敞察冤，吕陶服罪”“崔黯搜帑，杨津获绢”，等等。端平中陛对，宋理宗谕以尝见是书，深相愿许。因有求其本者以锓，遂以梓重刊流布。以上二书俱流传至今，表明其书内容及体例已为世所认可而具活力。

李俊甫之《比事》成书于其后，与前书比较之，若说得其启示与借鉴，乃是学者自然而然的一种学术传承而已。这当然仅是一种推测。

俊甫《比事》以“蒙求”之例，书“比事”之体，二者揉合为一，立一百四十韵、二百八十条目，骈骊押韵，下自为注。注文简约，数十至一二百字不等，最长者《梅妃入侍》一条亦仅四百余字。可谓惜墨如金。注文叙事，刻意以近乎当时白话的语言表述，以至于今之中等文化程度之读者，避开古字难词与部分名物典故，仍能自主读懂大部分内容。遂成为一种通俗易读的史志新体例，实是一种史体的创新。清《张氏藏书志》云:“是书仿急就篇、蒙求体，取莆阳山川、风俗、古迹名胜、人物科第、道流释子，汇聚科分，括以四言韵语，幼杰自为之注，盖地志创格也。”

笔者研读《比事》后，以为俊甫纂辑是书，所耗心力和时日，不啻倍于重修旧志。不难设想，重修旧志仅以前志为底本，部分增删修订而已。而《比事》之制作，则是全盘打乱旧志原本，按既定思路，精选摘取所需史料，作为备用。即分解精选素材的繁琐过程。又增入诸多乡土文献等史料，然后类比立目，又以蒙求文法，属词比事，综合连缀成篇。这是为综合述事的过程。如此分解、综合过程，不但费心耗时，更需把握全书要旨，立足总局，精于选材，善于融会贯通的史识，和娴熟的文字驾驭能力，实非常人所能操瓢也。岂可等闲视之，甚而鄙之为异类。

李幼杰所处南宋，是官修郡志多产时代。若以一己之力增补重修，实难以突破。故以比事之体、蒙求之文笔，独辟蹊径，充分利用旧志史料，博采精选材，刻意立目，并大量增补本土名家文集行实碑碣书尺诸多文献，以人物为中心，统筹布局，重整郡志，新创郡志。突破传统志体，将本来较为刻板单调的史志，写成一部主旨鲜明、条目新颖、内容丰富多彩，文笔简练，又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郡志，为莆郡史坛增添了一支奇葩。

窃以为，《比事》之经久广泛流传，既得益于其丰富内容，又获助于志体的大胆创新。表明史家当初对志体的睿智选择，及其勇于创新的学术精神。正是这种创新体例，使《比事》一书在南宋莆田所有诸家郡志无一传世之时，独能幸免湮灭，而流芳百世，绝非偶然之事。

今有论者谓《比事》仅“在比事骈句下加注史事典故，不是传统意义的郡志”。其说是不知中国志书的发展历史，不知古之史志从来就不是一种体例、模式，而是诸体并作，各显神奇。不知中国志书的发展，同世间事物一样，总是自简至全，不断探索创意，逐步丰富完善的过程。

以方志而言，史学界普遍认为至清始见完备定格。却不可以此否定前志非志，视之为另类。以古代吾莆现存史志而言，唐黄璞之《闽川名士传》，宋黄补之《人物志》，钟离松、陆琰之《莆阳图经》，赵彦励之《莆阳志》，何纮之《莆阳人物志》，以及明宋端仪之《莆阳遗事》，郑岳之《莆阳志略》，林登名之《莆舆纪胜》，如此等等，无不是记述莆郡一方之志，不过是各书所择的内容角度，及记事体例不同而己。可见历史上的地方志，乃是一个百花齐放，多种体例并存，不断发展创新，不断完善的过程。《比事》作为莆郡郡志，自有其特色和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