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凌欣 林宇

1947年林兆麟举家从南洋归国前的留影。

林兆麟去世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94年，学校以其字号建造“圣非亭”，寄托对这位爱国老人永久的怀念。

在莆田古街区的庙前路，有一座建于清咸丰年间的古宅，是前清进士、陕甘总督林扬祖的故居。林家世代书香门第，人才辈出，百年以来仅这一片院落中便走出了三位清华和一位北大的高材生，而最杰出的人物，当属被誉为“一代宗师”的教育家林兆麟先生。

困难中完成学业

林兆麟，号圣非，林扬祖的玄孙，生于1910年，两岁时父亲去世，全赖祖母与母亲抚养。近代中国沧桑巨变，林兆麟出生时，林家虽是莆田名门大户，实则家道中落，这个孤儿寡母的家庭更是难以为继，靠着母亲做女红维持生计。林兆麟自幼聪颖好学，未满5岁便入私塾读书，接受传统的儒家启蒙。13岁进入私立哲理中学(今莆田二中前身)学习，高二时因公立学校收费较低而转入省立莆田高级中学(今莆田一中前身)学习直至毕业。他品学兼优，但由于家庭困难无法承担学费，故而不敢报考大学。后来听说上海的国立劳动大学免收学费，他心中又升起了继续求学的希望。1929年，家里为他筹措了一笔路费，于是他赴上海投考，在30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被录取的150名学生中的一员，进入国立劳动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

国立劳动大学是一所倡导工读实践的大学，学生不用交纳学费，连伙食、衣物、书籍都是由国家供给，不过每周需在校内附属工厂做一定的劳动，不计报酬。该校以贫苦学生为主，思想趋向进步。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校舍被日军摧毁，学校停办，林兆麟转入国立北平大学工程院学习。1933年春，热河沦陷，日军铁蹄踏进长城，威胁北平，华北危急，林兆麟在国难中辗转两地完成了学业，获国立北平大学工科学士学位。山河破碎，国土沦丧，年轻的林兆麟心中燃起了对帝国主义仇恨的火焰，工业救国成为他最初的理想。

1933年夏，他随逃难的人群，挤上津浦路的火车南下，到上海寻找工作。对这段求学和求职的时光，他在自述中这样写道：“我认为科学可以救国，因此专心研究科学，希望将来到工厂去实习。但当我毕业时，在上海奔走两个多月，找不到进入工厂的门路，从此我看清了旧社会的人情世态，觉得像我这样一个不会钻营的书呆子，还是到教育界去教育青年，也算是尽我对国家应负的责任了。”

同年8月，林兆麟回到家乡莆田，在私立东山职业学校(后改名东山土木工程学校)担任教导主任兼数理教员。他品性清高，不愿同官僚士绅来往，曾在自述中写道：“我把全部精神，倾注到工作中去，希望办好学校，培养技术人才；我学习诸葛亮的工作精神，事必躬亲，耐劳吃苦，一心专注学校，完全不问外事。”1935年，在校董事会的推举下，林兆麟担任校长，开始全面执掌学校，这一年他年方25岁。在他的努力下，学校的职业教育步入正轨。由于是专门的技术学校，学生无法升入更高的学校，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所以报名的学生很少，学校经费十分困难。校舍是借用城北大户人家的祠堂，操场曾是满清驻军的北校场，设备极其简陋，教师们都过着清苦的生活。有一次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教育厅督学到学校视察，冷笑着对林兆麟说：“这样的穷学校，你们的肚子也吃不饱，还不如关门的好。”林兆麟受到了莫大的刺激：学校难以为继，国民政府不予重视，确实看不到任何的转机，无奈之下，他想起自己的舅舅在马来亚任教，也听闻了海外侨胞热心祖国教育的事迹，于是在校董事会的委托下，他决定只身下南洋，向华侨募集办学基金以维持学校的运转。

漂泊南洋  爱国爱乡

1937年7月1日，林兆麟登上了开往新加坡的轮船。同年7月7日，轮船还未靠岸，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同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中国东南半壁相继沦陷，日军封锁了海上交通，林兆麟原定三个月返回祖国的计划变得遥遥无期，只能孤悬海外，以任教为生，一边教学一边为国内的学校募捐。由于祖国情势危急，海外华侨在陈嘉庚的号召下踊跃为国内抗战捐款，林兆麟的募捐办学行动进行得并不顺利，但他还是将所募款项分文不少寄回国内，并将自己每月薪金收入的四分之一捐献给国内的抗战事业，尽自己海外游子的本分。

卢沟桥事变后，在马来亚任教的爱国华侨梁灵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福建省副省长、国家轻工业部部长、广东省省长等职)准备绕道回国参加抗战，林兆麟经人介绍到吉隆坡尊孔中学接替梁灵光数学教员的工作，并在同乡曾大梁(中共地下党员，烈士)的介绍下加入了梁灵光创立的“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会”，担任组长。该会是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宗旨是支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本侵略者，反对英帝主义的殖民统治。在该校教书期间，林兆麟认识了梁灵光的哥哥梁龙光(著名爱国华侨、国学大师，后任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特区筹委会及推委会委员)。梁龙光当时也因在国内办学宣传进步思想而遭受迫害出走海外，在尊孔中学任语文教员。1939年夏，福建同乡在吉隆坡创办了中华中学，梁龙光任校长，林兆麟也从尊孔中学辞职到中华中学任教，担任数理教员。一大批进步师生纷纷转入中华中学，学校呈现出一派全新的气象，这引起了英殖民政府的不安，仅仅第一个学期，进步师生便频遭逮捕，校长梁龙光和教导主任陈君冷被勒令离境。第二学期，林兆麟接任教导主任一职，并在马来亚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中华中学特委会”，并作为第一负责人，继续肩负使命，领导学校抗敌后援会的活动。英殖民政府对学校的迫害并未停止，师生宿舍一次次地被搜查，进步教师相继被捕或遭驱逐出境，但学生的进步活动在林兆麟的直接领导和掩护下并未受到损失。终于，林兆麟的行动引起了英殖民统治者的注意，他被迫离职，来到位于实兆远山区的南华中学任教。不久英殖民统治者的迫害接踵而至，仅仅一个学期之后，他被认定为从事政治运动的危险分子，被收回了教师执照，并限期离境。

1942年初，马来亚沦陷，部分教育界人士接受了日伪的任命，他们想起了林兆麟的才华，想聘请他出来教书。此时林兆麟失业衣食堪忧，但他仍毫不犹豫拒绝了工作的机会。在自述中他这样写道：“作为一个中国人，决不能替日本鬼子工作；如果做了文化汉奸，那就别想回国，永远见不得中华民族的祖先了!”不久日军将中华中学的校舍烧光，大肆逮捕抗日师生。林兆麟是中华中学抗敌后援会的实际领导者，因为叛徒的出卖，日军拿着照片四处搜寻他的下落，不得已他只得逃入深山，四处躲避日军的追捕。就在他走投无路之际，却收获了一份真挚的爱情。原来，他在南华中学教书时的一位华侨女学生陈秀颜，倾慕于他的才华和爱国热情，爱上了这位逃难中的青年教师，在最危险的时候收留了他。患难深情，两人组建了家庭。后为了不连累家人，陈秀颜女士离开了衣食无忧的家，跟着他过起了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生活。在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日子里，为了养家糊口，林兆麟当过农民以耕种为生，骑过脚踏车往返60英里贩卖线面，摆过修车摊，后来又在同乡开设的合作社里当过制皂工人。沦陷区生活的艰难是无法想象的，他隐姓埋名，日日劳作依然食不裹腹，妻子又怀着身孕，他们连喝上一口稀粥都是奢望，经常只能以红薯叶子充饥。由于极度营养不良，没有任何的医疗条件，陈秀颜产后视力逐渐模糊，最终双目失明，此时她年方21岁。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英国人重新回到马来亚。因为在抗战中英政府与马来亚共产党建立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对林兆麟的驱逐令也随之取消，他重新走上了讲台。1946年春，他参加了南华中学的复校工作，担任数理教员。由于他的才能以及在抗战中的表现，在南洋侨界享有极好的口碑，华侨们都以这位来自祖国的“林兆麟先生”为荣。同年秋天，林兆麟回到吉隆坡，担任中华中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校长)，主持复校工作，建造临时校舍，聘请教员，招收学生如期开学。他民主办学，宣传进步思想，提倡阅读自由，实行文理分科，减轻学生负担，还出版了《中华中学复校特刊》，纪念马来亚抗战时期殉难的师生。他复校时种种举措获得了师生们的积极支持，学校呈现出积极进步的新气象。

在漂泊南洋的日子里，林兆麟从未忘记肩负的使命，一心惦记着远在万里之外家乡的学校。重新工作后，他一边主持学校的事务，一边积极发动侨界为莆田东山职业学校捐资办学。1946年，一封被火烧去一角的来信，带来了国内断绝已久的消息。那是他的母亲请人代写的，用火烧去一角意味着敦促儿子务必归来。年老的母亲在日夜思盼，苦难中的祖国在召唤。1947年春，林兆麟辞去了校长的职务，婉拒了华人各界的再三挽留和许以高薪要职的美意，在海外亲友和师生们的资助下，携失明的妻子、三岁的女儿和尚在襁褓里的幼子，在海外颠沛流离十年之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回国再执教

林兆麟下南洋的十年，亦是东山职业学校最为困难的十年，办学资金枯竭，还遭过日本飞机的轰炸，两名学生不幸罹难。林兆麟从海外募集的资金，为学校购买了大量的教学器材；即使他身在海外，学校也一直保留着他的校长职务，历届毕业生的证书上都盖着他的印章。1947年8月，刚刚归国的林兆麟重新走上校长的岗位，那时学校已改名为莆田东山土木工程学校。由于他的高尚人品和爱国热情赢得了海外华侨们的普遍信赖，他归国后仍有捐款从南洋寄回学校，支持他继续办好当时莆田唯一的工科学校，为祖国培养更多的建设人才。

那时临近解放前夕，国民政府经济崩溃，很多学生没钱缴纳学费。林兆麟决定学费减半，学生们可以用家里的谷物和红薯干充当学费，甚至还可以赊欠。林兆麟思想开明，为了鼓励女生入学，他规定女生不收学费，只收少量的杂费，总费用只相当于男生的三分之一。这一系列举措让学校的招生困难问题得到了解决。当时几十名老师们的生活都极为清苦，只能以红薯干充作工资。为了让老师们安心教学，林兆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几年时间里不领取一分报酬，把自己当校长的收入全部捐赠给生活困难的老师，而他自己一家老老少少九口人只靠着老母亲一个卖陶器的小店度日，糊口尚且不足，生活异常艰难。1953年春，从南洋跟随他归国的陈秀颜也因贫病而离世，时年29岁。

早在1931年，林兆麟就和郑兆銮(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厦门集美水产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相识并成为挚友，长期保持联系。1948年，郑兆銮接受党组织的任务，回莆田参加革命活动。郑兆銮找到林兆麟请求帮助，林兆麟当即聘请了他，让他以学校训育主任的公开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并安排楼上单独的办公室给他作为秘密活动场所，用于地下党组织联络接头，起草和印刷传单，广泛发动学生参加革命斗争。郑兆銮的地下活动引起了当局军训主任的注意，几次向林兆麟询问，均被他千方百计搪塞过去。每次地下党组织在学校开会受到监视时，林兆麟都想方设法通知，让与会人员得以及时的疏散撤离。1949年，中共闽中游击队找到林兆麟，求取莆田城区的地图。林兆麟当即将学校测绘的城区详细地图取出交给来人，该图后来在解放莆田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宣传发动下，许多学生都投身革命，东山学校成为进步运动最为活跃的学校，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注意，当地县长和自卫队长多次来到学校，警察也对学校加强了监视。每次危险时刻，林兆麟总是站出来用校长的身份进行担保和掩护，使学生运动没有受到损失，进步师生没遭到逮捕。莆田解放前夕，林兆麟与城区各界组织“防护团”，维持城市治安，迎接解放军入城。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莆田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林兆麟当选为常委，在第二届大会上当选为副主席，并当选为省政协委员。

新中国的教育工作者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民党政府经济崩溃留下的烂摊子，加上长年战乱经济尚未恢复，学校办学依然非常的困难。林兆麟响应国家“增产节约”的号召，发动全校师生勤工俭学，在学校创办“东山合作社”，制造肥皂和蜡烛，烧制陶瓷，开垦荒地种菜，饲养猪羊。他亲任技师，利用南洋期间摸索发明的土法制皂技艺，日夜赶工自制肥皂，发动学生到城乡各处叫卖，以弥补办学经费的不足。

学校曾在1948年时改名为莆田私立东山高级土木科职业学校。那时毕业生没有分配工作，虽经林兆麟多方奔走呼号均无果。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从1950年起，学校的毕业生全部由国家统一分配，新中国成立前改行和失业的600多名毕业生也全部安排了工作，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新中国建设洪流中。林兆麟一介书生，唯一的愿望便是教育报国，看到新生的政权重视教育、重视人才，他喜极而泣，感慨万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中。

在20多年的求学、从教以及办学的过程中，从国内到海外，再回到祖国，亲历了抗日救亡和翻身解放，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位新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林兆麟深知人民大众才是时代创造者，才是强国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他提出了“学校向工农开门”的办学方针，欢迎劳动大众到学校旁听学习，许多农村青年入学受训，永泰、福清、仙游、惠安等地的青年也纷至沓来，接受科学思想的启蒙和职业技术的教育。在他的努力下，学校为省内外各行业输送了大批合格的建设人才，特别优秀的学生还被送往苏联深造，莆田东山土木工程高级职业学校于是名声大振，毕业生供不应求。

1955年，福建第一条跨省铁路鹰厦铁路动工。陈嘉庚在视察后向省政府提议办一所专科工程技术学校，得到了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如果从头开始筹办学校费时较长，无法满足国家建设的急需，莆田东山工校是当时省内唯一的土木技术学校，众多的毕业生正奋战在新中国建设的第一线，深受好评。省政府派专员找到林兆麟，想把学校收归国有。林兆麟办学初衷是“尽我对国家应负的责任”，本无半分私心，现国家建设需要，他觉得义不容辞，当即表态同意，并积极协助政府展开工作。1956年4月，省政府接办东山工校，由省水利局直接领导，定名为“福建水利学校”，他仍任校长。同年他率全校师生员工迁址永安。后他被评定为教授，任主管教学的副校长，还被评选为福建省科技委员会委员，1957年获“福建省先进教育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学校转为公办后，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规模不断壮大，开设了更多的专业。此时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林兆麟也从为学校生存操劳的琐务中解脱出来，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教学实践中。在抓好学校全面教学工作的同时，他亲执教鞭，走上讲台，讲授高等数学和力学课程，为学生传道授业。他本是国立北平大学的高材生，几十年坚守讲台，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授课深入浅出，善于将枯燥的理论融入实践，深受学生们的欢迎，许多老师也常来旁听，最多时他一周的课程竟达到24节之多。他还是个全才，学校任何一个学科的老师请假他都可以为之代课，包括音乐和体育课。他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每晚备课批阅作业直到深夜，疲劳时全靠纸烟提神。

上世纪50年代末期也是国家最为困难的时期，但国家给林兆麟定的行政级别是15级，与永安县委领导同一级别。“当时，一位无党派人士享受这种待遇的并不多见，足见政府尊师重教，关心爱护知识分子。”林兆麟的儿子林亚斌生前回忆。林兆麟视教育如生命，爱护学生如同自己的孩子，他将省政府发给自己的教授津贴全部拿出来分发给教师们，还用生活费替特别贫困的学生交纳学费，自身却因为日夜超负荷工作和缺乏营养而患上了严重的水肿病，身体极度虚弱，后来又得了肺结核病。他为教育事业甘愿奉献、呕心沥血至此，几乎难以想象。直到多年后，很多学生还感激涕零地说要是没有林兆麟，他们根本上不起学，是林兆麟造就了他们全新的人生。

林兆麟严谨认真的教学态度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影响着学校的办学理念。截至上世纪70年代，福建水利学校先后培养出3000多名工程师职称以上的专业技术人才，许多人成为援外专家，还有众多毕业生在省内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学校被誉为“福建水电干部的摇篮”。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林兆麟作为莆田县归侨代表应邀赴北京参加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和第二次全国归侨代表大会。回到家乡后他当选为莆田县侨联副主席和福建省侨联常委，这时他年已七旬，党和人民的信任与希望让他精神抖擞，全心全意投入到侨务工作中来，为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回乡参加祖国现代化建设奔走呼号。为了宣传家乡的新气象，他为马来西亚太平兴安会馆出版的《兴化文献》特辑，组织莆田文化界知名人士稿件计120多篇近百万字，自己写作6篇计15万字，还为马来西亚霹雷兴安会馆写作3篇计5万字。林兆麟的许多文章后来又被台湾兴安会馆刊登转载。林兆麟复办了侨报《莆田乡讯》，亲任社长兼主编，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发行到海外27个国家和地区，向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宣传家乡的悠久文化和社会的新风尚，号召广大侨胞回乡投资兴业。为了落实归侨政策，他多方奔走，解决归侨和侨眷的实际困难，在海外侨胞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得到了侨界的高度赞誉，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82年，他被评为全国侨务工作先进个人，赴北京参加表彰大会，受到了叶剑英元帅的亲切接见。

林兆麟晚年依然精神矍铄，热心于人民政协与侨务工作，每日笔耕不辍，闲暇时调教孙儿，或以象棋自娱，并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棋谱。林兆麟自幼醉心棋艺，早年于上海求学时曾拜棋王谢侠逊为师，于1930年获上海青年会各团体象棋选手比赛大会的好名次，几十年间从未放弃对棋艺的研究，作为莆田象棋运动的代表人物被载入《莆田体育志》，著述有《莆田象棋史话》《象棋开局》《象棋中局》《实用残局》等。

1993年8月25日，林兆麟在莆田家中逝世，享年83岁。福建省水利电力厅称他为“福建省水利水电教育战线的一代宗师”。

林兆麟去世的第二年，在省政协的倡议下，一座以他字号“圣非”命名的纪念亭在福建水利电力学校校园的最高处落成，寄托了对这位为国家教育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的爱国老人永久的怀念。20多年来，圣非亭一直被作为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来自祖国各地的学生们在这里聆听老人忠诚爱国与敬业奉献的事迹，也将老人的故事传播到四面八方。2003年，学校升格为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2014年，水院整体搬迁到新的校址，在校园的最高处，学院按照原貌重新建造了圣非亭，饱含了师生们对林兆麟无限的敬仰和追思。     （本文转载《福建党史》2020年第6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