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合浦

季羡林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缘分与命运本来是两个词儿，都是我们口中常说，文中常写的。但是，仔细琢磨起来，这两个词儿涵义极为接近，有时达到了难解难分的程度。缘分和命运可信不可信呢？我认为，不能全信，又不可不信。”

季先生举了好几个例子，说明缘分和命运是可信的。

实话实说，我是完全相信的，尤其是妈祖与命运。这里举几个亲历的例子，证明妈祖和个人命运之间的微妙且神奇的关系。

先说众所周知的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两位创会领导——林文豪、林聪治。

林文豪1984年任莆田市政协主席时，已经64岁了，属离休干部。他闲居几年却突然被省委征召，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且担任厅级领导，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事，可能在全省干部队伍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况且一年后又让他兼任湄洲妈祖祖庙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这岂是巧合可以解释的吗？

记得1985年初夏，林文豪第一次去湄洲祖庙，那时尚未正式就任董事长，但市委领导已经向他打过招呼，他想先上岛考察一下。我随同前往，拜访正在忙于祖庙寝殿复建的林聪治（阿八）。

那时祖庙并没有接待室之类的设施。阿八接待林文豪时，请他吃了一碗保平安的“妈祖面”，向他简单汇报了祖庙重建的情况。当然，阿八没有忘记把林文豪带到寝殿那根脊梁下面，诉说“偷”梁的经过。林文豪念着梁上面的字：“丁亥年秋董事林竹庭偕男剑华倡募重建”。他告诉我，林竹庭是他的祖父，是个酱油行的老板，解放前祖庙董事会的老董事；而林剑华就是他的父亲，继任过祖庙董事会的董事。林文豪看着梁上的字，陷入沉思，我想此时他可能仿佛看到了其祖父、父亲的身影。他即将受命出任刚开始复兴的湄洲妈祖祖庙首届董事会董事长，承继的正是他祖父、父亲的衣钵，祖孙三代次第皈依妈祖，这里面难道仅仅是出于巧合?

再说林聪治，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阿八”，与林文豪形成黄金搭档的祖庙董事会常务副董事长。

我在以前写过的文章里曾提及，阿八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凭自己的本事，通过织渔网——收渔网——卖渔网，发家致富，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成为“万元户”。她完全可以在这条致富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但是一个梦改变了她的命运。某天晚上，她做了一个梦，梦中妈祖指示她应该上山去复建祖庙，于是第二天清早，她丢下一切琐事，义无反顾地扛一把锄头上了山。巧的是她在上山的小路上遇到同样因为得到妈祖梦示的阿二（薛亚兰）和阿六（高春妹），扛着锄头也是上山修庙。这样就顺理成章凑成了一个团队，更巧的是这个团队三个人的家中排行分别是阿二、阿六、阿八，2+6=8，这或许是妈祖的安排吧。这个安排改变了三个人的命运。此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她们姐妹仨成了祖庙复兴的开拓者，厥功至伟！如今她们仨都已仙逝，但我们不管用什么美好的词语来赞美她们都不为过，因为“饮水不忘掘井人”，她们仨的事迹将在妈祖文化发展史中留下厚重的一笔，让后人永远铭记！

现在来说说我自己。

妈祖与我的命运可以概括为三个字：一秒钟。

《宿命》是作家史铁生的散文名篇。他在这篇文章里详细描述了一个健康魁梧的年轻人，在“一秒钟”的耽搁后，因为晚了一秒钟或没能再晚一秒钟，也可以说是早了一秒钟却偏又没能再早一秒钟，以致遭遇车祸，成为一辈子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他在文中感叹道：“捏一下车闸所耽误的时间是多少呢？一至五秒总有了。莫非之不幸，盖自那一至五秒的耽误。”

与史铁生的结局相反，我却因为不早不晚不差“一秒钟”与恩人老余的相遇，而改变了自己后半生的命运。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是1984年秋天的一个中午，我从莆田县文化馆所在的古谯楼下班，骑自行车沿文献路回家。家在文峰宫（当时只剩一座梳妆楼）旁边的下大路。车骑到东西向的文献路与南北向的县巷交叉口时，忽听见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呼唤我，于是我像史铁生一样，下意识“捏一下车闸”，大概一秒钟吧。停车一看，居然是多年未见面的老余。他刚从位于县巷的莆田县政府出来，也是骑自行车回家。我们就这样不期而遇了。为什么说是不期而遇呢？因为老余以前一直是我的领导，从莆田县实验二团到新组建的莆田县莆仙戏剧团（后改称“一团”），都是他任支部书记。我在剧团任编剧，是老余的部下。老余爱护我提携我，甚至在1965年我处于困顿的时候救过我。可是自1972年我从剧团调到莆田县文化馆工作后，老余也调往山区的常太公社任职，后来听说又调往县工商局、县政协机关工作，因此几乎没有再见过面。我们这个县城虽不算太大，但除非同单位或同街坊，否则多年不见面是正常的事。

多年未见的我们俩，都下了自行车，一起来到这个交叉路口的一家食杂店门前聊起来。

老余几乎没有寒暄，直接问我：“近来在干什么？”而我在老领导面前当然也无须遮掩，照实说：“我在大厅里夹报纸和扫地。”他感到诧异，反问：“怎么没有写作？”我回答：“人家不要我。”接着将前几年的过程简单地向他做了汇报。这时，老余突然冒出一句话：“要不跟我到市政协一起干。”这句话其实影响了我的后半生，但当时并无丝毫觉察，我只当是一句玩笑话。老余说：“只要你答应，我自有办法。”他说目前他负责筹建“莆田市政协”，是筹建办公室主任。我还能说什么呢，当然求之不得了。

我知道1983年撤地建市，莆田市刚刚成立，急需很多人才，但听说要求很严，他们会要吗？我不抱幻想。然而，老余是确确实实认认真真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来办。经过几个月的起起伏伏坎坎坷坷悲悲喜喜，最后居然办成了！1985年4月，我正式到莆田市政协办公室报到，成为一名文秘干部。

接下来的事就不赘述了，大家都知道我跟着林文豪主席做了几十年的妈祖工作。

现在回想，设使1984年秋那一天中午，我早一秒钟下班或晚一秒钟下班，设使我在路上多捏了一次车闸或少捏一次车闸，都不可能在那个刚刚好的时间点与老余相遇；多年未见的我们俩仍有可能继续多年未见，那么，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即使若干年后我们俩再相见，话题肯定不会是调动工作了，我也绝不可能从县文化馆调去市政协机关工作了，更不可能成为林文豪主席的秘书，当然也不会跟着他一起做了二三十年的妈祖文化工作。如此想来，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妈祖在冥冥之中安排了上述那次不差一秒钟的与老余的巧遇。我只能感叹：命运呵，妈祖安排的命运！妈祖保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