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祖绪

位于白鹿书院的朱熹像

方士端，字德明，宋靖康元年(1126)生，兴化军莆田郡城刺桐巷(后称方巷)人。邑人大史学家郑樵《通志·氏族略》载:“周大夫方叔之后，以字为氏。”方叔食于洛，其子孙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時期主要在河南发展繁衍,遂成当地名门望族。至西汉末，史马长史方纮生方雄，官司马。方雄生方济、方储、方俨三子，皆仕东汉，为方氏入闽开基者。裔延之莆之泉，蔓之漳之崇福。方储传次子方观之，官睦州刺史，其子孙居莆田、九江、滁阳、潮州等地。观之之后裔唐都督长史方琡，自歙州返固始龙山居住。五代时为避战乱，才徙居莆田乌石山，世尊方琡为入莆方氏始祖。

方琡之子殷符，唐乾符三年（875）进士，官威王府谘议参军，累官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殷符生七子：廷康、廷年、廷范、廷远、廷英、廷辉、廷滔。殷符传三子廷范，唐昭宗大顺二年(891)进士，官温州安固尉，历任长溪、古田、长乐县令，有善政，人称“长官”，其卜居莆城刺桐巷。廷范生七子:仁逸、仁岳、仁瑞、仁逊、仁载、仁远、仁杰。一至六子俱擢进士第，登仕宦，号称“方氏金紫六桂”。唐乾宁元年（894），五桂仁载擢甲寅进士，官礼部郎中，晋上柱国阶金紫光禄大夫，妣翁氏,封京兆郡夫人。

仁载生三子:长子谘，传莆田、浙江鄞县，广东东莞、潮州、泉州、福州等地；次子偃，传择美、观前、市头、厚隆、下井、林墩、惠安、同安、固始等地。方谘赠吏部尚书，其传子慎言，字应之,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庚子进士，官殿中侍御史，广东经略安抚使。慎言传子方蕴，官龙岩县令，赠大中大夫。方蕴传子方通，神宗熙宁六年(1073)癸丑进士，官王府翊善，赠朝请大夫。方通传子方轸，字叔时，哲宗元符三年(1100)庚辰进士，官太庙斋郎，翰林院编修，右正言,靖康初补鄞县令。方轸传子方恢，娶妻林氏，传子士端，幼聪慧，气质方刚，端敏谦厚，力学勤苦。绍兴癸亥（1143），年十八，以乡荐试南省不利(按:《莆仙方氏宗谱》载:绍兴十四年甲子，士端举乡贡，后世亦称乡试中式送会试者为乡贡、宋朝又称乡试为乡贡。)。

先是绍兴十七年(1147)，朱熹年十八，举建州乡贡，次年春考，朱熹擢戊辰科王佐榜进士。绍兴二十一年（1151）春，朱熹年二十二，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为泉州府同安县主簿。主簿之职，在南宋时为掌管出纳官物,销注簿书。朱熹任同安县主簿兼领学事，其增建学舍，在大成殿后面建经史阁，在明伦堂左边建教思堂,又新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见《闽南文化百科全书·同安县儒学》

朱熹任职时的官邸曰县署,朱熹曰:“同安主簿廨，皆老屋支柱，殆不可住，独西北隅一轩，为亢爽可喜，意前人为之，以待夫治簿书之暇日而燕休焉，然视其所以名，则若有不屑居之意。予以为君子当无入而不自得，名此非是，因更以为高士轩。”（见《朱子文集》卷七《高士轩》)清代白瀛在《玉屏书院记》中曰：“同安自紫阳朱子主邑簿，建高士轩，畏垒庵，倡道与学，闻风踵起者，代代有传人。为教学活动之需。”“朱熹建学堂且附图书馆，名曰教思堂，访求名士徐应中、王复等以为表率，日与讲论正学，规矩甚严。”（见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二九《名宦·朱熹》）朱熹“以左迪功郎主泉州同安簿，蒞职勤敏，纤悉必亲，郡县长吏事倚以决。苟利于民，虽劳无惮。职兼学事,选邑之秀民充弟子员、访求名士，以为表率，日与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闻其风者已知学之有师而尊慕之。”（见《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

朱熹居同安尝撰《同安官舍夜作》二首:“官署夜方寂，幽林生月初。闲居秋意远，花香寒露濡。故国异时节，欲归怀简书。聊从西轩卧，尘思一萧疏。”“窗户纳凉气，吏休散朱墨。无事一翛然，形神罢拘役。暂愒岂非闲，无论心与跡。”（见《朱熹集》卷一·词赋琴操诗）。朱熹到任同安县主簿为绍兴二十三年(1153）七月，时年二十四。其离任同安主簿之职时间为绍兴二十六年(1156)七月，朱熹在同安任主簿之职整整三年。其任满后，从七月至次年一月离开同安。“奉檄走旁郡，因得并载其老幼，身送之东归”。其回到崇安，“涉春而返”回同安后，他已不视簿事，并且搬出县府,住在陈氏家里。(见清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一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版，第14-15页)。

朱熹撰《畏垒菴记》：“绍兴二十六年之秋，予吏同安适三年矣。吏部所使代予者不至，而廨署日以隳敝，不可居。方以因葺之宜为请于县，会予奉檄走旁郡，因得并载其老幼，身送之东归。涉春而反，则门廡列舍已摧压而不可入矣，于是假县人陈氏之馆居焉。自县西北折行数百步，入委巷中，垣屋庳下，无钜丽之观。然其中粗完洁，有堂可以接宾友，有室可以备棲息，诵书史，而佳花异卉、蔓药盆荷之属又皆列莳于庭下，亦足以娱玩耳目而自适其意焉。予独处其间，稍捐外事，命友生之嗜学者与居其下，拚除井灶之役，愿留者亦无几人。若常时马车之客与胥吏之有事于官府者，则无所自是闭门终日，翛然如在深谷之中，不自知身之系官于此，既岁满而不能去也。如是又累月，代予者卒不至，法当自免归。而陈氏谒予记其事曰:‘使后之人知夫子之嘗居于是也。’予惟庚桑子盖莊周、列禦寇所谓有道者，予之学既不足以知之，而太史公记又谓凡周所称畏累虚亢桑之子属，皆空言无事实，然则亡是公、非有先生之伦也。此皆不可考，独周之书辞指经奇，有可观者。予是以窃取其号而不辞，遂书以畀陈氏。陈氏世为医，请予记者名良杰，为人谨笃周慎，能通其家学云。绍兴二十七年夏六月十一日，新安朱熹记。”（见《朱熹集》卷七十七·记）

绍兴二十七年（1157）春，寓居陈氏民家之朱熹其撰《再至同安假民舍以居示诸生》诗云:“端居托穷巷，廪食守微官。事少心虑怡，吏休庭宇宽。晨兴吟诵余，体物随所安。杜门不复出，悠然得其欢。良朋夙所敦，精义时一殚。壶餐虽牢落,此亦非所难。”本诗记叙了朱熹在同安侯代“畏垒庵”居住期间诵书史、读儒典以及与朋友、学生论学的生活经历，诗意兴致盎然，表现“吏休”“杜门”的悠然自得。（见《朱熹集》卷二诗）朱熹在同安等待朝廷委派接任官员，直等到这年的冬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满罢归，最后离开同安。其归自同安，弥乐道，于仕进泊如，直至知江西南康(今星子)军，其间二十三年，以养亲请祠。

方士端因授宗邸补登仕郎，旋赴京师吏部试，复高选，授右迪功郎，调任同安主簿。先是西晋太康三年(282)置县，始称同安，属南安郡，后并入南安县。唐贞元十九年(803)析南安县西南四乡置大同场。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升为同安县。南宋绍兴十五年(145)建城，东西长，西北狭，形似银锭，故称银城。方士端代县尉期间，破案获盗，论功当受奖赏，但其弃而不受。明代池显方在《大同赋》中称赞方士端为“豪俊拔俗，而廉慎倜傥”，历祀同安名宦祠共三十三人，士端芳名列其中。士端祖父方轸，终官鄞县令，以贫不能归，家于慈谿，及轸卒，祀乡贤,名列世忠祠。《通志》《郡志》列名臣传。邑人方志学家黄仲昭论曰:“孙通治邑典郡，皆有最绩，曾孙轸，上疏论列蔡京之奸，其清名高节，皆不愧其先，君子之泽远矣哉!”

而今轸之孙儿士端,居官清正，亦无愧于祖父方轸之垂范，深得朱熹器重，朱方二人遂成好友。士端喜爱银城民风淳朴，意欲择地定居，特请精于地理之堪舆家朱熹帮其相个吉利之风水宝地。值得一提的是，自宋至今，在同安一直流行数种“文公谶”,即预言。如朱熹游同安石兜乡，其预言曰∶“五百年是谷仓，五百年为水塘，五百年系花园。”并在石崖上题刻“第一山”。如今谷仓、水塘已实现，而“花园”将要辟为旅游胜地而实现。再如朱熹游同安马家巷，其目睹农渔兼备，又曰:“五百年前利不通,五百年后通利地”。据记载:通利庙在四甲大街，朱熹过此地曰:“五百年后必有通利之所”。里人因此建庙，从朱熹到清康熙年间约距五百年，马巷果成为文化中心，名人辈出。可见“文公谶”在当时，客观上起到了安定社会、稳定民心之作用，这也反映了朱子儒家的“民本”思想。

朱熹为方士端推荐位于同安县东三十里之绥德乡民安里十一都之地，以期方氏子孙繁衍发展为众姓万家春。士端谨依朱熹指点之处安置家眷落户，其后子孙发展成村,名曰“万家春”。十一都其地环境优美宁谧，民风淳朴，方家子孙以祖上与朱熹的渊源关系感到无限荣光，遂家家供奉“徽国朱文公”神龛,村中有口古井,名曰“文公井”，井栏呈八角形,井筒圆形、水清如镜,取水煮茗，甘香沁人心脾。且离村中一株古老榕树之傍不远处，建有小庙称“朱文公祠”，堂中供奉朱熹塑像。其对联题云:“源自莆田分派,昔颂乡贤，今祀名宦,祖宗赫濯传百世;地卜大轮安居，东插鸿渐，西驰天马，子孙蕃衍庆千年。”据联之内容可知，这正是方氏乔迁同安之子孙缅怀其先祖方士端之业绩及开基万家春之轶事。

未几，方士端调任建宁府左司理参军，改宣教郎，知福州福清县事，任上勤政爱民，去弊就利，擢廉罢贪，境内肃然，以是得罪豪狡，遂致仕归莆阳。孝宗乾道六年(1170)庚寅闰月八日，士端卒于家，年四十五。其子方注以生父与朱熹交谊之笃，泣请年伯朱熹为其父撰铭。

朱熹为撰《宣教郎方君墓志铭》:“予始仕，为泉州同安主簿，得莆田方君德明而代之。一见倾倒，如旧相识。既去，声问往来无虚月。间以其诗遗予，语亦清丽奥博，非常人所及也。予后数以檄书往来莆中，君必为予置酒，留连款曲。其后数年，予以病不能事，奉祠里中，而君来为建狱掾，又得相见，握手道旧，如平生欢。又二十年，而予复以事至莆，则君宰上之木已拱矣。其子注来见，且为予泣出君州里世系官阀之状一通，请铭君墓。予固悲君之不遇，而又叹交旧之零落，盖凡三十余年之间，而同安寮友所继所同无一人在，则不忍辞而受其书以归。顾以病未及作，而注数使来请，其词益悲。乃出其书而叙之。盖方氏之先有讳某者始家莆田，六子宦皆通显，遂为郡著姓，君其第五子，礼部郎中仁达之八世孙也。父讳□，母林氏。君讳士端，少苦学，年十八以乡荐试南省不利，益务记览，不颛为举子业。以授室宗邸补登仕郎，试吏部，复高选，授右迪功郎，调主同安簿，攝尉得盗，当受赏，弃不顾，遂为建宁府左司理参军。改宣教郎，知福州福清县事。福清故号难治，令多以罪去。君始至，慨然以公勤自励曰:‘是岂不可为哉’!然不一岁，竟亦以公事免。君不戚戚、归家日治具，召宾友饮酒赋诗以相娱乐。后虽以恩得还旧秩，而君已无复仕宦意矣。乾道六年闰月八日，遂以疾卒，年四十五。夫人濮国赵氏，武略大夫多贵之女，后君三年亦卒。淳熙乙未，乃得合葬于枫岭三山之原。子男三人，注、清、汪，皆业进士，而清尝以承节郎试礼部，与汪皆蚤卒。女四人，其婿林瓘、林叔子、郑铎，季未行也。孙男女各四人，皆幼。呜呼!君之才不后人而仕竟不偶，既退而休矣，又不得永终寿考，以遂其优游闲适之愿，是可悲夫。为之铭曰:‘猗君之才，足以自奋。仕而不遭，乐亦无闷。乘除有数，奚又不年？尚复来者，百世之延’!”(按：《莆仙方氏宗谱》载：莆阳六桂中之第五桂曰仁载，并非仁达。一说方士端归葬同安县同禾里铜锣山。)方士端生平事迹可见《朱熹集》卷九十二墓志铭，朱熹《大同集》、《莆仙方氏宗谱》，明池显方《大同赋》，朱奇珍修，叶心朝等纂《康熙同安县志》，《民国莆田县志》、《同安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