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国贤
作者与大表姐合影
我妈有一个姐姐,四个兄弟。我爸孤独男丁一个,但也有四个姐妹,除大姐智障送平海天主教会办的育婴堂早夭外,其他的姐妹都高产。所以,我究竟有几个表姐妹,我从来没有算清楚过,尤其是比我年幼的表妹,多数毫无印象。这次回老家围院墙,请的泥瓦匠是一个表妹夫,我惊讶地在心里“啊!”了一下。
当然,表面不能露声色,只能没话找话与之拉家常……
表姐尤其是舅表姐对我影响较大。从某个角度讲,深刻地影响我对世界的看法,也就是影响我的写作。
姥姥家在莆田县埭头公社后郑大队,农业生产做得好,粮食充裕,《福建日报》曾用整个版发表长篇通讯《十年巨变》。我出生后赶上饥饿的年代,所以直至上初中时还赖在姥姥家。
我出生当年,父亲出海,母亲参加集体劳动,最难的是“挖树桩”。树砍了挖树根,村里的树根挖完了,就得去大蚶山上挖。母亲只好背着未满周岁的我,顶着邱山湖(现福能平海湾风力发电站办公处)的风沙,把我抱到她娘家,交给大舅妈阿乌养护,再往大蚶山追赶寻找挖树根的队伍……
母亲掉泪了,不是因为不放心把我交给舅妈,而是要找到四处流动的革命队伍实在太难了!
舅妈对我悉心呵护。我夜里睡不着大闹,地瓜糊米糊不吃,要吃奶。她没办法,只好每夜起来煮鸡蛋——那年代,鸡蛋可是最宝贵的食物,什么牛奶羊奶骆驼奶,都是半个世纪之后的名词啦!
舅妈阿乌,名字叫什么,我从来不知,年长后识文断字了,也没问,估计也没有人知道。表姐阿瓜、阿宽、阿八也如此。小时没注意舅妈的相貌,只觉得慈祥可亲,现在根据其后代的面目,可以推断,虽叫阿乌,却美丽丰腴,有观音菩萨那样的丰彩。我外公七下南洋,聪明绝顶,在南洋沦陷于日寇铁蹄下都能保命,还能聚财。作为他的长媳品貌肯定不会差的。
但红颜薄命,她的一生与世无争、与世无害,只有善良与付出,收获的却是贫穷与不幸。
几天前,我接到大表姐阿瓜的儿子老邱的电话,说是他儿子结婚,儿子的朋友多在城里,所以在凤达酒店举行婚宴,邀我赴宴,我立即答应了。放下电话,我回想一下,自从1979年4月离家出门求学,四十三年没有见大表姐了。她专门进城出席孙子的婚礼,我走近她时,她淡淡地笑着说:“阿邱说你会来的。”
我母亲跟我说:“阿瓜脑袋做过手术,记忆完全毁了,什么事讲过就忘了,你别把她的话当真。”母亲自己记忆力超强,以己度人,则难免有偏见。从我与大表姐的交谈中,我觉得该记的事她都记的。
四十三年一见,彼此都十分高兴。我拉着她照相,两个妹妹也都跟她合影。
她是革命者的后代,如假包换的“红二代”。
她对我说:“父亲去世时,我四岁,妹妹刚出生。按说可以有点模糊的印象,但我什么印象都没有。他患的是肺痨,在没有链霉素的时代,就是不治之症……”根据她的年龄推算,其父沈洪彬死于1949年。
沈洪彬是闽中海上游击队的联络员。他家是游击队在陆上的联络站。他入党与否,已不得而知,但旧世界的造反者身份是不用质疑的。他家祖传巫师(莆田话“师公”),作为长男,他精通这一颇为丰厚的职业技术。在国难当头时,一个巫师怎样转变成一个革命者,如何经历海上风暴般的起伏心潮却不是我能够想象的……
我母亲回忆:大哥常常在入夜后出门迎接穿黑色长衫的陌生人。有一次大哥还未出门,她就看到穿长衫的出现了,兴奋得大喊大叫;大哥急了,狠狠地甩了她一巴掌……
沈家在村里仅两三户,几十户人家都姓林,饱受欺凌,每回出壮丁都有他兄弟的份,不去就得出巨款买人顶替。这样的事多了,沈洪彬急了:“岂有如此压迫人的,我去请同志们来两顶机关枪,把姓林的全扫了!”我姥姥听了立即掩住他的嘴,逼他不能有如此危险的念头,连一句无德的话也不能说。
1946年夏天,闽中海上游击队员王天明在黄瓜岛妻家被捕,国民党保安队押着他在大蚶山北麓的汀港海滩“活埋示众”。游击队获悉后无力营救,也不敢露面见王天明最后一面。商量的结果,沈洪彬安排他年仅十岁的妹妹(我母亲)由王的岳母财宝拉着,装着路人去汀港。看到被沙土埋到腹部的王天明泪流满面,她吓住了,站着不动,还是财宝硬把她拉走的……
母亲一直以为:王天明就死在汀港海滩的沙土中;参加工作后,我从闽中革命史资料中查到:汀港海滩的那场“活埋”,原来是国民党保安队把王天明当诱饵,引诱游击队去营救,以便聚而歼之。最终王天明被枪杀于莆田城东岩山。
烈士逝后,妻子改嫁,其子王德庆(后中共莆田县委委员、黄瓜大队党支部书记)送我姥姥抚养。家里孩子太多,沈亚水送我家做童养媳,成了我母亲。
革命胜利,党组织没有忘记沈洪彬。有关人员带着表格找沈洪惟,让他填写。我二舅对客人说:“我兄对革命有功,与革命无缘。死在这个时候,再说什么都是空的。填表就免了吧!”让客人把表格带走。
话说得如此抉择,更是内心剧痛的折射。我母亲说:他兄弟情深。她见过二哥于避静无人时,独对大哥的墨字发愣、默默流泪。母亲文盲,更不识什么体,只说是大哥的字像刀刻的一样。
我少时在二舅家舞文弄墨。二舅看了,摇头叹气:“内外表兄弟一大帮,竟无一人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