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识芳根著海滨

——亦谈蔡襄作《荔枝谱》之动因

明代周瑛《兴化府志·户纪》称：“宋蔡端明著《荔枝谱》，通过论福、兴、泉、漳四郡荔枝，其名家通十有二品，于兴化军独数陈紫、江绿、方家红、游家紫、宋家香、周家红、园丁香七品而已。至绍熙间修郡志时，谓旧谱所存惟方红、游紫、周红、园丁香四品而已hellip;hellip;今谱所论不复有矣。”说明蔡谱所推名品，并未得以推广，反而明显衰落。徐勃、曹蕃等人的《荔枝谱》，亦记载蔡谱名品罕见乃至绝迹的现象。

然而，宋代以降的不少文字记载，则可看到蔡襄《荔枝谱》，对推扬闽荔的积极作用。明代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曹蕃《荔枝谱·序》称：“闽中果实，推荔枝为第一。即巴蜀所产，能挟一骑红尘，博妃子笑者，亦未得与之雁行。自宋君谟学士著谱，声价顿起。hellip;hellip; 闽人士争哆而艳谈之”。稍晚于蔡襄的北宋学者型名臣沈括，所著《梦溪笔谈》，有谈及闽中荔枝小丁香品种。苏东坡《和陶归园田居》云：“莫言陈家紫，甘冷恐不如”；词《减字木兰花》云：“闽溪珍献，过海云帆来似箭，与玉座金盘，不贡奇葩四百年。轻红酿白，雅称佳人纤手擘，骨细肌香，恰是当年十八娘。”熙宁未年出知福州的曾巩，其《福州拟贡荔枝状》称，闽粤荔枝食天下，“闽人著其名（品种）至三十余种。”显然即指蔡襄《荔枝谱》。该奏状所附《荔枝录》一则，品目达三十四种，除一品红、状元红二种外，均与蔡谱类同，甚至介绍品目的文字，亦明显出自蔡谱，但更为简练。南宋洪迈《容斋随笔》，有多则论及莆田荔枝，其一指出：“莆田荔枝，名品皆出天成（自然形成）”，涉及宋香、陈紫、小陈紫、龙牙、风爪、钗头红、绿珠、方家红等名品。诗人陆游作荔枝绝句，有“怪底酒边光景别，方红、江绿一时来。”陆游少时曾住福州北岭僧舍，时已晚秋，荔子独晚红在。故咏北岭诗有“北岭空思擘晚红”句。范成大《妃子园》诗：“当时若识陈家紫，何处蛮村更有园？”并有题注：“然峡（巴蜀）中荔子不及闽中甚远，陈紫又闽中之最也”。

元代诗人张宪诗云：“知味何人似蔡襄，方红、陈紫与谁尝？七闽尘障南来使，肠断薰风十八娘。”明代著名史家（著《闽书》）何乔远，其《蔡忠惠词》曰：“美芹岂必嫌团饼，嘉树仍闻谱荔枝。好事已传埤雅注，行人还看洛阳碑”。明代杰出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其不朽之作《本草纲目》，亦引用了蔡襄《荔枝谱》。

明代名将戚继光诗：“累累荔子状元红，占断君谟谱法工，百果相适皆北面，八闽四皆许谁同？”清代莆邑史家廖必琦诗：“有宋芳名何可当，吾家荔枝自成庄。君谟此日如增谱，记取新诗入锦囊。”莆邑学官方朴曾观赏蔡襄书帖，以诗赞曰：“公书方整八法俱，荔谱、茶录绝世无”等等。以上诗文可证蔡公荔谱的日益流传，成为儒界公推的荔枝经典之作。蔡公著《荔枝谱》之初衷，如愿以偿矣。在蔡襄《荔枝谱》启示下，历代著荔枝谱者渐多。宋代兴化军知军徐师闵撰《莆田荔枝谱》，并刻谱置于军厅。徐师闵于嘉祐四年（1059）初，以吏部员外郎出知兴化军知军，居莆三载，该书成于嘉祐五年，距蔡襄作《荔枝谱》仅一年，惜亦失传。明代文士更是竞相作《荔枝谱》。闽县（今福州）人徐勃《荔枝谱·序》称：“荔枝自宋蔡忠惠公谱录而其名益著。骚人韵士，题品渐广。hellip;hellip;爰（于是）傚蔡书，别构兹谱，状四郡品目之殊，陈生植制用之法，旁罗事迹，杂采咏题。品则专取吾闽，乃兼收广蜀，物非旧存，品惟今疏。”莆邑文艺家宋珏撰《荔枝食谱》，杂谈食荔习俗，并专立“术蔡”一章，辑录有关蔡谱逸文轶事。宋珏性好嗜荔，日啖千余，自号“荔枝仙”，人称“荔痴”。可证蔡襄《荔枝谱》的深远影响。

笔者联想蔡公此前作《茶录》一事。其前后序称，本因奏事时，宋仁宗问及福建建安茶及试茶之状，而特撰《茶录》进览。一时成为秘藏不传的宫廷档案。不意出知福州时，藏稿为幕僚所窃，经访知书稿为怀安县令购得并刊行之，但多舛谬，遂予订正，手书勒石以传世。有些论著，却大谈其作《茶录》，推动建茶生产，促进经济发展之动机，云云。与对蔡公作《荔枝谱》牵强附会之高论，可谓异曲同工也，实乃治史之大忌。一条史料，胜过一筐泛论。

传世蔡襄《端明集》，载有蔡公多首荔枝诗，一首题为《净众院尝荔枝》诗云：“霞树珠林暑后新，直疑天意别留春。京华百卉争鲜贵，谁识芳根著海滨”。后二句，正可为蔡公作《荔枝谱》之动因作注脚。 （续完）（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