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阳

在莆阳的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清官廉吏，他们名垂青史，为后人所褒扬所传颂，千古流芳。莆阳人民为他们树碑立传，修庙造坊，明弘治《兴化府志》记载的牌坊有300多座，到清代莆阳相关牌坊达到500多座，这在国内是少见的。史书有载的莆阳御史、六部给事中达三百多人，其中担任过监察御史之职者有200多人，人称“御史之乡”。莆阳古代清官廉吏知仁知本，知荣知辱，知廉知耻，知义知鄙，知忠知奸，知礼知道，知良知莠，知德知浊，知律知省。总体特征：一是居官清慎，勤于政事，为政端平，不徇私情，清讼牒，均徭役，多善政；二是勤政爱民，励精图治，选贤任能，体察民情，倾听民声，多德政；三是廉明拒贿，吏民畏怀，倡廉惩贪，清白奉公，改革税制，多惠政；四是刚直不阿，严正执法，风纪凛然，直谏敢言，广扬直声；五是赈济灾民、兴利除弊，重农兴学，长留清誉。从莆阳历史文化脉络看莆阳廉洁文化，主要表现：

文献名邦 道德传世

莆阳文物之盛，文教发达，人才辈出，为世人所赞叹。明代兴化府衙附近就立有“莆阳文献”“海滨邹鲁”“文献名邦”“壶兰雄邑”等牌坊。作为文献名邦，科举文化发达，科举人才无一不是经历过儒家伦理道德几十年浸淫出来的，因此传统道德代代传承，清官循吏遂代不乏人。莆阳重教尚学传统和科甲奇观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莆仙自然条件并不十分优越，但是自古以来莆仙人就十分重视教育，其重教尚学的风习肇始于梁、陈时代，盛兴于宋代。“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古训成为历代莆仙人践行的信条。宋代有“十室九书堂，龙门半天下”“比屋业儒，不废读书”之称，历史上莆仙学校书院林立，习儒成风、人文蔚起，科甲鼎盛、人才荟萃。自隋朝开创科举至清光绪三十年停止科举的近1300年间，莆仙产生了2480多名进士、21名各类状元，雄踞福建省千名进士县的榜首，在全国也名列前茅。历史上莆仙还出现了唐代仙游“郑家八虎”和宋代莆田方氏28对父子高中进士的景象，留下“一家九刺史”“一门五学士”“一科两状元”“魁亚同榜”“四异同科”等许许多多科举佳话，为古今文人所津津乐道，鼓舞着古今莆仙人积极向上，刻苦努力，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以光耀宗祖，荣耀乡邦。莆仙重教尚学传统得到世世代代的继承和弘扬，勤奋好学至今仍是莆仙人的重要标识之一。莆仙历史上的科甲奇观，在福建乃至中国教育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据《莆阳比事》卷一“户口日殷”条载，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置兴化军时，有主户13170户，客户20628户，合计33798户；至绍熙年间（1190-1194），主户增为44376户，客户增至27987户，合计72363户。兴化置军时客户竟多于主户，可见外来移民是很多的。明初又推行招募流亡、劝学兴农的安息政策。至明弘治五年（1492），兴化府人口已增到18.36万人。宋、明500余年的政治统一，社会安定，莆仙学校教育出现了长期昌盛的局面，造就了许多名臣鸿儒，留下了千卷巨著华章。正是社会经济的长足进步，文化教育才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产生了郑樵的《通志》，蔡襄的《荔枝谱》《茶录》，刘克庄的《后村先生大全集》等名著。莆仙教育事业也是较为发达的，尤以宋、明两代，科甲鼎盛，甲于八闽。教育的发达普及，为莆仙营造了一种从师尚学、读书仕进和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良好氛围，形成了一种“视书为财”“爱书如宝”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育了大批勤政廉政、克己奉公的清官廉吏。莆阳古代清官循吏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对社会、对一方民众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们的精神是“文献名邦”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莆阳古代清官循吏身份来看，这些官员大多出身进士、举人，他们“德才兼备”，当时社会选择官员是重视“尚贤取廉”的，要求监察官员做到“依法依制”，以树立官吏廉正榜样与监察制度相结合，这些思想及其实践促进了政治清明，有利于政局稳定、阶级矛盾缓和、社会经济发展。

家风族范 孝廉传家

莆仙士子由于家学渊源，父子、兄弟互相勉励，而登上科第的现象也很突出。入莆定居的中原汉民，相当一部分属于宦家士族。郑露开莆来学，对莆仙人儒业教化起到积极作用。不少世家望族，大都先迁居福州平原、兴化平原，而后再向福建其他地区和粤琼迁移发展。如福建大姓陈氏、林氏、郑氏、黄氏、方氏，还有蔡氏、翁氏、傅氏等。中原士族对莆仙科举发展有很大推动作用。入唐后，莆仙形成若干个以家族、乡族为核心的文化教育中心，推动了莆仙人文化教育进步。科举为两宋家族的崛起和兴盛，提供并创造了合法、便捷而且切实可行的途径，使得每个家族都十分重视科举；同时也为每个家族提出了保持竞争实力的要求，使得每个家族时刻都要关注与科举相关的教育。读书人的受教育程度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入仕的前景，即使门第显赫的官宦人家，其子弟要获得高官厚禄，亦不得不加入“读书应举”的行列。而贫寒子弟一旦入仕，就会把鼓励子弟努力读书、应举入仕作为巩固家族地位的最有效的手段，这直接导致了科第世家的出现。因此“三家两书堂”（《莆阳比事》卷一）、柯氏“一门五世进士”等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家族联姻也进一步加强了对科举的重视。莆仙大家族文化形成特色，家族重视纂修本族姓宗谱，家族荣耀感很强，这些都为家族科举成就带来重要影响。

莆田古代科举文化发达，且呈现家族聚集现象。如宋代有“三氏六桂”佳话，即翁氏家族、方氏家族、龚氏家族三氏家族六子皆进士及第。还有莆阳刺桐金紫方氏家族、莆田陈氏家族、方氏家族、黄氏家族、林氏家族、柯氏家族等，仙游蔡氏家族、傅氏家族、叶氏家族、钱江朱氏家族等科举家族。莆田玉湖陈氏家族出了状元陈文龙，榜眼陈俊卿。莆田东里黄氏、溪白白杜方氏家族进士辈出，莆田东阳浮山陈氏家族明代后出现11名进士。莆田古代清官循吏，他们代代相传，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如在明代莆田科举佳话中，有三家“三代科第”，三家“四代科第”；还有“六代科第”者，即柯英（弘治己未进士），叔柯潜（景泰辛未状元），子柯维骐（嘉靖癸未进士，官户部主事）、柯维熊（正德丁丑进士，官工部郎中）、柯维罴（举人，官知县），孙柯本（维罴子，嘉靖庚戌进士），曾孙柯茂竹（维骐孙，万历癸未进士，官知县），玄孙柯昶（茂竹子，万历甲辰进士，官知府）。直系的“六代科第”人家为林文（宣德庚戌探花），子林载（景泰丙子举人，官中书舍人），孙林钊（成化戊子举人，官锦衣卫经历），曾孙林希范（举人，官府同知）、林渠（钊子，举人，官长史），玄孙林升（举人，渠从子），来孙林炳章（希范孙，举人，官府同知）、林焜章（希范孙，举人，官府同知）。这些科举世家出仕官员，均能传承家族优良传统，清正为官，长保门第不衰。通过家族传承，进而影响整个莆田地区。宋代仙游人郑良士的八个儿子郑元龟、郑元弼、郑元恭、郑元素、郑元礼、郑元振、郑元瑜、郑元忠皆好学奋进，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合称“郑家八虎”。这些家族科举人才多，出仕官员多，形成了互相学习、清白为官的共识。许多家族都建祠堂，修家谱，立家范，要求后代“克绍箕裘”，延续家族荣光，营造出浓厚的社会氛围。士人以廉洁从政、忠于家国为荣，以贪贿搜刮民财、奸佞祸国为耻，这种社会风尚对莆田廉政文化传统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清廉忠正之官流芳千古，奸邪贪佞之官遗臭万年，就是见证。

莆仙历史上出现众多铁面御史并非偶然现象，而是莆仙言官奕代相承的风骨以及家族重视清廉教育的结果。历史上，绝大多数官员士绅都能坚持忠孝节义大节，像蔡京这类争议人物少之又少，更多的是踵武前哲的忠臣烈士。清康熙中，彭鹏尝致书教育胞弟说：“普天下争于名利关头，营营恋恋。汝寡兄胸中，绝无此两字。贫者士之常；清白者，吾家祖训。为儒食贫，为吏清白。咬断菜根，万事作得，耐之而已。”江春霖也说：“夫士君子见用于时，其居言路也，有去就争之者矣，争之而其言不用，官可去，身可舍，而公论是非，必不可泯，遑暇计及取忌乎？虽县令之职不获乎上，民不得治；然亦内存爱民之心，外不失事上之礼而已。若夫逢迎容悦以媚上台，忘生平之所守，沽不虞之虚誉，亦所不屑为也。”彭鹏、江春霖等清正廉介之臣，是莆仙正气浩然言官群体之代表，辉光永耀文献名邦。

乡风民俗 崇德劝善

莆仙民风淳朴，文化特色鲜明。它们表现于戏曲、语言、风俗、饮食、民间艺术等诸多方面。莆仙先民多聚族而居，互相帮扶，共同发展。家族则重视修建祠堂和编纂族谱，同时制定家规、家训，承传优秀家风，这些特色至今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尚可见其影响。莆仙民俗文化体现了精、勤、俭、孝等特点。许多岁时节令活动，亦别具风情。如每年最具特色的闹元宵社宫游神赛会等活动，时间长达一个月，成为全国闹元宵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和活动最多的民俗活动，目前已有多项民间元宵特色民俗被列入非遗保护项目。莆仙戏、莆仙岁时节会及民众活动都喜以团圆为主题，从中折射出莆仙民众浓厚的家庭亲情和家族意识，这种意识通过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代代相承。莆仙方言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含有淳朴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元素，也是乡情乡愁的重要载体。有宋元南戏“活化石”之誉的莆仙戏，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至今逢年过节莆仙地区庙宇演戏看戏非常普遍，在全国各地传统戏剧趋于式微时，莆仙戏仍一枝独秀。

莆阳家族的成员一般能自觉地维护本族利益的统一性，避免因利益矛盾而损害孝悌伦理道德。莆仙人习惯把祖宗牌位供奉在厅堂上。明代以后，一些世族大姓虽有另建宗祠，但也不是所有的祖宗牌位都进宗祠，大多数的近祖只能供奉在自家厅堂上。逢年过节，生卒忌两祭，均在厅堂举行。尊祖敬宗成为永续不变的祭俗。传统大厝的厅堂，都是本族共有的，不能分配给任何一户族裔。家族成员都享有在厅堂上举行“冠婚丧祭”等活动的权利。如婚俗中的男子结婚挂“表德”、拜堂、婚宴、新媳妇出厅拜见长辈等仪式均在厅堂上举行。这种形式强化了家族之间的联系。

莆阳丰富多彩的乡风民俗、独具特色的乡土乡情、深沉丰厚的文化积淀；体现在那些传承了千百年的村规民约、家风祖训，以及那些代代相传的宣扬“读可修身、讲信修睦、天道酬勤、宁静致远、积善成德、自尊自强、诚信为本、仁义兴家、以和为贵、同舟共济、心怀感恩、立德树人、行善至乐”等传统美德的乡土故事，它在价值上弘扬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民族精神，是农耕文明积淀下来的民族文化精髓和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是今天现代文明的滋养和补充。

先贤示范 师友劝率

莆仙名臣在其官宦生涯、文化创造过程中形成独特个性与特色的精神品格，其精神品格经过历史沉淀已内化成莆仙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从唐中后期开始，莆仙人才在福建历史上占据一定地位。宋、明两朝，莆仙更以其鼎盛的科举为依托，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物。明代状元莆田人柯潜曰：“莆城巨域，人物英英”（《蔡忠惠公墓记》）。这些人物中不乏“力学践行，师表后进”“致君泽民，又安宗社”“随所任使，克举厥职”“事亲从兄，笃于爱敬”“委身徇国，舍命不渝”“序事纂，足以达意”以及“兴利除害，以惠乡人”的名人。乾隆朝编修的《大清一统志》收录莆仙人物144人。乾隆间编纂的《福建通志》收录莆仙名人480人，数量在省内名列前茅。人物为一郡之柱础，乡邦之光耀。一代又一代的莆仙名人，以其杰出的才能和突出的贡献，创造了灿烂的莆仙文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的名相良臣、忠臣循吏，他们高风亮节、清俭正直、勇于改革，影响一朝一代政坛和官场风气，这些人是莆仙古代官员的代表性群体。莆仙古代很多名臣业绩是多方面的，如唐黄滔被誉为“八闽文章之祖”，宋蔡襄名列宋书法“四大家”，林光朝为理学家，刘克庄为南宋文坛领袖，明黄仲昭、柯维骐为史志学家等，这些名臣人物已在其他相关章节中叙述。本章着重介绍莆仙籍朝廷重臣宰辅、尚书、御史三类官员群体之品德与杰出代表之政绩，借窥古代莆仙籍名臣的总体风貌。

明代，莆田有所谓“六部尚书占五部”之誉。莆仙尚书群体，文才武略、守官举职，堪称贤才，政绩卓著，资深老臣多传为美谈。明代莆田县城及各尚书故里，有20多座尚书纪念坊。宋代尚书方应发、明代尚书郑纪均为“三朝元老”；宋代工部尚书刘榘“历事四朝”，礼部尚书林英、工部尚书刘克庄“历事五朝”。明代陈俊历任南京户部、兵部、吏部三部尚书。还有“二部尚书”“三世尚书”“四世尚书”“一品尚书”等佳话。莆仙古代尚书名臣具有的群体性突出特点是：在各部尚书任上恪尽职守，为国家治理献计献策、鞠躬尽瘁。如明代户部尚书翁世资、陈俊在管理粮储、处理军政等方面显示出其优秀政治能力。明代刑部尚书林俊、彭韶能兢兢业业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在案件的审理、复核两京及地方徒刑以上案件，参与三司会审，参与各种恤刑、慎刑程序等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才华和公正公平的品质。明代礼部尚书陈经邦、林尧俞司掌礼典主持、朝贡外交、学校科举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明代工部尚书林云同、康大河在执掌四清吏司、所辖衙门上也做出功绩。值得强调的是，莆仙尚书多直向、直言、直行，敢与朝廷奸邪作斗争，由是莆仙尚书大多仕途坎坷，就是多因居官刚正不阿所致。

御史廉吏 英才辈出

莆仙籍中有任职御史达232人。从唐太宗贞观六年（632）登第的副都御史兼右散骑常侍郑积，到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江南道监察御史江春霖。其中不乏由地方官调任监察御史职位之清官，他们刚直清正、访贫问苦，直言敢谏，抨击社会政治弊病，宣扬“贵廉洁，贱贪污”的社会道德，对当时官场和政风的匡正改良起到一定的作用。有人称莆仙为“御史之乡”，名不虚传。其中唐代及五代有郑积、黄滔等9人，宋代有陈次升、陈俊卿、陈谠、龚茂良、丁伯桂、徐铎、王回、许稹、翁处廉、陈绛、方慎言等59人，明代有陈道潜、朱悌、林熊、林诚、杨琅、陈茂烈、俞诲、黄鸣俊等154人，清代有廖必琦、林扬祖、林源、江春霖等9人。莆仙籍御史们，他们纠弹百官，整饬朝纲，多为铮铮之士，为世所称。他们作为古代官僚体系中廉洁从政的典范，或修身自律，执政为民；或明察善断，抚弱安民；或开启民智，为民解惑。他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留下许多佳话，为后世所传颂，其教育意义和警示价值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名臣蔡襄、陈居仁、林枅、苏钦、陈俊卿、郑侨、彭韶、郑纪、林俊、郑岳、林润、彭鹏、江春霖等等，都有忠政爱民、为官清廉、崇清鄙贪的事迹，在莆田可以说是传扬久远。

莆阳廉政文化记载着大量清正廉明的御史廉吏事迹，积淀着莆田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的精神文化追求，代表着莆田人民在廉洁从政、用权、修身、家风家教等方面独特的政治标识，为后人所敬仰，成为新时代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丰富素材。

▲国画《清正廉洁江御史》 杨青岭/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