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民

一早，老家的几位发小跟我视频。岁月的杀猪刀愈发锋利了，割韭菜般收割年龄，像是互相不认识，面面相觑，都说不出话来。其中一位五十年未见了，他比我年长几岁，满眼是泪光盈盈的痛。我不忍心看他。

那个时候我们很年轻，就连那个世界也是年轻的。如今年岁渐长，记忆不断地短路、错置、放大乃至删减，总觉得历历在目的那些东西就是一场虚幻，那些记忆靠不住。

发小提起，当年他死命追求一朵村花，还让我替他写了几句“情书”类的玩意儿，他递给村花。不料那位文静的村花居然逼在他跟前，大骂。他不依不饶，干脆就追到村花家里。村花只有父女二人在家，三下两下就把他给轰出来了。

我第一次替人写情书，算是失败到家了。出师不利，心想轮到我拍拖时，还不知道该给人家写什么样的情书呢？还好，后来自己再也没写此类东东了，倒是替一位女生给她的初恋写了一封奇葩的“情书”——她没有被男生所接受，心灰意冷，要给他写个最后“通牒”的信。我很为她打抱不平，当然不是“满纸辛酸泪”，而是“一腔愤懑情”。我突然间灵感大爆棚，机关算尽，无所不用其极，把我所能想到的诙谐的狗血的咄咄逼人的“骂”人不吐骨头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语言都用了出来，直捣男生之黄龙小心心。那封信足足费了我两个晚上的工夫。我用文字充当了一回恋爱“顾问”或者是“外交使节”，因为文字比语言更有风度，更委婉，也更善于周旋。

这些恶作剧，在几十年以后居然记得清清楚楚，当然那个“情书”和“信”里具体写了些什么，那是记不住了。

我年轻的时候，有个长辈就告诉我：人老了，至少有三个特征：一、三天前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三十年前的事记得一清二楚；二、躺下去睡不着，一坐下就打瞌睡；三、哭的时候没有眼泪，笑的时候泪流满面。我还真的应了第一条——我意识到我开始老了，因为有时候就真的会健忘。

某次和朋友通电话，一边说，一边习惯性地摸了摸口袋，发现空空如也，忙不迭对着手机大叫：“好了好了挂了吧，我手机不见了。”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吼：“你现在用什么跟我说话？”

一出门就怀疑自己忘了关燃气，于是打开房门进去看一遍再出门，结果插在门上的钥匙挂在那里一整天。还有一次出门打车，车开到一半，突然觉得哪里不对劲：“师傅，刚才我跟你说去哪里来着？”

老了谁都一样。据说爱因斯坦有一次坐火车，遇到列车长查票，他找来找去，甚至跪到地上，就是找不到车票。列车长客气地对他说：“教授，不用找了，我知道您是谁，我相信您一定买过票了。”列车长说。爱因斯坦抬起头，不好意思地说：“我也知道我是谁，但是我必须找到这张车票，因为我忘了要到哪一站下车，只有看到车票才知道。”

史上最聪明的人尚且如此，我们又算是什么。记忆这东西有时候就会捉弄人，不要说老人，就是年轻人也会有健忘症。我的一位年轻朋友告诉我：有一次在楼梯上边走边看手机，一不小心跌倒了。看看四周没人，他嘴里说着倒霉，用最快的速度爬了起来。突然，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刚才我是上楼还是下楼？你说，这记忆是靠得住还是靠不住？

大学毕业至今有四十几个年头了。到了如今这把年纪，回头一看，才明白了许多道理：我们应该珍惜的是什么，应该遗憾的是什么，应该忏悔的又是什么——我们不再企盼奇迹，不再去等待神话，满街都是美女，端着这一张皱巴巴的老脸，再也不好意思往前挤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即使有过令人悲哀的阴差阳错，你也不能说出心里强烈的不甘。

那么，只好去怀念那个曾经有过的年轻的世界和年轻的我们。

在一座城市生活久了，就时常会有一些靠不住的记忆。有一次，我出差深夜回到福州，当车子路过一座庞大的建筑物时，我突然觉得有一只巨大的怪兽破洞而出，压迫过来，就像乌云压城。幻觉一下子包围住了我，那一刻，我感觉到一种来自内心的恐惧；而只有那种恐惧，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今年春节期间，我去到莆田一个乡村参观一场民俗活动。我突然注意到一个五十多岁模样的胖女人，身躯宽厚，像一团黑火在那里不停地挪动。她十分勤快，收碗碟，搬桌椅，一个偌大的身影一直在那里晃动，让人眼前一片虚幻。她的存在占领了一片空间，我觉得自己走进一座迷宫，一不小心就会走错方向。

那个胖女人也注意到我，笑着说了声：“我太胖了，我年轻时可没这么胖。”这句话让我微微一震——是的，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许多事都随风而逝，而只有记忆中的那个时候，我们真是年轻，那时候的世界也很年轻。

2015年，在上海思南文学馆举行的杨庆祥教授的《80后，怎么办》分享会上，一个青年坐在第一排，目光热切，他问杨庆祥：“面对现实我们如此无力，无法改变，我们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杨庆祥回答：“如果多年后你拥有了一点点能够影响别人的能力，当你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想起多年前你在思南文学馆参加的这个活动，你或许会更加谨慎和人性。这就是意义。”

——世界并没有老去，我们始终就在这世界之中，因为意义也在这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