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民

5月25日，“厦门大学”公众号发了一条“跟所有的快乐说Hi Hi”的推文，图文并茂，排版新颖，点击量数万。评论区异常活跃——“每一个快乐都好戳”“好治愈的文案”“快乐就是永远相信我们拥有无数快乐的可能”“给自己一点空间，给好运一点时间，快乐已在加载中”。

这是些什么样的快乐呢？快乐就是——

天气很热，回到宿舍时，舍友提前打开了空调；

在空闲的夜晚跑步，一点点清空烦恼；

想看的书，发现图书馆里刚好就有；

经历了漫长的复习，收获了pass的考试结果；

游完泳后，吹到了夏天的风；

看见宿舍门口的凤凰花越来越多；

在思源谷看桨板，感受风吹过湖面带来的凉意；

在瑜伽里冥想世界与自己；

坐在窗前，看形形色色的人路过；

下雨天，在教学楼里听雨声；

上学路上，小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

花很多功夫，终于弄懂了一个知识点；

心血来潮时大扫除，让思绪和环境一起变得整洁有序；

自习室选到有窗的位置，疯狂输出一整天；

看着芙蓉湖的小天鹅长大……

我们的日子偶尔平稳偶尔紧张，但每一个阶段，各有各的滋味。快乐有时就是“小确幸”，就是隐藏在日常缝隙里小小的光亮，它不是出其不意地出现在眼前，就是在我们寻找它的路上。古人说过：“身上无病，心里无事，春鸟便是笙歌。”大学里一位教授说：“就看了个牙，出来时就昏天黑地，大雨瓢泼。”这话被一位副校长听到了，他就说：“那一定是龙牙——这就是那种‘小确幸’。”有一首诗叫《火车》，其中写道：“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桥都坚固，隧道都光明。”苏格拉底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快乐的猪，一种是痛苦的人。”王小波就想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他说：“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我偶尔也写写诗。一位在20世纪70年代因写诗而名声大噪的教授朋友告诉我：“现在写诗生不逢时，因为现在不是北岛、舒婷、顾城和海子的年代，没有人读诗了，写诗的比读诗的还要多。”而一位博士却对我说：“真正有趣的生活，无须用‘诗和远方’来堆砌。它囿于厨房，却容得下山川湖海的纵横生趣。要想拥有一个有趣的人生，必须学会与日常琐碎谈情说爱，让水泥地里长出嫩芽、开出鲜花。”诗人欧阳江河也说：“我们为什么要去讨别人的喜欢呢？就像保罗·策兰说的，我为什么要写得让你们都懂、你们都喜欢？你们喜不喜欢都没关系，懂和不懂这个交流的通道对我来说不存在了。最后，保罗·策兰的诗歌留下来了，而且完全重新塑造了德语。庞德也曾说过，我当然希望我的诗有很多人读，有很多人喜欢，但是，你们不读我也没办法，你们读了不喜欢我也没办法，我不能对你们不读我的诗或者读了不喜欢负责，你们不喜欢就算了吧。”

——这就是诗人的“快乐”和“小确幸”。我们的人生有各种各样，但最悲催的莫过于非要给自己选择一个通向一系列焦虑的入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认真去寻找身边的那些“小小的光亮”呢？生活的确有许多出口，就像写诗，你可以写成“粉红的战栗是水的味道，你眼中的烟囱奔跑如马”这种，也可以写成汪国真《热爱生命》里的“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这种。诗歌似乎是“死”了，但诗人还在，那些曾经耀眼的大诗还在，因为它们“向死而生”。海德格尔不就说过：“向死而生的意义就是：当你无限接近死亡，才能深切体会生的意义。”“一朵花的美丽在于它曾经凋谢过。”

在我看来，写诗是快乐的，是我的“小确幸”。不仅仅是写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找到了哪些属于我们自己的快乐呢？朱光潜先生是个活得精致而又敏感的人，学生来到他家，想要帮他打扫庭院里的落叶，他一把就拦住：“我好不容易才积到这么厚，可以听到雨声。”朱老先生没有颓废和感伤的浪漫主义之病，而是喜欢人生的一切趣味，听听雨声，从中寻找那些属于自己的“小小的光亮”。余秋雨在他的《文化苦旅》自序中说：“我们这些人，为什么稍稍做点学问就变得如此单调窘迫呢？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傲慢与偏见》里有一段班纳特观赏柯林斯的卖弄而乐不可支的描述：“除了偶尔朝着伊丽莎白瞟几眼，他并不需要旁人来分享他的快乐。”快乐不像高贵那样，需要“被伺候”出来，需要比美貌更用心，快乐无处不在。“厦门大学”公众号用“跟所有的快乐说Hi Hi”作为标题，这“所有的快乐”就在那个不遥远处，甚至就在脚下，那么，我们就向着快乐出发吧。

2023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