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民

前天下午下班后，在厦门大学校园转悠一圈，随手拍了一组凤凰花的照片，发在朋友圈上。一位经济学教授私信我：“兄此时来正适逢其时，何不妙笔生花，以飨同好？”我说：“满眼艳丽，为之倾倒，倒写不出来哈。”手无曹霸之笔，只得奈何天下美景明艳万方羡煞人。

据说凤凰花来自遥远的马达加斯加。多年前由一位极具爱心之人，将其种子收集，藏进行囊，带到东方这片国土。那些种子从南半球那个岛上出发，一路吹着咸涩的海风，伴着汹涌的波涛，懵懵懂懂飘洋而来。它们有过远离故土的惆怅么？或者有过漫长旅途的疲惫么？但更多的应该是它们对点燃新希望的畅想。

在厦门大学读书时，对于凤凰花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到了六月份，抬头一望，触目皆是。离开了校园，便不时地怀念它了。曾经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不无感叹地说：“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我们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们读的是中文系，这种“思古之幽情”的感受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当时，我们并没有对此番景象有什么惊人的描述；到了今天，我也是被那位经济学教授拿“枪”给逼的，说是“箭在弦上”。想当年，东汉文学家陈琳受袁绍之命，写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乃“矢在弦上，不得不发”也。

大学中文系其实是比较好玩的。在大学众多的仪式感里，中文系被称作“一条撒满钓饵的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网住的鱼儿上岸就当助教，然后当屈原、李白的导游，然后再去撒网。中文系的师生是一群“要吃透《野草》《花边文学》的人，把鲁迅存进银行，吃利息。”——这就是中文系的仪式感。

离开厦门大学校园40余年了，每一个“庆余年”都是被海风浅浅地刮过。如今重返厦门大学再作“燃灯人”，我总会极力去追忆当年的一些细节，总是惶惑和明朗相互交织。其实，进入大学时代那些原初的激情并没有密密匝匝地展开后来的相应叙事，倒是伴随着夏天不期而遇地到来的节奏，校园里盛开的凤凰花不断在勾勒着我们心底的那一抹淡彩。记忆和遗忘，永远是人的历史的“一个间歇，一道词语缺口，一个空格”（保罗·策兰）。时至今日，我的确是无法准确无误地在脑海里复制那些永不磨灭而又不绝如缕的情绪记忆。

前天在校园里用手机拍摄凤凰花时，遇到一位帅气的小男生举着单反也在追光。我跟他坐在一块石头上随意聊了起来，我问：“你追的究竟是花还是光？”他说：“凤凰花是思辨的，光是交替的。”这话让我感到惊讶。我问他读的是什么专业？他说是哲学系。

凤凰花为什么是思辨的？我脑际一直盘桓着这个问题。凤凰花开在厦门大学校园里，就如樱花开在武汉大学校园甬道上，一切是那么的自然贴切。每一朵凤凰花瓣只有五片，然而它丰富，凑在一起就是一团烈焰。烈焰是燃烧的，让人不敢靠近——因为它们总是给人带来大学里的一种思辨。在厦门大学校园里走一遭，随处可见一群群帅哥靓女，他们照样是一团一团的烈焰在燃烧，说不定那里面就有多少个徐志摩和林徽因。记得我当年写过一句诗：爱不是虚妄的，一个动作就会变成一个故事，或者交出一个灵魂——交出灵魂的也许就是那种“思辨”的凤凰花——如今，由凤凰花引出来的意象，会不会也是一场血色残阳？我曾经看了几遍吕克·贝松主演的《这个杀手不太冷》，杀手莱昂在一座城市里把一个家搬来搬去，但不管搬到哪里，他手里总是捧着一盆花。我极其佩服导演刻画人物性格的手法，只一盆花，就把这个杀手的冷血给温暖了，点燃了一种侠骨柔情。

想起了作家严歌苓，她绝对是个美女作家——卓越、优秀、轻灵、思想丰富——太多美好的词似乎都可以集中在她身上。马未都说：“严歌苓年轻的时候太漂亮，漂亮得让我不敢接近，她是那种美得让你觉得不敢有邪念的女人。”——这就是马未都的真实——我想，他在说这句话时，是不是在打了个深深的“嗝”？然而严歌苓一句话就够了：“我成为不了任何人，我只能是严歌苓。”——这就是严歌苓的“思辨”，是一种类似凤凰花的美的“思辨”。

那么“光”呢？那位哲学系的小男生说“光是交替的”，在我眼里，凤凰花的确是有光的，它一直闪烁着一种明暗之间的色彩。美国著名建筑家路易斯·康说过一段话：“一根立柱，无光。两根立柱之间，有光。古希腊建筑是一个无光、有光、无光、有光……不断交替的过程。做一根从墙上倾侧而出的柱子，让它谱出无光、有光、无光、有光的变奏：这是艺术家的奇迹。”这段话与其说是建筑学的方法论，不如说是凤凰花的诗学，路易斯·康用诗的语言，表达出一种对交替辉映的“光”的感受力。

那个太阳西沉的下午，我跟哲学系的小男生的对话，让我再一次对于凤凰花有了一种新的认识。谁家“凤凰”暗飞声？如同哲学就是一场颠倒，一场疯癫似的，对于一场花事来说，有时候某个概念的颠簸，就足以把我们的成熟和智慧远远地隔离在真正的生活之外——这个下午，这位小男生的话就这样击中了我。

我记起《黑天鹅》里有句话：“挡在你面前的，只有你自己。”看来，我这位中文系的老男生，在这个艳丽的凤凰花照耀的下午，最终还是被哲学系的小男生给“思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