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民

“端午节，或者说五月初五，是我们民族五个奇数相重的节日之一，它们是：一月一，元旦节；三月三，上巳节；五月五，端午节；七月七，乞巧节；九月九，重阳节。”奇数就是阳数。所以，五月五叫端阳，九月九叫重阳。我在每年的端午节都会写下这么两句话：

青蒲端阳，黄酒驱阴；

九歌在楚，天问在心。

《九歌》和《天问》都是屈原的作品。屈原为中国文化贡献了伟大的智慧。那年端阳，他在汨罗江仅仅是那么纵身一跃么？先秦的《渔父》里有一段屈原与渔父之间的辩论的记载。二人江畔相遇。渔父见屈原形容枯槁，问他何故如此？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所以无法见容于世俗社会。”伤心的“失恋者”彷徨无地，寝食不安。渔父就劝他：“不必如此固执，退一步海阔天空。”然而，屈原的回答却是异常的决绝：“宁可投江葬身鱼腹，也不能让清白之身蒙尘。”渔父只好一笑而去，留歌一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原是屈原，渔父是渔父，他们拥有各自的人生哲学，道不同，不相为谋。

那一年在武汉，为了仔细观看一下长江大桥，我特意从桥上下电梯到了江边。武汉人一堆一堆地扎在那里搓麻将、摸牌子，几位老者满是皱纹的面孔时而活跃，时而凝住。突然就想到当年屈原是不是也站在楚地的汨罗江畔，端一壶酒，让江风拂面，眺望暮霭之中那几缕若断若续的炊烟。楚地文化崇尚自由，富有激情，善于想象，这些饱含原始文化的符号特征无疑是十分适合屈原的。就像巴蜀文化之于杜甫，闽地文化之于朱熹，绍兴文化之于鲁迅，或者，巴黎文化之于巴尔扎克，布拉格文化之于卡夫卡……

端阳的阳刚之气肯定符合屈夫子的意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这样描述屈原：“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并说他“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更是把屈原和宋玉，当作楚国文化的标志性人物。

当然，阳刚之气并不一定就属于屈夫子这样的人物。凡夫俗子，无拳无勇，哪怕一个干瘪的老渔夫，也可能站在英雄的精神层面上。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里，老渔夫圣地亚哥终于打到一条长十八尺的大马林鱼，但是两天两夜的海上搏斗之后，他拖回的仅仅是一副偌大的鱼骨头。老渔夫深抱一种信条：宁可被消灭，也不能被打败。一副鱼骨头也许在理性的衡量之中毫无价值，然而隐藏于普通人内心的不屈和坚韧，才是令人怦然心动的阳刚之气。

五月五端阳，一个“阳”字，其实隐含了中国文化太多的智慧。五夫里是朱熹幼年开始居住过的地方，那里有座紫阳楼，几堵黄泥筑起来的墙壁，一直被视为朱熹的思想摇篮，他的许多经天纬地的观点就诞生于此。许多典籍记载了朱熹的一则轶事：朱熹幼年时，父亲朱松指着太阳告诉他：“这是太阳。”朱熹问：“太阳依附在哪里？”朱松说：“太阳依附在天上。”朱熹再度追问：“天又依附在哪里？”朱松大为惊讶，此刻他已经意识到这个孩子的特殊秉赋。显然，这种非同一般的好奇心，早就显露出朱熹贮存于内心的哲学家气质，并且急速地抵近宇宙深处。朱熹十四岁时，父亲朱松病逝。临终之际，朱松将朱熹托付到五夫里由义父刘子羽教养。刘子羽视朱熹如同己出，筑室安置朱熹母子，命名为“紫阳楼”，并在楼前种植了几棵樟树。朱熹对“紫阳楼”十分钟爱，一次又一次地返回这里。紫阳紫阳，朱熹居然在这幢楼房里安居了近五十年，成为一代阳气十足的思想领袖。“好峰无数列窗前”——朱熹喜欢大山的雄奇，就在于山峰具有阳刚之气。

我的老家原名暘谷村，后来“暘谷”被改为“阳谷”，据说现在又改回来了。殊不知“暘”字是老祖宗给的，指的本来就是太阳。一座村庄的命名价值也许就在于，地域的文化氛围的确会影响到一代人，并且烙下强烈的印记。当然，每个村庄的那些鸡零狗碎的情节，不经意间也会构成一种文化——这大概就是每个人存在的“在场”。

小时候在老家过端午，就不知道五月五竟然是个“端阳”的日子。到了中午十二点，奶奶就会早早烧好了“午时水”（沐浴汤）——就是用艾、蒲、柏叶、桃叶等混杂在一起烧的热水，准时入浴。那个时候突然就觉得这种情景既陌生又具有仪式感。前几天看到福建师范大学张梅教授推荐塔克曼的《做新闻》一书，她这样说：“就我个人的经验，第一次细读这本书，需要陌生化，需要仪式感，需要像现象学那样，悬置一切判断，回到作品本身。在一种放空的状态中，认真地和一本书相遇；以一种放空的心情，来看每一行字，思考每一行字。”听到这段话，想起小时候用“午时水”洗澡的那种感觉，竟然与此如此相似。

五月五端阳，历史的抛物线就是这样抛给我们一种节日的意识形态。除了屈原，除了划龙舟，除了驱邪的雄黄酒和艾草，我们的节日究竟还有哪些可以继续掰开来说的文化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