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民

大学同班女同学发来一段视频，是一个“知青情怀”的活动，她老公即兴朗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写给我们的相聚》，开头一段是这样的——

我们

有过一个共同的名字，

“知青”的称呼，

拉近了我们彼此的距离。

曾经经历过的轰轰烈烈，

在胸中泛起了一丝涟漪。

蹉跎岁月中的坎坎坷坷，

在记忆中始终未曾远去。

……

他念到“轰轰烈烈”四个字时，嘴唇一拱，捏成了一个肉肉的圆形，像一只喔喔啼的咆哮的公鸡。接下来再念到“坎坎坷坷”时，就几乎要哽咽了。

这就是所谓的“老知青情结”吧。

当年的知青如今成为了大爷大妈。其实，几十年过去了，知青并未成为多大的话题，但广场舞的流行多半是由这些大爷大妈掀起的，当年战天斗地的“广阔天地”已经转移到了城市广场。我曾经去过一两次广场，看他们跳舞，那个嘈杂的方阵，热辣辣的现实，表明周围的世界正在剧变，过去那种数一数星辰、看一看月亮的宁静荡然全无。大爷大妈们不时回忆起他们的知青生活，众多往昔的碎片，最后都变成一种自言自语。

当然，那位老知青大爷的深情朗诵，也给他们带来一种久违的快意。当年的知青的确具有英雄主义的情怀，他们身上堆满了特殊的精神词汇。他们最喜欢雨天不出工，躲在屋里，喝着辛辣的地瓜烧，吼出几句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小调。这时候，隔壁屋里就会传来某个女知青拿腔拿调地朗诵那首《理想之歌》：“……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到延河两岸。欢迎你们呵！突击队的新战友，欢迎你们呵！我们公社的新社员……”这些革命的言辞一下子点燃了知青内心的无限激情。

1976年，我在《福建日报》发表了一首诗《入党志愿书》，引起一阵反响。诗歌描述了一位女知青填写入党志愿书的情景，作者署名为“仙游县郊尾公社回乡知识青年”——因为我来自农村，高中毕业当然就回到原籍乡下，只能算是“回乡”——两年半的“回乡”直接缩短了我的工龄，工龄只能从大学毕业算起。

“回乡”这个词，虽然没有“上山下乡”那种轰轰烈烈的体验，却多少让我有一种“还乡团”之感。我的那些关于“插队知青”的知识，多数是从书本上或师友的叙述得来的。无论如何，那是个激越而无可言说的年代，一切是那么的“轰轰烈烈”，却又是“坎坎坷坷”，乡村岁月是蹉跎的，扎根于大地的豪情壮志，最终成了浪迹江湖的回忆。

如今这个年代，有一种执着是不能用尺度去衡量的。多年前，我收到早些年结识的永泰县一位乡镇干部寄来的一个包裹，里面是厚厚的一册剪贴本。一看，居然全是我发表在报纸和刊物旮旯角的一些作品，有许多是我没有收藏的，他把能见到的我的作品都给剪了下来。这令我感动莫名。随后一想，这世间很多事情是不能简单地用“感动”去衡量的。一位在基层待了几十年的乡镇干部，没有任何的轰轰烈烈，他的人格和灵魂的高处，有着我的生命里不能承受之重。人凭什么活着？就凭着那份执着，那份真诚的守候，才能去泅渡社会、泅渡人生。

我立马赶去永泰看望他。如今我们都成为大爷了，在人生湍急的流程中，我们每个人究竟是浪花还是深流呢？究竟是轰轰烈烈还是默默无闻呢？只有年龄的落叶能够标示着运动的方向。不管怎样，年龄就摆在那里，你改变不了，生活的一切就如博尔赫斯的名句：“水消失在水中。”那天，我在他家附近一户人家门口，见到一位高龄老大爷坐在一张歪斜的石凳子上，佝偻着身子呆望着在烈日下稀稀落落走过的行人。我的眼前立马浮现出“乡愁”二字。活到这把年纪，脑海里就总有一些黑黝黝的乡愁的节点或断片，会密集地闪烁出来。

某一次，我路过一个广场，看到一位大爷开着音响，一个人在那里独舞了许久。等他停下来时，我问他：“就你一个人？”他说：“你见过几个人一起在一口锅里炒菜么？”这显然是有些狡辩，但我迅速地中止了跟他的这一场辩论。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任何的仪式感和快乐都可以是一场无可辩驳的“独立宣言”，无须去做过多的解释。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主张：“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恶归天籁矣。”一个人的舞蹈，一个人的随心所欲，能“极炼”到“不炼”的程度，也算是一种极致。

我经常会在一个人的茶局里。有时候由于过度的安静，就会想起身边少了点嘈杂和喧嚣。人生不可能日日狂欢，三五成群，三两盏地喝茶固然热闹，一个人的清欢也觉得简单。人少不是错。据说爱因斯坦曾经与一些同行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对方联合了一百名教授与之对决，签名反对他。爱因斯坦闻讯之后，仅仅耸了耸肩膀：“要那么多人干嘛？如果你是对的，一个人就够了。”这种特立独行的姿态，是我喜欢的。

回想起前面提到的那位老知青大爷的诗朗诵，我真要为他的这一场“轰轰烈烈”叫好。马克思就这么说过：“成人不应该在更高的阶段上重现他的真情吗？在每一个时代，他自己天然的纯真性格岂不是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之中吗？为什么人类历史的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美好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它的永恒的魔力呢？”

 2023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