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松江

张金湘/摄

张金湘/摄

曾朝霞/摄

宋代陈澡在《何仙淮南江左名山行历记》一文中，对仙游县名提出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彼临江以萧、杜等仙而名九仙台；梓橦以冯庞九女而立九仙观；诸郡间有九仙名，独莆因何‘仙’名县？”答案其实很简单，这乃是历史文化之使然，因为任何一个地名的号定，都有其历史文化渊源。仙游的县名，在其初名和改名中就隐含着多种的历史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现象正是仙游县历史悠久与文化源长的有力证据。

一

《辞海》中对“仙游”一词的解释有二，一解释为：“成仙，游于仙界。旧用为称人死亡的婉辞。”二解释为：“县名。在福建省东部，木兰溪上游。”

鉴于上述二种解释，“成仙，游于仙界”之义应是“仙游”一词的本义。正由于该县辖区的九鲤湖在汉代有何氏九兄弟在此炼丹得道成仙而升天，故此该县县名在唐天宝元年改名时被定名为“仙游”。由此可见，该县县名的来源与汉代的寻求仙道时尚文化和炼丹文化有关。

早在汉代之前的战国时期，就存在着神仙说的文化现象，该说鼓吹世俗之人只要修炼仙道，就能解体成仙，或白日飞升。当时所谓修炼仙道，就是祀神或炼丹以求长生不死药。西汉时期，汉武帝后期是信好神仙和长生之说，他招揽了李少君、栾大等诸多方士在宫中为其炼丹，以求长生之药。在汉武帝的求仙道行为影响下，其时朝廷官属们纷纷效法，求仙道的风气一时蔚然成风，道家思想及其神仙方术据有了一定的地位，且有相当的影响力，从而形成了一种时尚的文化。何氏九兄弟来到九鲤湖炼丹，就是这种文化时态中的一种代表。

何氏九兄弟在九鲤湖炼丹求道，这既是汉代求仙道炼丹文化现象的一种具体体现，同时也是战国时期的神仙说文化在仙游地区传播的一个历史痕迹。

同时，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来看，何氏九兄弟在九鲤湖炼丹乃是古代科技文化的一种折射。《医学科技》一书在“炼丹术”一节中指出：“东汉前炼丹术有两个不同传统：一是致力寻找长生不老药；二则试造黄金。东汉时两个传统汇合为一，炼丹术家尝制长生不老药，而促成两个传统结合的因素实与医药发展有关，因此许多著名炼丹家如葛洪、陶弘景等是大医药家。葛洪对炼丹术和早期的化学贡献保留在《抱朴子内篇》内，记录了许多长生不老药（如太清丹、金液）及它们的制炼方法。”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王奎克在《古代炼丹术中的化学成就》一文中指出：“我国古代的炼丹活动，涉及自然科学的许多不同领域，但是它的主要内容是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用各种无机物，包括矿物和金属，经过化学处理制作长生药的研究；第二，为了研制药用的人造‘金’‘银’而进行的冶金技术研究；第三，为了寻求植物性长生药而进行的药用植物研究。”总之，求仙道的炼丹文化现象主观愿望是为求长生不死药，可是在客观上却是为以后的医药、化学等多种领域的自然科学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何氏九兄弟在九鲤湖炼丹，也即是说仙游九鲤湖地区曾经是古代人开展医药、化学等科技研究的一个实验场所。

二

查阅《辞海》，“仙游”县名中的“仙”字共有五种解义，其中最为符合本词的解义是指：“古代道家和方士所幻想的一种超出人世、长生不老的人。”“游”字解义共十种，其中最为符合本词的解义有二，即“行走”和“游历”。为此，“仙游”一词也可以理解为“仙人游历的地方”。

道教认为，仙道分天、地、人三道。初修仙道之人，只要修成“辟谷”之术，就可以不食五谷了，这便是所谓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了，但这仅是修成了仙道的第一道——“人仙道”。战国时期，燕昭王问其臣甘需关于求仙道之事，甘需曰：“上仙之人去滞而离嗜爱，洗神灭念，游于太极之门。”甘需所说的仙道，就是修第二层次的仙道，即是“地仙道”，要修此道，就是要通过到各处游历而达到“去滞而离嗜爱，洗神灭念”的目的。这种边游历边修炼的方式，叫做动修，这是相对第一仙道的静修而言，修成之后而成的仙叫游仙。第三仙道就是升天成为天仙，叫“天仙道”。要修这种仙道必须先要炼成仙丹，丹成之后借助丹药之力才能升天，这就是取得最高的仙道正果。

何氏九兄弟自从“师大罗，学辟谷”之后，便开始“由淮左而江南，由江南而闽中；由高盖而鸡城，由鸡城而何岩仙水”四处游历。这就是他们按仙道的“人、地、天”修炼步骤进入了“游历”的动修阶段。而在九鲤湖炼丹则是为最后阶段的仙道修炼。何氏九兄弟游历的最终落脚点是在仙游的九鲤湖，所以说，“仙游”的县名也可以理解为“仙人游历的地方”。

然而，宋陈澡对何氏九兄弟游历到九鲤湖来炼丹却另有一番的说法，他在《何仙淮南江左名山行历记》一文中提出：“仙择山而游，……谅乎想是时上有建元天子之乐求，下有淮南邦君之招致，关洛之区无非名山可宅也，何不厌瓯越攻击之俗，乃由淮左而江南，由江南而闽中，意诚识闽地异日为礼乐衣冠之乡，故入闽而游欤。越山之阳，既有胜地可止也，何反爱莆中溪山之奇，乃由高盖而鸡城，由鸡城而何岩仙水，意预知于山异日迩闤阓尘嚣之境，故择莆而隐欤。”按陈澡的看法，何氏九兄弟之所以由淮左到九鲤湖地方，乃是要避开“闤阓尘嚣之境”，隐在一处理想的场所炼丹。其实，在陈澡的看法中还隐含着一层“游历考察”之意，因为他们的“意诚识闽地异日为礼乐衣冠之乡，故入闽而游欤”和“意预知于山异日迩闤阓尘嚣之境，故择莆而隐欤”，实际上是在考察选择的过程。此外，本是生活在淮左的何氏九兄弟为何会先到江南？原来，位于江南的仙都鼎湖峰乃是黄帝炼丹的地方，《东阳志》载：“鼎湖峰一名丹峰山，昔黄帝曾乘龙车登此峰，置鼎炉于峰顶炼丹，丹成，群鹤起舞，黄帝跨赤龙升天。”何氏九兄弟先到江南乃是考察黄帝炼丹的地方，并欲以效法之。为此笔者认为，何氏九兄弟由淮左一直游历到九鲤湖，其过程中有仙道的“动修”之意，更多的是沿途考察并寻找一处理想的炼丹场所。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郑锡煌在其《中国古代的旅行考察事业》一文中指出：“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或因政治的、或因宗教的、或因经济的目的，经河西走廊到达中亚、南亚各国访问考察，或取海路越南海远航到印度洋沿岸各国访问考察的，不乏其人。其中以汉代的张骞，晋代的法显，唐代的玄奘，明代的郑和、徐霞客等五人在旅行考察中所取得的成就最为卓著。”这固然是指那些著名历史人物的旅行考察之事，他们既取得卓著成就，也给沿途所到之处传播了先进的文化和中国（或中原）的文明。何氏九兄弟为炼丹由中原地区沿途游历考察到偏远的九鲤湖地区，他们的主观愿望是“丹成则仙道成”，但是这种行为在客观上却是起了中原文化南播的作用，刺激并促进仙游地区的文化发展与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何氏九兄弟，包括以后到九鲤湖寻子的何父，应算是为仙游地区输送先进文化和中原文明的先驱者，其行为实质上就是一种汉代所时行的游历考察的文化传播现象。

三

宋宝祐《仙溪志·叙县》载：“唐武周圣历二年析莆田置清源县。天宝元年改泉州为清源郡，别驾赵颐正以县名同郡非便，奏请改之。因考故事，谓有九仙人姓何，以兄弟九人登仙得名，遂改为仙游县，隶清源郡。”

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出，唐代时期的地名规定原则与如今有些一脉相通之处，即是隶属关系的行政区地名不能相同，这是地名文化的历史传承之所致。或许有人会问，当初该县的县名为何不直接以“仙游”定为县名？这就涉及到唐代的圣历年间和天宝年间两个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问题，即是地名的号取是为当时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所制约的。

唐圣历年间正是武则天专政期间，其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基本上是提倡佛教的，尊道思潮未占上风，而到了天宝年间，正是唐玄宗热衷于道教时期，他非常崇拜老子，封老子为“玄元皇帝”。他酷爱《道德经》并下诏，《道德经》遍颁全国，每户一册。他崇信道教，曾专门派人搜访道经，编写成历史上第一部《道藏》，派人抄写、流传。他还下诏，让精研黄老的学士到京城对策，优者授以官职。唐玄宗执政期间，禁修一般寺庙，开元二年就还俗一万二千人，但却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太清宫”供奉老子。故此，在这种尊道的文化氛围之中，改县名时人们自然而然就会“考”到汉代何氏九兄弟登仙的“故事”（旧事）而上报为“仙游”县名，登仙乃道教所推崇，一上报很快即为所批。

仙游为何建县问题，黄永聪先生曾在《爱我仙游》一书中详细探讨过，虽是一家之言，不妨借源。其书中大意如下：

“陈朝被隋朝所灭之时，太府卿郑露和两个弟弟郑庄、郑淑一同由永福迁入莆田，并在莆田南湖地方开堂设学，传授儒业，因是最早倡习儒学，故被称作‘南湖三先生’。后郑庄与郑淑迁居到莆田西部地方（即现仙游境内），郑庄定居在浔阳（当时石苍、象溪合称浔阳），郑淑定居在巩桥（即今赖店圣泉）地方。郑庄在浔阳济川地方开蒙设堂，经其大力倡教和精心培育，自隋开科取士之后，他在当地所培育的进士共有八人，分别为金鲤、郑积、史宾、白金、詹万钟、郑方迕、郑朗、郑璩。

唐高宗时，武则天被封皇后之后，就提议高宗在武昌修筑离宫，武昌百姓把此事告到京城御史郑积那里，郑积上本直谏，高宗觉得郑积说得有理，便宣旨暂缓修离宫筑围城之事。可是在武则天的哭闹之下，软弱的唐高宗又改变了主意，准备继续修筑离宫围城。郑积气愤地指责他让后宫干预朝政，唐高宗勃然大怒，就将郑积囚禁天牢。后来武则天找个借口，调唆高宗把郑积杀掉。武昌百姓得知郑积因为围城之事曾替他们死谏过，现也是因此事被武则天陷害致死，便在武昌为郑积立祠纪念之。

唐高宗李治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时，史宾、白金、詹万钟等都已是朝中老臣了，当时郑积之子郑方迕于高宗乾封三年得中进士，在朝与他们同殿为官。他们见高宗贪图淫乐，不理朝政，将政务完全交给武则天处理，心中愤愤不平，暗下议论此事，谁知此事传到武则天的耳里，郑方迕等几位大臣在武则天心目中成了印象很深的有成见之臣了。高宗李治病死，由李显即位，为中宗。中宗即位后，一切政事仍由皇太后武则天定夺。后因中宗要为岳父提官，宰相不允，说了一句气话，武则天就借机将中宗废掉，立李旦为皇帝，即睿宗。武则天连连废立，就是为了一步步清除唐室子孙，最后见时机成熟，就断然废掉睿宗，自立为帝。此时郑方迕实在忍不住了，公然表示反对，直言指责武则天，不该这样做，有悖天理。武则天一看，又是那个郑方迕！当殿不敢公开发作，背后刚要整理其所谓的罪状，郑方迕曰：“堂堂男子，胡为屈身于女主之座下！”愤然辞职回乡。

在郑方迕弃职还乡的首举下，不久，功臣之子徐敬业起兵十万，反对武则天临朝掌政。再过不久，太宗之孙李冲及其父李贞也起义响应。这些接连不断的起义，使武则天迁怒于郑方迕身上，认为是他第一个起的头，才导致了连锁起兵。当她知道郑方迕是闽中莆田西部浔阳一带偏僻山区人，尤其听说唐宗室中一位高祖李渊第二十子的子孙李廷芝逃到闽中，定居莆田西部附近的凤山地方，忽然又想起了朝中许多大臣都是那个地方的人氏，如金鲤、郑积、史宾，还有那些曾议讽过她名字的白金、詹万钟等人。她越想越不安，她觉得，山高皇帝远。浔阳一带地方虽是属莆田管辖，但地处偏远山区，鞭长莫及。此地有这么多人才，如果不管理好，今后必将出乱子。为此，武则天为加强对浔阳一带地方的管理和统治，于唐圣历二年，析莆田县地西半部设置了清源县。”

黄先生所举证的历史事实是否符实，有待继续考证。不过，黄永聪先生只探讨了唐圣历二年为何在莆田西部设县问题，至于当时县名为何称为“清源”的问题，却是只字未提，本文就事论事来探讨此一问题。

笔者认为，若是黄先生举证符实，“清源”一词显然是来源于“正本清源”之义。《辞海》一书对“正本清源”一词及其出典的阐述是：“从根本上加以整顿清理。《晋书·武帝纪》：‘思与天下大事式明王度，正本清源。’”此种解释，正符合当时武则天的加强管理之意，而此种的县名确定，乃属地学文化中的出于政治因素来历的取名方式，此是仙游县初名“清源”来历之一说。若是黄先生的举证不符历史事实，则笔者认为“清源”的定名有可能是出于地理环境原因的取名方式。因为莆田县名乃是出于地理原因而定名的，早在秦汉时期，莆田南北洋一带的平原仍在海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壳上升，海水远退，莆田一带平原才“始则沙洲绵亘，星罗棋布”。因海水长期的浸渍与浸淫，莆田的平原土地之中滞留了大量的盐碱卤渍，故此本地只繁生了一些耐盐碱的蒲草，而难于栽种任何作物庄稼。当时因满田遍野尽是一望无际的蒲草，置县之时便称为“蒲田”，后改为“莆田”。此外，福建闽清县名也是依据溪流的地理原因而定名的，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记道：“梅溪县西五里，源出永福县山中，东北流，经县西，又北入建江。江水浊而溪水独清，故县以闽清为名。”横贯莆田东西向的木兰溪发源地在当时的莆田西部，木兰溪从莆田阔口地方入海，在入海的地方，清澈的溪水与浑浊的海水相汇处泾渭分明。相对莆田入海处两种清浊的水源而言，木兰溪上游的莆田西部地方可算是“清源”了，为此析县后县名取为“清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种以地理环境方式取名正好与莆田和闽清二县的取名方式相一致，这应算是“清源”县名来历之又一说。

总之，唐时的仙游县名，无论是初名或改名，都存在着明显的特定时期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现象。